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遭槍擊兩個月後 哥倫比亞總統選舉參選人去世
2025-10-24 12:26 5,546次浏览盡顯愛國之心的畫作，長逾7米的書法手卷，離世前最後一封家書……與豐子愷相關的多件難得一見的展品，將匯聚於今起亮相程十髮美術館的「人生短、藝術長——豐子愷藝術展」。 今年是豐子愷逝世50周年，他的創作，是藝術大眾化和生活化的典範。很多人或許並不知道，這位為大眾熟悉並喜愛的藝術大師，是上海中國畫院首任院長，還是一位書法家、翻譯家、散文家和教育家。上海中國畫院與豐子愷研究會聯合主辦的這次展覽，是近年來全國最大規模豐子愷展，精心遴選豐子愷書畫作品、重要文獻資料近200件，啟引觀眾再讀他的藝術及其精神世界。 自成一派的漫畫，探索中國畫的現代轉型「豐子愷藝術所表達的大愛與真情，恆久綿長，值得人們銘記。」此次展覽策展人、中國美術館研究部主任裔萼感嘆。踱步於展廳，觀眾很難不被豐子愷眾多天真爛漫、溫暖人心的畫作所感染。例如，坐在窗邊、給布娃娃興致勃勃縫著小衣衫的女孩，被畫成了《小母親》；屋外挨個搬著小板凳、將它們排成列的小男孩，被畫成了《螞蟻搬家》；《夜花深處一燈歸》是雋永的剪影，聚焦夜色中提燈行走的兩姐妹；《梁上燕》以憑欄望向遠方落花、飛燕的女子背影，予人無盡遐想…… 豐子愷《小母親》「眾所周知，豐子愷是中國現代漫畫的開創者。事實上，他還是中國畫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傑出代表。從這一層來說，他是上海中國畫院實至名歸的首任院長。」裔萼指出，豐子愷的漫畫，本身就是現代中國畫、簡筆水墨畫，完全符合中國畫的以書入畫、詩畫相融、強調畫外之意韻外之致的寫意傳統。有別於古代文人畫的出世、野逸，他的畫作表現的都是日常瑣事，儼然用畫筆寫日記，以少勝多，通俗易懂，但同時又蘊含詩意、諧趣與哲理。這樣的畫，在中國現代繪畫史上獨樹一幟、自成一派。 豐子愷《夜花深處一燈歸》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之後，豐子愷以飽含激情之筆歌頌祖國、歌頌人民，創作了不在少數的作品。現身展覽的《慶千秋》，是他1959年為慶賀新中國十歲生日而畫的，寥寥數筆勾勒出國泰民安，畫面遠景綻放的簇簇煙花令人印象深刻。《飲水思源》創作於1961年9月他隨上海政協參觀團訪問瑞金革命根據地後的歸途中，只見掩映在大樹下的那口「紅井」，成為一種精神象徵。 豐子愷《飲水思源》多樣化的藝術才能，呈現全面的豐子愷「一提豐子愷，很多人想到就是他的繪畫，以至於他的繪畫鋒芒掩蓋了其他藝術才能。而這次展覽力圖更全面、更充分、更多元地反映一個跨界的豐子愷。」豐子愷之孫、豐子愷研究會會長豐羽告訴記者。一批書法作品難得集結，讓人們感受到豐子愷的書法面貌。豐子愷寫字，偏好向左微微傾斜，筆筆中鋒，特色鮮明，整體給人以古樸厚重、逸趣橫生之感。三件長長的手卷此次均為首次亮相上海，洋洋灑灑書有眾多詩詞，有一卷甚至長達7.62米。豐羽透露，手卷書寫的，既有《古詩十九首》、陶淵明《桃花源記》、溫庭筠《菩薩蠻》等經典作品，也有豐子愷自己填的詞，「這些都是他寫給子女，要求他們能夠背誦的，從中可見他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功底」。 豐子愷手卷22本泛黃的舊書，布滿一整面展牆，這些都是豐子愷的經典著作，打開他的博學。除了《子愷漫畫選》《簡明圖畫講義》等美術類著作，一批音樂類著作頗為引人注目，如《音樂的常識》《世界大音樂家與名曲》等。原來，豐子愷還是音樂理論家、音樂教育家。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他就開始翻譯音樂著述，此後編寫的普及讀物《音樂入門》曾先後再版30多次。豐子愷最後一封家書豐子愷的家庭文化教育，則由不少現身展覽的家書得以呈現。他的最後一封家書寫於1975年7月29日，此後沒兩天就住進了醫院，直至9月15日去世。在信中，豐子愷告訴身在遠方的小兒子，自己每天還能抽一包半香菸，喝一斤黃酒，叫他不要擔心，樂觀的情緒躍然紙上。「這是寫給我父親豐新枚的，用的是中國古代文人最傳統的書寫方式，以毛筆寫在宣紙上，由上到下，由右到左，還蓋了章。」豐羽說。 豐子愷用過的書桌、硯臺等舊物展覽將持續至9月7日。展期內，館方策劃了一系列形式多樣的公教活動，幫助大眾更好地讀懂豐子愷，並且圍繞展覽開發了多款文創產品，希望將豐子愷的藝術之美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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