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儲銀行交出2025年上半年「答卷」輕型化轉型加速 構建更穩健的多元收入格局
2025-11-06 23:57 6,637次浏览閱讀提示 入職時以為是做普通銷售，卻因公司涉嫌詐騙成為「從犯」；面試時宣稱「低門檻高回報」，實則暗藏違法陷阱……一些企業以高薪崗位誘騙求職者「入局」，導致勞動者在不知情或「半推半就」的情況下陷入「公司犯法，員工擔責」泥潭。專業人士建議，求職者增強法律意識，掌握「避坑」指南，識別「高危崗位」。 「公司被查，自己竟成了「從犯」。」不久前，小夏就職僅1個月的公司，因為涉嫌欺詐消費者，被有關部門「一鍋端」。作為前員工，她也因涉嫌詐騙罪被判緩刑，留下案底。 入職時以為只是做普通銷售，卻因公司涉嫌詐騙成為「從犯」；面試時宣稱「低門檻高回報」，實則暗藏違法陷阱……小夏的遭遇並非個例。一些企業以高薪崗位誘騙求職者參與非法業務，導致勞動者在不知情或「半推半就」的情況下陷入「公司犯法，員工擔責」泥潭。 「不知情」就能免責嗎？員工是否擔責的判罰關鍵是什麼？求職者該如何「避坑」？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 公司被查，員工成「從犯」 2024年7月，小夏線上接觸到了一家主營國學業務的公司，面試兩次後，被錄用。工作內容聽上去與違法犯罪毫不沾邊——線上給客戶答疑，根據對方膚質推薦護膚品。 記者採訪獲悉，打著國學幌子，利用人們對健康、外貌的重視心理，推銷保健品、化妝品，是這類公司的常見套路。 僅僅在公司工作了1個月，小夏就感覺到「不對勁」——每周開會時，組長會對業績墊底的員工大加批評，還要求大家集體喊口號。入職1個月，她就提出了離職。 然而，半年後，小夏卻收到了公安機關的電話，稱她涉嫌詐騙罪，需要立刻到案自首。第一次接到電話，小夏還以為是騙子，本打算置之不理。直到眾多前同事也表示收到了類似通知，她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 到案後，小夏得知，她此前向客戶推薦的「一對一配比」的高端護膚品，其實是偽劣產品。老闆甚至還成立了空頭公司，用來轉移資金。 作為新員工，小夏在第1個月拿到了約3500元工資，業績倒數。法院考慮其較低的「涉案金額」，屬於「從犯」，最終判決「緩刑」。 小夏的遭遇在社交媒體引發共鳴。從事保健品銷售、教育培訓等職業的勞動者，也現身說法，訴說自己身為普通員工，因不慎加入涉嫌犯罪的公司，結果面臨刑罰的遭遇。 記者採訪發現，這些「踩坑」的勞動者以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居多，有的甚至還是在校大學生，往往被低門檻、高薪資的虛假招聘廣告吸引，主動聯繫「入局」。 此前，在河南省滑縣人民法院審結的多起網絡詐騙案中，有多名剛畢業大學生及在校大學生因為「高薪兼職」，淪為詐騙團夥「幫兇」被判刑。 是否有直接責任是判罰關鍵 重慶市人大代表、合眾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魯磊表示，常能在法庭上聽到法官、檢察官這樣提問嫌疑人：你怎麼可能不知道公司的業務有問題？ 魯磊坦言，在一些新產業、新領域，企業的經營、盈利模式變化很快，一些經營手段確實具有迷惑性、隱蔽性，導致勞動者無法識別其中隱藏的違法犯罪風險。 不過，勞動者對公司的違法犯罪行為是否知情，在很多時候並不對案件判罰起決定性作用。 「由於一般員工都會或多或少地參與公司運營，因此區分是否有直接責任是認定是否有罪的關鍵。」北京德恆重慶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建分析說，公司犯法，員工是否會被牽連，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員工在違法行為中的角色、知情程度、參與程度以及是否履行了相應的義務。一般而言，職位越高、入職時間越久，對犯罪活動提供的幫助越大，量刑就會相對更重。 多位受訪者都提到，建議加強對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與整治。 記者注意到，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面向社會公開徵集人力資源服務領域涉嫌違法違規行為線索。其中就包括發布虛假招聘信息侵害求職者權益，誘騙求職者從事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違法犯罪活動等內容。 「一些勞務中介的「遊擊戰」策略極具迷惑性，他們往往短期租賃辦公室，收取費用後立即註銷營業執照。」重慶市渝中區市場監管局紀委副書記張載榮坦言，「等我們接到投訴上門，往往只剩空殼公司。」 司法實踐中，勞動者一旦被追究刑責，也就意味著留下了案底。 魯磊表示，為了讓輕罪人員經過社會矯正後，以「乾淨的檔案」重新回到社會，重新走上崗位，今年以來，全國多地開始試點成人輕罪封存制度——部分犯罪人在符合條件後，法院依職權或經申請，將其犯罪記錄封存。被封存後，本人可順利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或沒有犯罪記錄記載的「信用代證」。這一制度或將幫助輕罪人員及親屬獲得人生「重啟」機會。 求職「避坑」指南，請收好 採訪中，重慶工商大學新聞文學院教授朱東給出了一份畢業生求職「避坑」指南。 他建議，畢業生在求職前對公司背景進行充分調查，查明企業涉訴記錄、股東資質等關鍵信息，特別要警惕資金盤推廣、跨境結算等「高危崗位」。同時，注意留存勞動合同、工作記錄、工資流水等證據，一旦發現公司業務異常，立即提出書面質疑，並保留證據。 此前，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曾發表文章《求職警示錄》，對不法公司的常見手段進行總結。 文中指出，這類企業首先會拋出「低門檻高薪」誘惑，以「無經驗要求」「輕鬆賺錢」「抓住時代紅利」等為噱頭。同時，偽裝正規公司，偽造營業執照，甚至籤訂「勞動合同」迷惑員工。接著，企業會誘導員工實施「溫水煮青蛙式」犯罪。比如，初期安排簡單工作，如客服、答疑崗位，隨後逐步誘導其參與詐騙環節，並運用提成激勵誘使勞動者深陷其中。 該中級人民法院同時提醒求職者，明知他人實施偽造身份、虛構效果等詐騙行為，仍提供幫助，即構成共同犯罪，「法律不會因「不懂法」或「被蒙蔽」而免除責任」。 李建進一步建議，求職者應增強法律意識，明確自身責任和義務，無論是求職前還是入職後，都要判斷公司業務是否合法合規，即使是單純提供技術支持的公司，也要留意其業務是否涉嫌違法。一旦發現公司涉嫌犯罪，應儘早辭職並向當地派出所反映情況，員工主動報案可以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入庫參考案例《吳某慧、陳某強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為實施誹謗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行為定性。 基本案情 被害人朱某系江蘇省某中學教師，被告人吳某慧系朱某的親屬。吳某慧在與朱某發生矛盾後多次向被告人陳某強提及此事，陳某強提出可以通過獲取朱某個人信息並在網上發負面帖子抹黑朱某。吳某慧遂向陳某強提供了朱某妻子的身份證信息，以便查詢朱某的個人信息。2020年5月，陳某強以人民幣13150元(幣種下同)的價格向被告人陳某購買包含朱某及陳某強前女友楊某等人的住宿記錄、民航、鐵路購票記錄等信息1442條。其中涉及朱某、楊某的住宿記錄、民航、鐵路行程信息299條，其他與朱某、楊某等人具有時空交叉關聯人員一般身份信息1143條。 後被告人陳某強將獲取的信息發給被告人吳某慧，吳某慧從中挑選了部分與朱某同一時間段入住同一酒店的女性人員信息(涉及在該中學就讀、高考在即的一高三女學生等共計20餘人)，用於撰寫帖文，後由陳某強修改帖文並支付費用交由專門發負面帖子的鄧某等人(另案處理)，將詆毀朱某的不實帖文以多個吸引流量的誇張標題在知名網絡發布。帖子發布後在上述網站迅速擴散，閱讀、轉發及跟帖回復人數總計超過200萬。後教育主管部門至江蘇省某中學調查此事，該中學在校學生也紛紛向老師詢問相關事件，學校專門對帖子涉及的即將參加高考的高三女生等安排了心理輔導，朱某的教學和生活均受到較大的困擾。 其間，同案被告人陳某、湯某良、丁某沙等購買並在微信朋友圈發布買賣個人信息的消息，買賣上述包含被害人朱某、楊某等信息在內的公民個人信息共計1739條，售價從8870元至19350元不等。 案發後，被害人朱某等人沒有就誹謗罪提起刑事自訴。 江蘇省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法院於2021年2月1日作出(2020)蘇0508刑714號刑事判決： 一、被告人吳某慧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二千元。 二、被告人陳某強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二千元。(其他被告人判項略) 宣判後，同案被告人丁某沙提出上訴，後申請撤回上訴。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21年5月24日作出(2021)蘇05刑終267號刑事裁定：準許上訴人丁某沙撤回上訴。 裁判理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款、第三款規定：「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7〕10號，以下簡稱《解釋》)第五條第一款在列舉「情節嚴重」的具體認定情形外，還在第十項設置「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的兜底項。對此，可以綜合行為人非法獲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主觀動機、獲取方式、具體用途、造成的危害等情節予以考量。對於所涉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與其他列明的情形相當的，可以認定為「情節嚴重」。 本案中，被告人吳某慧，陳某強非法獲取他人的公民個人信息後，撰寫詆毀他人的內容在網絡上發帖，閱讀、轉發及跟帖回復人數總計超過200萬，給朱某的工作、生活及其所任職學校造成嚴重不良影響。吳某慧，陳某強的行為雖不符合《解釋》第五條第一款規定的九類具體入罪標準，但綜合考量二被告人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動機、信息類型和數量、造成的危害等情節，可以認定其行為的危害性與《解釋》第五條第一款第二項所規定的「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利用公民個人信息實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情形具有相當性，綜合考量信息類型和數量、造成的危害等，可以認定為「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故吳某慧，陳某強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裁判要旨 對於通過網絡「開盒」等方式公開曝光他人個人信息，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 對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7〕10號)第五條第一款第十項規定的「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可以結合行為人非法獲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主觀動機、獲取方式、具體用途、造成的危害等情節予以考量，綜合判斷其社會危害性。對於所涉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與其他列明的情形相當的，可以認定為「情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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