張本智和戰勝王楚欽，獲WTT橫濱冠軍賽男單冠軍
2025-10-24 04:03 6,921次浏览成都8月9日電 題：成都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 ——專訪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趙曉俐 記者 賀劭清 8月9日，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開賽，有著數千年歷史的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項目登上世運會賽場。 而與龍舟同一時間、同一水域進行比賽的，是發源於西方的皮划艇馬拉松。 成都世運會皮划艇項目有何亮點？如何看待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進入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中國首位女子皮划艇世界冠軍、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趙曉俐接受「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2025年8月9日上午，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開賽，千年龍舟首次作為正賽項目在成都興隆湖劈波斬浪。 記者 張浪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何為皮划艇運動？現代皮划艇運動起源於何時？ 趙曉俐：皮划艇運動是皮艇、划艇兩項運動的統稱。 皮划艇運動的源頭可追溯至原始社會的獨木舟。通常認為，皮艇起源於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所製作的一種小船；划艇則起源於加拿大，因此又稱為加拿大划艇。 觀眾區分皮艇與划艇最快的方法是看姿勢：划艇沒有舵，需要運動員單膝跪在船艙內，使用單葉槳控制方向；而皮艇需要運動員坐在艙內，用腳控制舵的方向，使用雙葉槳前進。 1867年，蘇格蘭探險家麥克格雷戈舉辦了首屆皮划艇比賽，被視為現代皮划艇運動的開端。 1924年，國際皮划艇聯合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成立。同年，皮划艇作為表演項目進入巴黎奧運會。1936年，在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運會上，皮划艇被列為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 國際皮划艇聯合會現有上百個協會會員。中國於1974年加入該聯合會。最初中國皮划艇運動主要在湖北開展。隨著中國體育發展，各種水上運動快速普及。如今僅中國西南內陸的成都就有超過10家水上運動俱樂部，每年有超過10萬人次在成都體驗皮划艇運動。 2024年6月5日，「藝術半壁—通惠河畔第四屆大運河文化節」在北京啟幕。作為文化節組成部分，2024年「京杭大運河」皮划艇馬拉松系列賽同時啟動。 記者 賈天勇 攝 記者：成都世運會皮划艇項目有何看點？ 趙曉俐：作為成都世運會34個大項之一，皮划艇項目包括皮划艇馬拉松、皮艇球、龍舟。 成都世運會的皮划艇馬拉松與皮艇球同屬於皮艇。成都世運會是皮划艇馬拉松第二次作為比賽項目亮相世運會。如果說普通皮划艇比賽類似田徑中的短跑，那麼皮划艇馬拉松就相當於長跑與障礙跑的結合。 皮划艇馬拉松包含水上航道和陸上跑道，參賽選手不僅要在水中競賽，還需扛著8公斤至12公斤的皮艇在陸地奔跑。陸地扛艇段需按既定路線完成，船艇不得拖行，對選手的水上技術、力量與耐力是雙重考驗，這也是該項目的最大看點。 皮艇球是結合划艇技術與球類技術的運動，比賽分上下半場，每隊5名場內球員，規定時間內進球多的一方獲勝。與皮划艇馬拉松、龍舟相比，皮艇球對抗強度更高，更凸顯團隊戰術。 龍舟曾作為表演項目亮相世運會賽場。在成都世運會，龍舟首次成為正賽項目。不同於民俗活動中可容納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龍舟，世運會的龍舟比賽為競技龍舟，參賽人數限定為8人或10人，保留鼓手和舵手，船型更小、材料更輕。 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設有6條賽道，比賽距離分別為200米、500米和2000米，採用男女混合參賽模式。參賽隊伍同時出發，以龍頭最先抵達終點的順序決定名次。相比皮划艇馬拉松與皮艇球，龍舟更側重集體協作與團隊精神。 2025年8月9日上午，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比賽現場。 記者 張浪 攝 記者：如何看待有著數千年歷史的龍舟首次成為世運會正賽項目？ 趙曉俐：龍舟源於中國戰國時期紀念屈原的民俗活動，是中華兒女共同的文化符號，蘊含著全人類推崇的團結與進取精神。 龍舟歷經千年而不衰。如今全球約有5000萬名龍舟愛好者，開展龍舟運動的國家和地區超90個。今年端午節，美國、英國、巴西、阿根廷、泰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都舉辦了龍舟活動。 世運會是非奧項目最高水平的國際綜合性運動會，一項運動要成為其正式比賽項目，需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開展。龍舟成為世運會正賽項目，既得益於其在全球的受歡迎程度，也因為這項古老運動所持續進行的現代競技轉型。 此前，龍舟曾作為表演項目登上世運會、亞運會及東京奧運會。本屆世運會的8人龍舟便是為現代競技設計，既保留龍舟運動特色，採用環保材料，又精簡人數，提升了賽事觀賞性與轉播適配性，滿足「年輕化」「可持續性」要求。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4日，加拿大多倫多中央島，第37屆多倫多國際龍舟節龍舟賽參賽隊伍在比賽中揮槳競渡。 記者 餘瑞冬 攝 記者：成都世運會，龍舟為何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 趙曉俐：賽艇是背對終點的競速項目，而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均為面向終點的競速運動。不同的是，皮划艇馬拉松分男子、女子組，龍舟則為混合組別，更強調性別平等參與。 成都世運會是全球首次在國際大賽中讓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同湖競渡，這並非偶然。成都世運會龍舟、皮划艇馬拉松的比賽場地位於興隆湖，興隆湖水深穩定、水質清澈、流速平緩，完全符合兩項賽事的比賽標準。 同時，龍舟、皮划艇馬拉松共享賽事設施與保障體系，高效利用同一水域的辦賽窗口期，體現了節儉、低碳辦賽理念，優化了時間與人力配置。 2024年成都世運會龍舟、皮划艇馬拉松測試賽期間，國際皮划艇聯合會馬拉松委員會主席魯德·海瑟拉爾與龍舟委員會主席陸偉洪曾到場觀賽。二人認為，龍舟與皮划艇馬拉松同場競技，實現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水上對話，大幅增強了賽事觀賞性，能推動兩項運動更好地走向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趙曉俐。 受訪者供圖 趙曉俐，中國皮划艇世界冠軍、成都世運會龍舟項目國際裁判。1991年，在日本大阪舉行的亞洲錦標賽上，趙曉俐與隊友斬獲女子雙人皮艇500米和女子4人皮艇500米兩項冠軍，這是中國皮划艇運動員首次獲得亞洲冠軍。1992年，在匈牙利站皮划艇世界盃中，趙曉俐與隊友奪得女子4人皮划艇500米冠軍，這是中國女子運動員首次獲得皮划艇世界冠軍。
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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