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高校攜手成立南亞東南亞國際中文教育聯盟
2025-11-08 17:31 7,197次浏览夏日的杭州白馬湖畔，綠樹蔥鬱，蟬鳴陣陣。這裡有一座特別的「村子」——中國網絡作家村。推開展廳大門，《開端》《萌妻食神》《天聖令》等一排網文圈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封面率先與客人見面，它們都出自這個村「村民」的手筆。 這裡是浙江網文產業的大本營。自2017年成立以來，中國網絡作家村已匯聚唐家三少、南派三叔、蔣勝男等325位頂尖作家，孵化出300餘部網絡文學代表作。 浙江文化建設「八項工程」實施20年，類似的文化產業發展案例不在少數。2023年，浙江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從3.2%增長至7.2%，文化的力量正通過產業方式聚能增效，成為之江大地上奔湧的經濟活水。 文化產業「出海」 90後作家王譽蓉是中國網絡作家村「村民」之一。她創作的《愛情已到，請籤收》《華妃墓》《上元歡》等暢銷作品不僅全網點擊破百億，部分作品還有望在海外發行。 作為全國首個「國字號」網絡文學產業平臺，中國網絡作家村提供「網絡文學IP直通車」服務，在作品創作、項目孵化、宣傳推廣、版權交易、作品改編、影視動漫遊戲衍生開發等環節提供一站式服務。中國網絡作家村運營總經理沈榮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作家村的核心使命是挖掘好作者、構建好平臺，讓作品轉化為產品，讓作家成為企業家。」 說起浙江文化產業，橫店是金字招牌。橫店位於浙江東陽，既無山水之奇，也無交通之便，更無文化之勝。近30年光影逐夢，靠著敢想敢幹，「無中生有」一座「東方好萊塢」。 很多人好奇，為什麼是橫店？答案是：宏大的基地、完整的配套和真正懂影視的政府。 2004年4月，全國首個國家級影視產業實驗區——浙江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正式掛牌，率先從財政、金融、人才、土地等方面對入區影視企業進行專項扶持。 導演只要帶幾個主演，群演、服化道、吃住等配套完全可以在橫店解決，真正實現「拿著劇本來，帶著片子走」。 來自全國甚至海外的大量群眾演員，是橫店的「生力軍」。2016年，浙江省文聯、浙江省委宣傳部等部門聯合發布《關於扶持「橫漂」發展的若干意見》。如今，所有懷著夢想來的「橫漂」到達橫店，第一站是去演員公會註冊，從而獲得生產安全、群演工傷保險、未成年演藝人員權益保護、群眾演員職稱評定等支持。東陽市還成立全國首個影視業法治中心，重拳打擊偷拍代拍、盜版侵權等影視行業發展亂象。 近年來，橫店投資30億元，建成29個高科技攝影棚，其中一座是全球最大的單體攝影棚。依靠虛擬拍攝技術，可以實現「後期前置」，提高拍攝效率，能為劇組減少近40%的製作周期，節約50%左右的製作成本。 在「影視出海」上，東陽市也積極發揮優勢、先行先試，走在了全國前列。如今，「橫產」影視作品已遠銷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2024年，橫店影視文化產業集聚區銷售收入達165.19億元，相較20年前，增長了445倍。 橫店的成功並非個例。浙江省持續推動文化產業促進工程走深走實，歷年入選「全國文化企業30強」數量穩居前列，全省規上民營文化企業達5900多家，佔全部規上文化企業數量的87%。 近年來，浙江省著力推動網文、網劇、網遊，文化「新三樣」出海。2025年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更明確提出，支持優秀文化走出去，推動國潮精品、影視出版、文創動漫等優質產品出海。 在浙江紹興上虞的曹娥江畔，與城區隔江相望的e遊小鎮正匯聚起以遊戲、動漫為主的諸多文化產業公司，盛趣遊戲就是其中之一。 盛趣遊戲的前身是中國網路遊戲行業的開創者盛大遊戲，多年來推出《熱血傳奇》《傳奇世界》《龍之谷》等多個經典遊戲IP。「如今我們正致力於經典IP的再造工作。」盛趣遊戲公共事務副總裁王振勇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公司正在整合博物館資源，希望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互動體驗，「我們還計劃與e遊小鎮一起打造遊戲出海平臺，讓更多帶著中國基因的好玩遊戲走出去」。 文化賦能文旅產業，「叫好叫座」 哨聲、鼓聲、加油聲……2025年7月29日晚，第三屆西施「村BA」總決賽在浙江省諸暨市西施籃球中心打響。 應店街鎮仕坂塢村球員與陶朱街道三都社區球員互不相讓。伴隨著每次投籃，一陣陣助威的聲浪從觀眾席中傳來。球場上的火熱還延伸到球場外諸暨旅遊市場的火爆。 歷經兩屆培育，這個草根賽事已成為現象級IP，不僅吸引了大批年輕人回鄉參賽，還成為諸暨城鄉振興、文旅融合的重要窗口。依託賽事創新打造的「超級周末」，讓遊客實現了白天遊玩、晚上看賽，把「村BA」的流量變為實實在在的銷量。 浙江文化建設「八項工程」實施20年以來，特色文化活動正在浙江鄉村不斷湧現，吸引眼球的，不僅有「村BA」，還有村晚、村越(越劇——記者注)。 每到年底，麗水市慶元縣月山村的村晚都會吸引不少遊客。舞臺亮起，鼓聲奏響，村民自編、自導、自演的節目總能讓遊客眼前一亮。「最大的感受就是老中青三代共同來享受這臺晚會，鄉土文化和流行文化碰撞與融合。」一位外地的遊客看完演出說。 據了解，目前麗水市1662個景區村已開展村晚運營探索，著手建立遊客點單、公司派單、村民接單、社會評單的市場化運作體系，每年實現「村晚紅利」15億元以上。慶元縣月山村的鄉村春晚還被寫進中央一號文件，成為鄉村振興的文化標配。 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深刻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們稱之為構成綜合競爭力的文化軟實力，總是『潤物細無聲』地融入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中，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導航燈』、社會和諧的『黏合劑』。」 浙江文化建設「八項工程」實施20年以來，在文化的加持下，旅遊產業不斷發展。如今，浙江省擁有國家級旅遊度假區、旅遊休閒街區、全域旅遊示範區、世界最佳旅遊鄉村等數量居全國前列。 文化人才為產業提供動能 最近，為了迎接即將舉行的第十六屆浙江省戲劇大賽，鮑陳熱和她的同事一直在「備戰」。 「我們在台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館還開展了常態化駐場演出，每個雙休日都會開展免費公開展演。」鮑陳熱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2005年，停演近30年的台州亂彈以「民辦公助」的方式重新組建劇團。剛畢業的鮑陳熱在老師的鼓勵下加入該劇團，之後入選浙江省宣傳文化系統多個人才項目。 歷經多年發展，台州亂彈重新煥發光彩。由鮑陳熱領銜主演的原創劇目《戚繼光》《我的大陳島》《我的芳林村》《追星者》先後4次獻演國家大劇院、8次出國演出。今年她在第32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終評中成功摘得梅花獎。 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離不開文化人才隊伍的建設。浙江持之以恆推進文化人才工程，實施高層次領軍人才「文杰行動」、青年人才「文新行動」、人才生態涵養「文優行動」，全省入選省級以上人才項目的文化人才共1000餘人次，累計支持培育「六新」青年文化人才培養項目等各類青年文化人才5300餘人，並湧現出許江、麥家、茅威濤等一大批文化界優秀人才，形成了高水平文化人才嚮往浙江、集聚浙江的新局面。 7月31日，2025年「新松人才」浙江省青年戲曲演員大賽在杭州結束。令人振奮的是，多位初露鋒芒的00後新銳演員憑著紮實的功底躋身決賽，展現了浙江戲曲藝術薪火相傳、後繼有人的蓬勃生機。 20年來，浙江積極實施「文化陣地」工程。各地也積極探索基層文化隊伍建設的新路徑新方法，湧現出了定向委託培訓鄉鎮文化員、嘉興的文化「兩員」制(文化下派員、文化專職管理員)、蕭山的「文化管家」等一批基層文化隊伍建設的創新經驗。 2025年7月28日，浙江省委書記王浩在文化建設「八項工程」實施20年省委座談會上說：「20年來我們牢記『把文化的力量融入於經濟發展之中』的殷殷囑託，持之以恆推進文化產業促進工程，加快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品牌化發展，推進文化與科技、旅遊等深度融合，形成了文化全面融入賦能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寶光 蔣雨彤來源：中國青年報
「抓我當天就得放」，對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做到「寬容不縱容」？ 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牽動著全社會的關注。近年來，每當低齡、惡性、暴力犯罪出現，關於「法律該不該嚴懲罪錯少年？」「未成年人保護原則與打擊犯罪的刑罰目標該如何權衡？」等一系列公共討論，總能掀起一輪又一輪的輿論聲浪。 這背後透視出，社會大眾對少年司法的根本理念還未能達成。就連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也是在經歷了懷疑的迷霧後，才獲得了內心的確認。 少年搶劫： 並非缺錢 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秦碩接手的第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高中生佳佳(化名)進入一所大學校園裡持刀搶劫。在起訴前，佳佳已被取保候審。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卻因為未成年人身份而即將採取相對溫和的強制措施，新任少年法庭法官秦碩對此持懷疑態度。 在成為少年法庭法官之前，秦碩已經有了十多年的刑事審判經驗，對於嚴重的暴力性犯罪，在量刑時必須嚴格把控從輕、減輕的量刑幅度。然而，看見這個持刀搶劫的少年後，秦碩困惑了。 秦碩回憶起與佳佳見面時的場景：「他一進來，白襯衫、淺色牛仔褲、白運動鞋，高高瘦瘦。當時你就會發現，這是個搶劫犯？這不可能，他能搶誰？」 17歲的佳佳如實供述了自己搶劫的行為。佳佳說，他搶劫不是因為缺錢，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有一天佳佳回家正在看電視。媽媽對他說：「別看了，馬上高考了。高考完你就18歲了，18歲以後沒人養你，你得靠自己。」 就因為這句話，當天晚上，佳佳從家裡廚房拿了把刀，找到離他家最近的一所大學，在樹蔭裡等著。有個大學生路過，他拿著刀走過去說：「你給我200元錢，把手機留下。」他說，自己想證明給媽媽看，不好好學習也能活著。他還認為，只要不傷害對方，就不構成犯罪。 佳佳的犯罪動機乍聽上去令人哭笑不得，但與公眾直覺相反，在專業人士的眼中，可以從中讀出未成年人犯罪有別於成年人犯罪、應該予以特殊處置的內在邏輯。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少年司法專委會主任宋英輝分析，這正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不計後果，用很極端的手段。 未成年人正處於一個充滿變化和成長的階段，他們不僅尚未成熟、自控力較弱，而且其行為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宋英輝：未成年人司法更多考慮的是，未成年人未來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的人。 宋英輝對比了多個國家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若以成年人的刑罰標準來處理未成年人，並以增進公共安全為目的，將他們送入監獄進行改造，通常會導致他們出獄後的再犯率與預期相悖。 正因如此，我國刑事領域對待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秉承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讓罪錯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矯治，回歸社會，不再危害社會，是減少被害人和對社會公共利益最好的保護，也是少年法庭對待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理念。 在秦碩的回憶中，她本是抱著將持刀搶劫少年收監的想法出發，卻在深入調查了解時發現，在老師和同學們的評價中，佳佳不僅從來沒有劣跡行為，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甚至幾名受害大學生了解了前因後果，都寫了聯名信，希望秦碩能從輕處罰這個小朋友，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何「寬容而不縱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蔡金芳講述，未成年犯罪有一個特點，好多人屬於二進宮、三進宮，重複犯罪，他們當時出現一種趨勢就是犯罪低齡化、手段成人化。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長寧法院的法官感覺到，如果和以往一樣，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年人一樣的話，可能不利於根治未成年人犯罪。 1984年10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與兩位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分離，探索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理方式，注重犯罪原因的調查和教育疏導。這一改革，標誌著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的誕生。 緊隨其後，全國各地少年法庭、少年審判機構探索啟航。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也是探索的先行者。 區別於成人法庭威嚴的壓迫感，海澱法院少年法庭的U型法臺讓法官、公訴人、辯護人等圍坐在U型內部，未成年被告人坐在U型開口的一側，形成一種環抱的姿態。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沿用至今的變形法臺，也是「圓桌審判」方式的起源，如今已發展為全國推廣的標準。 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在觸法涉罪未成年人中，一旦我們清楚了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動機，社會公眾通常能夠理解為何法律要對他們網開一面。然而，同樣可不忽視的是，那些雖然佔比不高，但性質極為惡劣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往往引發公眾對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效力的質疑。 最高人民法院通報，2021至2024年，審結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殺人、重傷害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齡在12至13歲之間，被依法判處10至15年有期徒刑。2024年底，人民法院對未滿十四周歲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屍案主犯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刑。 「訓誡幫教」 能否攔住滑向犯罪的「熊孩子」？ 17歲的子奇(化名)，因在某飯店打架鬥毆，造成人員傷害被警方抓獲。 子奇是未成年人，且監護人不在北京，按照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執法流程，在來的路上，司法社工雷曉桐已做好準備，從子奇被帶進辦案中心開始，作為合適成年人，以臨時監護人角色，全流程陪同他完成案件辦理。 根據民警的前期調查和現場視頻監控記錄，子奇的行為已經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但他拒不承認打傷了人，還覺得自己被抓實在冤枉。 按照分級幹預的行為劃分，子奇輟學、飲酒的行為已經越過了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毆打他人已經升級到了違法的階段。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子奇的違法行為較輕，不用執行拘留措施。 看著子奇在審訊室裡不以為然，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未成年人案件審查中隊原中隊長李洋和同事們知道這個孩子並未意識到，他距離犯罪觸刑僅一步之遙。 子奇在審訊室呈現出的心態並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很普遍。與成年人案件辦理時需要更多展現出法律的威嚴不同，這些專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民警在審訊時，以「不施壓、不逼問、不強攻，重交流、重感化、重疏導」作為工作要求。而觸法涉罪少年們通常有他們的應對。 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開啟「訓誡幫教」試點，目標人群正是那些因不予處罰、肆無忌憚、反覆出現在公安執法視線中的問題少年。 子奇的案件走完不予處罰流程後，在這個專門設置的訓誡室裡，由司法社工陪同，民警對他進行了專門的訓誡教育，強調法律的嚴肅性。 這個被稱為「犯罪臨界預防機制」的訓誡措施，探索之初，只針對治安不予處罰的未成年人進行，如今，已經涵蓋所有未成年人觸法不予處罰的案件。訓誡，只是制度第一環節，被訓誡的未成年人將在司法社工的陪伴下，度過一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的幫教期。 李洋從事少年警務工作八年時間，因與太多「熊孩子」打交道，他的個人氣質都已經從「金剛怒目」轉化為「菩薩低眉」，有時候還多愁善感起來。 李洋：實際上我們現在最頭疼是14到16周歲的未成年人，這些人不觸及「八大罪」，也就是說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他會利用自己未成年人身份去逃脫自己的罪責，會把自己罪責推到別人身上。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僅在實施特定嚴重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八大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 小敏(化名)第一次坐在審訊室李洋的對面時，年僅15歲，但她此前在各個區縣留下尋釁滋事、毆打他人的治安類違法前科多達20餘次。 李洋說，小敏自己很清楚，跟他說「我知道在14到16周歲，只要不觸犯『八大罪』，你們抓我當天就得放。」有一次李洋在抓獲她的時候，告訴她這個罪就叫搶劫，已經觸犯「八大罪」之一了，小敏說這叫尋釁滋事，在學校門口劫取少量財物，不叫搶劫。「後來我才發現實際上這些長期犯錯的青少年，他們開始懂法了，開始鑽法律的漏洞。」 從李洋的擔憂，可以透視當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工作的一個顯著的痛點。 2020年12月26日，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步完成新一輪大修，引入分級幹預的思路，將未成年人相關行為分為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兩類，嚴重不良行為又進一步細分，以便制定不同的幹預和矯治措施。 今年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調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條件：對於14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執行拘留。同時，14至16周歲以及16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同樣可以依法執行拘留。以往這兩類未成年人通常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情況，將在未來發生改變。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通常發生在公安執法程序之前，當孩子的行為出現嚴重偏差，走上犯罪道路，背後往往存在一個出現了「問題」的家庭。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後，公檢法各部門都在探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對家庭教育問題的關照辦法。 本文來源：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ID：cctvnewscenter)綜合《新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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