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8月10日電(張煜歡)隨著中國老齡化進程加速,心血管疾病防控形勢愈發嚴峻。心臟瓣膜疾病作為中國繼冠心病、高血壓之後的第三大心血管疾病,發病率也逐年攀升,成為老齡化趨勢中突出的健康問題,心臟瓣膜疾病也是老年人心力衰竭和猝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心臟是保證全身血液供應的重要器官,瓣膜就是控制血液單向流動的關鍵『閥門』,每天要開合超過十萬次。」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心內科主任傅國勝說,這種持續數十年的機械性勞損,疊加年齡增長帶來的鈣鹽沉積,會導致瓣膜逐漸增厚、變硬、失去彈性。 專家團隊在手術中。受訪者供圖 「其中最常見、臨床危害最大的就是主動脈瓣疾病,它主要表現為狹窄,就是門打不開,或者關閉不全,也就是門關不攏。這類疾病的發生發展跟年齡密切相關。」傅國勝說。 然而由於瓣膜疾病進展緩慢且隱匿,症狀無特異性,且公眾對疾病及療法認知不足,導致誤診漏診率較大,檢出較晚。尤其在高齡患者中,因其常表現為虛弱乏力,往往會被患者本人、家屬甚至醫務人員誤認為是自然衰老的結果,從而錯過了最佳的診斷與治療時機。數據顯示,大多數心臟瓣膜疾病患者通常在出現嚴重心臟功能不全後才就診,總體手術幹預率僅為37.3%。 傅國勝解釋稱,主動脈瓣狹窄患者,臨床主要表現為活動耐力下降、胸悶氣急,隨著病情發展,患者可能夜間無法平臥、輕微活動即感胸悶氣促,甚至突發暈厥或心絞痛,生命隨時可能受到威脅。「因此,如果患者一旦確診重度主動脈瓣狹窄,都要儘快地把『門』換掉,如果拖太久才做手術,治療預後也會受到影響。」 目前,心臟瓣膜病的治療會根據患者的年齡、基礎體質、預期壽命和患者意願等情況,綜合運用藥物、外科手術、介入手術等方法來治療。其中,手術治療依然是心臟瓣膜病最有效的治療方式之一。不過傳統外科手術需要開胸並在體外循環的支持下進行,創傷較大、術後恢復時間較長等問題給老年患者及體質較弱者帶來了較大的挑戰。 「對主動脈瓣狹窄患者,現在有一種新的介入技術,可以通過微創的方法,通過導管把主動脈瓣植入到壞的瓣膜當中去,來替代已經壞掉的瓣膜。患者完成手術以後,最快六小時就可以下床,大部分患者兩三天就可以出院。」傅國勝強調,「相比外科手術,微創介入也更安全,對患者生活質量的改善也更顯著。」 「之前聽說換人工瓣膜費用很高,要二十來萬,我們根本不敢想手術的事。現在報銷比例高了,可以省下來十幾萬,心理負擔也輕了不少。」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心內科病房,剛完成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TAVR)的82歲患者許大爺(化名)說道。 據悉,從今年5月起,浙江省取消了人工瓣膜等4類醫用耗材醫保支付最高限額3萬元的標準,按基本醫療保險規定支付。 在浙江醫保新政落地百天之際,已有不少像許大爺這樣的心臟瓣膜疾病患者體會到醫保政策調整帶來的切實利好。傅國勝認為,醫保政策的適時調整,能讓更多創新技術真正惠及普通百姓,為更多患者帶來了延長生存時間、改善生活質量的希望。(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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