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世運會】中國選手韓鑫奪得泰拳女子60公斤級冠軍 泰拳項目攬獲兩金一銅收官
2025-11-28 15:31 8,283次浏览遇到暴雨天氣，不少停放在低洼地帶的車輛和行進中的車輛不慎被水淹，甚至有車輛被大水衝走。當車主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時，保險公司卻可能以「強降雨系突發事件」為由主張免責。保險公司這種說法站得住腳嗎？車主應該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降低損失？ 投保車損險涉水 車輛獲賠付保障 因突降暴雨，車主李某駕駛小汽車經過積水的橋洞時熄火，導致車輛被水泡。事發後，李某迅速撥打保險公司電話報案，並拍照記錄了車輛泡水情況。後經鑑定評估，該車發動機電腦、線路受損，達到報廢的標準。李某請求保險公司賠付車輛損失，保險公司以強降雨系突發事件為由主張免責。法院經審理後，判決保險公司賠償車輛損失及鑑定費用。 近段時間進入汛期，多地強降雨頻發。不少停放在停車場、低洼地帶的車輛和行進中的車輛不慎被水淹，甚至有車輛被大水衝走。根據2020年9月發布的《關於實施車險綜合改革的指導意見》，原需單獨購買的「發動機涉水損失險」及其附加條款的保險責任，已直接納入主險「機動車損失保險」(即車損險)的保障範圍。這就意味著，只要車主投保了商業車險中的車損險，因暴雨、洪水等自然災害造成的車輛損失，原則上都屬於車損險保障範圍。 車損險並非萬無一失 五種情況應避免 車主投保了車損險，是不是就萬無一失，車輛涉水一定能夠獲得賠償？其實不然，涉水車輛理賠也需要注意例外情況。這些免賠情形主要有以下幾種： 1.未及時通知保險公司。《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險事故發生後，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未及時通知，致使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損失程度等難以確定的，保險人對無法確定的部分，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但保險人通過其他途徑已經及時知道或者應當及時知道保險事故發生的除外。因此，車輛涉水事故後，車主或者車輛使用人應當及時報案，儘快向保險公司告知車輛涉水等情況，以便在保險公司指導、配合下進行處理。實踐中不同保險公司有不同要求，但報案時間多在48小時以內，需要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精準辦理。報案的同時，還要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做好現場證據固定，及時留存包含車牌或周邊參照物的事故車輛全景照、能夠清晰顯示水位的局部照、發動機進氣口等受損部位特寫，有條件的還可以錄視頻，連續拍攝車輛編號、水位變化及施救過程，保證時間、地點可追溯。 2.車輛涉水後二次點火。《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有責任盡力採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減少損失。車輛涉水被淹後，若擅自二次啟動，由此造成的發動機等部件損壞，一般不在車損險理賠範圍內。車輛涉水熄火後，發動機可能已進水，若二次啟動，水流會通過進氣口進入氣缸，造成活塞、連杆等部件嚴重損壞。這種操作屬於「人為擴大損失」，保險合同一般都明確將其列為免責條款，不予賠付。當然，判斷被保險人是否履行了救災防損義務，必須以被保險人的應知、能知以及能夠採取措施為前提，而不能強人所難片面加重被保險人的義務。 3.車輛未按期年檢或年檢不合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對機動車進行安全技術檢驗是機動車所有人的法定義務，其目的是為了確保通行車輛符合安全技術要求，防止存在安全隱患的車輛上路通行對他人人身、財產安全構成危害。因此，多數商業險條款將「車輛未按規定檢驗」列為免責條款，如果保險公司已經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未年檢或年檢不合格的車輛違反法定上路條件即使發生了水淹事故，保險公司也可依據保險合同相關規定整體拒賠。 4.駕駛人存在違法行為。若駕駛人在車輛涉水時存在酒駕、毒駕、無證駕駛、故意駛入深水區等違法行為，保險公司有權拒賠。上述這些行為都是法律、行政法規中的禁止性行為，保險合同一般也都會將其作為免責條款。具有這些情形時，如果支持機動車商業保險賠付，無異於鼓勵違法行為的存在，與法律原則的要求不相符。 5.車輛零部件自然老化損壞。因暴雨導致車輛零部件如電路、線路等自然老化、鏽蝕、損壞，通常認為這是車輛本身自然損耗的結果，而非暴雨直接造成的突發、意外損失，可能不予理賠。另外，即使是在暴雨積水中行駛導致輪胎、輪轂損壞，車損險通常也不賠單獨的車輪損失。 格式條款或無效 保險公司難脫責 需要指出的是，保險公司免賠或者免責條款多數是基於合同的約定，這就存在因為格式條款被認定無效的可能。《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訂立保險合同，採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的，保險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單應當附格式條款，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合同的內容。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在投保單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並對該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確說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九條對此進一步予以明確：保險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責任免除條款免賠額免賠率比例賠付或者給付等免除或者減輕保險人責任的條款，可以認定為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 因此，保險人對免責條款需履行「雙重義務」，即提示義務和明確說明義務。提示義務是指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體、符號、顏色或者其他明顯標誌對保險合同中有關免除保險人責任的相關內容作出提示，提醒其注意這些免責條款。例如採取較大字號、特殊字體、黑體、加粗、加框、特殊顏色等辦法，使得被保險人能夠輕鬆識別應當注意的條款。明確說明義務則是指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籤訂保險合同之前或者籤訂保險合同之時，保險人對於保險合同中所約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還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後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一般人能夠理解的解釋說明，以使投保人明確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後果。 司法實踐中，還要求保險公司對已盡到免責條款的提示義務及明確說明義務進行舉證，舉證不能的情況下，免責條款不產生法律效力，保險公司還應當承擔相應責任，不能據此免賠。 文/何昌(故宮博物院法律處) 王蘇姍(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閱讀提示 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是，開展背景調查應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 「因為背調結果顯示『黃燈』，我們無法進行下一步了。」 不久前，應聘某食品公司的羅女士，突然接到該公司HR發來的這則不予錄用通知。經過反覆溝通，羅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調公司標為「黃燈」的原因——「有過訴訟記錄」「曾經是被告」，羅女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近年來，背調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招聘流程中，在有的背調中出現了訴訟記錄、婚戀情況、職場「緋聞」等信息。多位受訪專家呼籲，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同時明確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保護求職者個人隱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因有訴訟記錄，背調「亮黃燈」 「接到背調結果時人是懵的，想了很久都沒想到我什麼時候成過被告。」羅女士告訴記者，她後來推斷出唯一可能的訴訟記錄，「2018年，我們小區的業主跟物業有過糾紛。當時物業公司起訴了很多業主，估計我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羅女士查閱案件公開信息發現，該案中，自己的確被列入了被告名單。最後，羅女士放棄了入職該食品公司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一些背調公司受用人單位委託對求職者開展背調，並在背調報告中標註「綠燈、藍燈、黃燈、紅燈」，以此代表求職者的「風險」由小至大。在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近日審結的一起勞動糾紛案中，求職者張先生也因有訴訟記錄被用人單位拒絕錄用。 2024年4月，張先生接到一家軟體開發公司的錄用函。在與原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後，張先生在軟體開發公司旁租房、租車位，積極為入職做準備。 讓張先生未曾料到的是，當月，該軟體開發公司突然聯繫他，表明公司需要背調結果為「綠燈」或「藍燈」的候選人，而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是「黃燈」，不符合其錄用標準。 後來，張先生從背調公司處得知，自己拿到「黃燈」評價的原因是其存在訴訟記錄。對此，張先生提出異議稱，訴訟記錄是其曾因被騙取錢財而發起的維權訴訟，且自己是原告。此後，背調公司將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改為「藍燈」，但該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絕錄用。 「誠信是勞資關係的基石，訴訟記錄本身並非拒絕錄用的正當理由。」對於該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楊鋒分析認為，訴訟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更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 「勞動者若因行使訴訟權利而被拒絕錄用，等於變相剝奪了勞動者維護權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使得勞動者在就業與維權之間進退兩難。」楊鋒說。 最終，法院經審理認為，軟體開發公司的上述行為違背誠信原則。綜合考慮張先生支出的房租等費用，並結合後續張先生入職的工資報酬酌定的失業賠償，判處該公司向張先生賠償1.32萬元。 背調信息應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 用人單位開展背調有何依據和意義？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表示，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用工風險，保障用人單位利益」。 在背調程序方面，北京澤盈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屾提出，開展背調的相關主體應遵循6大程序，分別為籤署授權、確定範圍、多源驗證、結果反饋、加密存檔、到期銷毀，以此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 記者梳理公開案例發現，司法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背調提供的個人信息範圍、真實性、客觀性等產生爭議。 因前同事的一句「生活作風存在問題」評價被寫入背調報告，求職者王先生入職新單位後每月工資減少約5000元。該案訴至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後，法院認為，案涉背調公司在未確認王先生前同事所述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直接給其標註「黃燈」，並將該信息寫進背調報告，導致其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最終，法院判決背調公司停止侵權，向王先生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背調不能侵犯個人隱私權，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原則。」胡勝國指出，相關主體應通過個人授權和法律規制兩個程序保障權利侵入最小化，即沒有勞動者授權不得調查，即使獲得授權也應遵守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規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範圍看來，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還須遵循必要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基於招聘必要進行背調，搜集、調查的信息也是基於招聘崗位的需要，且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此外，用人單位不得利用搜集的信息對勞動者作出歧視性的僱傭決策。」他說。 明確背調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對於用人單位開展背調的邊界，林屾提出，應考量兩個標準下的邊界定義，即「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林屾進一步分析稱，在「法律邊界」方面，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導向原則。一方面，「最小」指的是信息範圍，即法律僅允許開放最小限度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可能與他人和服務對象有必要關聯的個人信息，「所有的商業調查行為，均須在這個範圍內開展」。另一方面，「必要」是指信息相對必要，對調查者的權限做出限制。 對於「公德邊界」，在林屾看來，用人單位和背調機構在開展背調時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被調查者的社會性利益。 範圍建議，勞動行政部門應明確背調具體規範，包括調查前提、調查獲取信息的範圍、調查獲取信息的引用等。此外，對於濫用背調等違法行為，應該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對於用人單位濫用背調、侵害求職者勞動就業權的，應該對求職者的權益予以保障，如認定用人單位違法拒絕錄用的締約過失責任等。」他說。 「可以利用區塊鏈存證、算法歧視治理等方式強化監管技術的應用。」林屾舉例稱，比如應強制授權書、調查過程上鏈固化，供勞動監管部門實時查驗，同時要求用人單位公開AI背調模型邏輯，防止關於年齡、性別等的隱性歧視。 此外，林屾提出，對於不同用途的背調行為可採取的手段、可提供給需方的信息，可以實施精細化的分類、分級管理。與此同時，確保勞動者擁有信息刪除權。通過立法明確勞動者離職後可要求相關主體刪除背調數據，用人單位亦需設立自動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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