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答五問 四部門負責人解讀「K字籤證」
2025-11-02 02:57 8,254次浏览8月12日電 據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消息，為充分發揮典型案例的示範引領作用，以嚴格公正司法護航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最高人民法院選取了10個涉企行政強制典型案例，將分兩批發布，每批均包含2個行政強制措施、2個行政強制執行和1個非訴行政強制案例。 以上案例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特點：一是涉及行政強制種類多樣，既包括查封設施、扣押財物等行政強制措施，也包括行政強制執行、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等；二是原告企業所涉行業多元，包括了綠化、通訊、旅遊、能源、藥品、裝飾、文化傳播等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三是涉及行政管理領域廣泛，涉訴行政機關既包括地方人民政府，也包括文化旅遊、消防管理、市場監管、城鄉建設、勞動保障、綜合執法等職能部門；四是所反映的法律問題值得關注，涉及行政主體資格、法定職權、執法依據、執法程序、信賴利益保護等方面法律適用標準的探索和完善。相關案例的發布，集中體現了人民法院通過監督、糾正違法行政強制行為，依法保護市場主體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堅強決心，有利於強化規範指導，進一步防止同類行政違法情形的發生。本次發布第一批5個案例。 一、某漂流有限公司訴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碾子山區文體廣電和旅遊局扣押財物及行政賠償案 (一)基本案情 某漂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漂流公司)於2004年開始在齊齊哈爾市碾子山區經營漂流項目。2019年，該區文體廣電和旅遊局(以下簡稱區文體局)在執法活動中發現，某漂流公司經營的漂流項目應當按照《黑龍江省體育經營活動管理條例》第8條第2款的規定在區文體局進行備案管理，但該公司未備案。2019年8月4日，區文體局扣押該公司的漂流船5隻並製作了扣押清單，但直至2022年4月一直未予返還。該公司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判決區文體局賠償扣押所導致的漂流船、碼頭等設施損失及停產停業損失。 (二)裁判結果 齊齊哈爾鐵路運輸法院一審認為，《黑龍江省體育經營活動管理條例》並未規定對於經營主體未進行備案登記的情形，監管部門有權採取扣押財物的行政強制措施，且根據行政強制法第24條、第25條規定，行政機關決定扣押，應當製作並當場交付扣押決定書和清單，且扣押的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情況複雜的，經行政機關負責人批准，可以延長，但是延長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本案中，區文體局未提供證據證明其製作並當場交付了扣押決定書，且自扣押漂流船後一直未予返還。故對於區文體局扣押漂流船的行為判決確認違法。關於行政賠償問題，某漂流公司提交的證據無法證明其因船隻被扣押所導致的實際經營損失，人民法院結合該公司購買漂流船的價格單、每隻漂流船的承載人數、該公司經營漂流的年收入等，考慮折舊因素，酌情判決確定相應賠償額。該公司上訴後，哈爾濱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二審以相同理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行政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和職責對經營主體實施監管，一方面要落實監管責任，實現監管全覆蓋，另一方面也要著力提升政務服務能力和水平，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對於經營主體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監管部門開展執法活動應當做到有理有據，採用非強制性手段能夠達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實施行政強制。本案中，某漂流公司未進行備案違法在先，區文體局可以依法對其作出處理，但該局在缺乏法律依據情形下採取扣押強制措施，給企業生產經營造成損失，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人民法院在判決確認扣押行為違法的同時，考慮到因長時間扣押導致財物嚴重貶值，若判決返還原物將難以保障企業合法權益，故直接判決行政機關賠償企業經濟損失，有利於規範行政執法活動、保障經營主體財產安全。 二、某新能源公司、包某訴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扣押財物及行政賠償案 (一)基本案情 2023年6月15日，溫州市鹿城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區市監局)接溫州海關緝私分局移交線索，派執法人員登上涉案船舶進行檢查並製作《現場筆錄》。該筆錄記載，執法人員向船上人員詢問船舶情況，船上人員不知道船舶所有人和承載油品所有權人，也無法提供船舶證書和油品合法來源證明等材料。區市監局依據《浙江省反走私綜合治理規定》，以「涉嫌經營無合法來源證明進口成品油」為由作出扣押決定，並當場扣押涉案船舶和船載油品。隨後，船舶所有人包某趕到碼頭，向現場執法人員提交船舶所有權證書、油品買賣合同等材料複印件，但執法人員未接收。區市監局於同年6月25日發布無主財產認領公告，要求涉案船舶和成品油的權利人到該局主張權利並接受調查；並於6月28日以涉案船舶涉嫌經營無合法來源進口成品油予以立案，後決定延長行政強制措施的期限。因經調查沒有發現違法行為，區市監局於同年8月25日銷案，並將前述扣押船舶及船載油品交付包某。涉案油品所有權人某新能源公司、船舶所有人包某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判決確認區市監局的扣押行為違法並賠償相應損失。 (二)裁判結果 寧波海事法院一審認為，雖然區市監局上船檢查時船員無法提供船舶證書和油品合法來源證明等材料，但隨後趕來的船舶所有人包某向現場執法人員提交了船舶所有權證書、船舶買賣合同、油品買賣合同、出庫單等材料複印件，並解釋相關原件保存在海事部門和某新能源公司處，可隨後提供。區市監局無正當理由不接收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材料，屬於未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導致未及時查清事實並解除扣押，構成程序違法。此外，該局在扣押涉案船舶後，未儘快通過合理途徑查詢船舶信息，而是直接作為無主財產予以公告，屬於未盡調查義務的情形。因船舶在扣押期間必然遭受停運損失，一審判決確認扣押行為違法並判令區市監局賠償包某船期損失24萬元。區市監局上訴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以相同理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行政機關為達到維護正常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確有必要時可依法扣押，但扣押是行政機關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物實施暫時性控制的一種行政強制措施，必須嚴格履行法定程序，並及時查清事實後妥善處理，否則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害。陳述權、申辯權是行政強制法賦予相對人的基本程序權利。本案中，雖然船上人員在接受執法調查時未能提供相關材料，但其後船舶所有人及時前來補充關鍵證明材料，屬於正當行使陳述權、申辯權。區市監局無正當理由拒不接收該證明材料，未能充分保障其程序性權利；且行政強制措施作為暫時性控制手段，不宜久扣不決。區市監局以「涉嫌經營無合法來源證明進口成品油」為由作出扣押決定後，未及時履行法定調查義務，持續扣押的依據不充分，給經營主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依法應予賠償。 三、某綠化有限責任公司訴遼寧省錦州市太和區人民政府強制拆除房屋案 (一)基本案情 某綠化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某綠化公司)於2014年通過競拍獲得利某海綿廠的涉案國有土地使用權及地上物，並開展經營活動(轉移登記手續未辦結)。2022年1月，錦州市太和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區政府)組織實施錦州市繞城公路建設項目，涉案房屋位於徵收範圍之內。區政府於2022年3月、5月先後向利某海綿廠作出《房屋徵收補償決定》和《限期拆除通知》，涉及由某綠化公司實際使用的多處房屋和關聯構築物，上述決定與通知後均被法院另案生效判決撤銷。2022年6月10日，涉案房屋、關聯構築物被強制拆除。某綠化公司不服訴至人民法院，請求判決確認區政府強制拆除行為違法。 (二)裁判結果 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雖然區政府不承認強制拆除行為由其實施，但涉案房屋位於徵收範圍內，其亦未提供證據證明實施拆除的其他行政機關，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和案件事實，綜合《房屋徵收補償決定》《限期拆除通知》等現有證據，可以確定區政府實施了涉案強制拆除行為，是本案適格被告。拆除行為沒有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違反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28條第1款的規定，一審判決確認區政府的強制拆除行為違法。區政府上訴後，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以相同理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行政徵收過程中的強制拆除行為，往往關係到被強制主體的重大利益。規制涉企行政強制行為，依法保護企業的合法財產，是優化營商環境的必然要求。在有的強制拆除案件中出現實施主體不明確等情形，既有行政機關「躲貓貓」導致被執行人「欲訴無門」，也有起訴人刻意拉高政府層級纏訴，還有法院計算起訴期限僅考慮強拆之日等問題，需要通過當事人舉證、人民法院調查依法認定實施主體。對此，為防止程序空轉，及時高效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先後發布了《關於正確確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訴訟被告資格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正確確定強制拆除行政訴訟案件被告及起訴期限的批覆》，明確了強拆主體不明時，人民法院可以以現有證據初步證明實施強制拆除行為的行政機關為被告，起訴期限計算從起訴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政行為內容且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行為實施主體之日起計算等重要規則。本案中，針對區政府有關被告不適格的抗辯理由，人民法院結合司法解釋規定和在案證據，確定了區政府系適格被告並判決確認其行為違法，避免企業因維權無門而陷入經營困境，對行政機關依法實施行政強制具有引導和規範作用。 四、某通信設備有限公司訴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王曲街道辦事處強制拆除設施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某通信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通信公司)與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籤訂《業務代理協議》、《寬帶駐地網共建項目合作協議》，約定某通信公司在西安市長安區賈裡村投資建設相關管線路由、設備及光纜等，並享有上述設備的所有權。2017年11月，賈裡村集體土地被西安市長安區人民政府納入徵收範圍，由長安區王曲街道辦事處(以下簡稱王曲街道辦)作為實施部門，具體負責徵收安置工作。拆遷過程中，王曲街道辦未經補償程序，於同年11月底逕行拆除了某通信公司的上述設備。該公司不服訴至法院，請求判決確認王曲街道辦的強制拆除行為違法。 (二)裁判結果 西安鐵路運輸法院一審認為，根據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和《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相關規定，無論是徵收集體土地還是徵收國有土地上房屋，均應由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或者由具有強制執行權的行政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執行，並應當遵循「先補償、後搬遷」的原則。被徵收人獲得安置補償一般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有關部門與被徵收人就安置補償達成一致並籤訂安置補償協議，有關部門按照安置補償協議履行義務；二是達不成補償協議的情況下，有權機關按照補償方案依法作出補償決定，並對補償款進行支付或者專戶存儲等。本案中，王曲街道辦並未就涉案通訊設備與某通信公司籤訂有效的補償協議，而是在徵收項目啟動後逕行拆除了相關設備。王曲街道辦的強制拆除行為明顯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因此，一審判決確認其強制拆除涉案通訊設施的行為違法。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三)典型意義 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背景下，國家鼓勵各類企業有序參與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相關部門在實施徵收時，對土地、房屋與其他地上附著物的所有權人、使用權人應當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在補償對象方面，不僅要關注被徵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村村民，還要關注在當地有實際投入的各類企業，尤其是公共服務企業，對其合法權益要依法依規給予平等保護。徵收部門在實現行政管理目標時，應當優先採用協商一致、自願搬遷等柔性執法手段，引導相關企業配合徵收工作，探索多元化安置補償；與被徵收人在籤約期限內達不成補償協議的，應及時依法作出補償決定，切實解決補償問題；如需啟動強制執行應嚴格依法實施，不可無視法定程序，對企業和其他被執行人造成不法侵害。本案中，王曲街道辦在未就涉案通訊設備與某通信公司籤訂補償協議或者作出補償決定的情形下逕行拆除了該公司的相關設備，人民法院判決確認強拆行為違法，保護了該公司的合法權益，體現了對行政強制領域違法行為的有力監督。 五、山西省襄汾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申請強制執行某裝飾有限公司案 (一)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襄汾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縣人社局)接到某裝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裝飾公司)存在拖欠農民工工資情況的反映，經調查後發現該公司拖欠金額85200元。2022年1月10日，縣人社局向某裝飾公司作出《勞動保障監察責令改正決定書》，限令其在收到決定書7日內結清工資。上述限定期滿後，經縣人社局、某裝飾公司和農民工三方協商，某裝飾公司於同年1月25日、26日在縣人社局工作人員的見證下，將所欠工資全部支付完畢。縣人社局認為，因該公司此前存在逾期未能結清的情形，遂依據《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30條第1款第3項有關「經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屬於罰款範圍之規定，於同年1月28日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對該公司罰款2萬元。某裝飾公司在接到處罰決定後未申請複議和提起訴訟，也未履行繳納罰款義務。縣人社局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處罰決定，包括上述2萬元罰款和逾期不履行加處的罰款。 (二)裁判結果 襄汾縣人民法院審查認為，某裝飾公司雖未在縣人社局作出的《勞動保障監察責令改正決定書》指定的期限內履行義務，但在期限屆滿後幾日內，且是在《行政處罰決定書》作出前即已結清所拖欠的工資，屬於行政處罰法第32條、第33條規定的應當從輕、減輕或者不予行政處罰的情形。而縣人社局針對《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30條規定的2000元以上2萬元以下的罰款幅度，在明知企業已付清欠款的情況下仍作出「頂格處罰」，該行政處罰決定顯失公平，不符合行政處罰法規定精神，損害了某裝飾公司的合法權益，屬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161條規定的其他明顯違法並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的情形，故對縣人社局就涉案《行政處罰決定書》提出的非訴行政強制執行申請，裁定不準予強制執行。 (三)典型意義 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行政行為，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該行為存在明顯違法並損害被執行人合法權益等情形的，應當裁定不準予執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有義務督促各類企業認真執行勞動法律法規，切實維護農民工、新業態從業人員等的勞動保障權益；但在執法過程中要做到「既有力度又有溫度」，善於運用法律法規賦予的各項監管手段，提高監管的精準性、有效性，實現該嚴則嚴、當寬則寬。本案中，縣人社局責令某裝飾公司改正欠薪違法行為，屬於履行法定監管職責的表現，但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應當堅持行政處罰法第6條規定的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避免過罰不當給企業帶來過重負擔。而涉案行政處罰決定未充分考量企業過錯程度、實際履行情況與承受能力，導致與行政處罰法、《勞動保障監察條例》以及《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相關規定精神不符。人民法院在查明某裝飾公司已經結清拖欠工資的事實後，認為其及時改正違法行為，符合法定從輕、減輕或者不予行政處罰的條件，故對縣人社局的強制執行申請裁定不準予執行，對兼顧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和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 張欽昱 胡佳淇 一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實踐 2021年5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印發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意見》(下簡稱《意見》)指出，深圳要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建設模式和路徑，先行先試、引領示範，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提供堅實法治保障。《意見》結合深圳城市發展需要和法治建設實際，提出了「七個率先」重點任務。4年來，深圳緊扣「先行示範」重要使命，在立法、執法、基層治理、司法方面大膽探索、積累經驗，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可落地的實踐做法。 貫徹「頭啖湯、小快靈」立法機制，發揮特區立法權優勢 深圳用足用好特區立法權，著力推進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立法，快反應、擊要害、解難題，為產業跨越式發展注入法治動能。 第一，以「頭啖湯」式立法護航改革挺進「深水區」。深圳堅持立法先行、高位推進，在科技創新體制、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等領域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人工智慧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低空經濟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等經濟特區法規，創下「全國首部人工智慧產業專項立法」「全國首部低空經濟產業促進專項法規」「我國首部個人破產法規」等多個「全國首部」，消除科技創新無法可依的痛點，破除要素流通有法難依的堵點，引領深圳城市發展向「新」而行。 第二，以「小快靈」式立法承載社會治理「大民生」。深圳堅持立法問題導向、探索用小法辦大事，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社會信用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學前教育條例》等一系列針對性強、適用性強、可操作性強的「小切口」法規。深圳「小快靈」式立法採用「量身定製」手段，實質性解決改革發展熱點難點問題與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確保所立之法成為所需之法。 落實「四個度」服務型執法體制，全面提高執法質量 深圳堅持「監管為民」理念，通過構建「預防為主、輕微免罰、重違嚴懲、過罰相當、事後回訪」的「四個度」服務型執法模式，提高執法質量，優化營商環境。 第一，合規有深度，幫扶有力度。深圳堅持全流程的執法理念，既注重執法前精準指導，又注重執法後有效幫扶。在執法前，深圳實施「滴灌式」「體檢式」「互達式」深度合規指導，即針對創新型中小微企業等經營主體，提供定製化困境輔導、預防性合規體檢、跟蹤性訴求即辦，有效推動監管由靜態查錯向動態預防轉變。在執法後，深圳致力於為中小微主體提供信用修復、品牌培育、市場拓展等方面的指導幫扶，實現從執法處罰的「管理型」政府向執後扶企的「服務型」政府延伸，紮實做好執法後半篇文章。 第二，監管有精度，執法有溫度。為進一步落實服務型執法原則，深圳市場監管部門儘可能做到在企業檢查過程中不重複檢查、不多重檢查、不入企檢查，最大程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打擾。2025年6月，羅湖區司法局率先構建《涉企首違不罰事項清單》《涉企輕微不罰事項清單》《涉企行政裁量權基準(從輕、減輕)事項清單》三張清單並公布，建立「不予處罰、減輕處罰、從輕處罰」柔性執法機制，實現科學執法、精準執法與柔性執法協同發力，增強企業對監管執法的預期。 創新「一張網」基層治理機制，「一站式」響應群眾關切 深圳探索基層治理新路徑，以網格建設夯實基層基礎，以平臺建設提升運行效率，以制度建設強化規範管理，全周期、全鏈條、全方位地服務民生、惠及群眾。 第一，織密基層治理網絡。深圳通過《深圳市數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發展規劃》《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智慧城市和數字政府建設的若干意見》等，推動公共數據資源下沉基層，以科技賦能網格化服務管理。2024年出臺的《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第71條規定：「整合行政部門下沉社區事項和人力資源，加強網格員隊伍建設」，推動資源、管理、服務下沉，以人力賦能網格化服務管理。 第二，優化民意響應機制。在移民佔比超70%的超大城市治理過程中，深圳以有效感知、快速回應民意訴求，維護社會穩定。深圳在2022年打造民生訴求綜合服務改革核心平臺「@深圳-民意速辦」，整合全市537個民生訴求渠道，處理民生訴求、解答群眾疑問、採納市民建議，推動民生事項一口受理、分類轉派、限時辦結、實時反饋。2024年，深圳出臺《深圳市民生訴求服務管理暫行規定》，形成「1+5+N」制度規範體系，標誌著深圳市民生訴求響應機制從平臺「有沒有、通不通」的初期整合與流程設計，過渡到「好不好、穩不穩」的規範化、法治化、長效化新階段。 推進「軟聯通」司法規則機制，提升司法裁判可預期性 深圳聚焦粵港澳大灣區「一點兩地」的全新定位，優化司法舉措，推進審判專業化建設，加強審判職能上的內部聯通，同時堅持系統觀念，加強區域法域間的外部聯通，為大灣區法治融合發展提供堅實司法保障。 第一，「三合一」審判職能統籌融合。諸如智慧財產權、證券期貨等案件，具有複雜性、專業性、隱蔽性、涉眾性，難以形成統一裁判標準。為此，2022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通過啟動證券期貨領域審判專業化改革，將證券期貨領域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統一歸口至深圳金融法庭集中審理，以整合審判資源、統一審判標準、提升審判效能。由此，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為全國首家實行證券期貨案件「三合一」審理的法院。 第二，跨區域跨法域司法銜接融通。2021年底，深圳前海成立了ADR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在全國率先聘請香港調解組織調解涉港商事案件。2022年，深圳前海在訴訟規則銜接方面制定簡化涉港澳訴訟程序等8個配套制度，逐步形成跨境商事法律規則銜接的全覆蓋。這些舉措，有效地完善跨域司法協同，推動裁判規則統一，增強了司法裁判的穩定性和透明度。 二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成效 深圳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法律制度供給、法治政府建設、市域社會治理、司法文明環境等核心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標誌性、系統性、突破性成果。 立法供給進入新階段，形成特色法治城市制度體系 深圳立足「雙區」建設戰略需求，以立法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完善制度體系。 第一，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深圳破解新興領域「無法可依」的制度困局，以立法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城市高質量發展。深圳先後出臺《深圳經濟特區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條例》《深圳經濟特區低空經濟產業促進條例》等，首創了自動駕駛事故責任劃分規則和空域管理標準等系列規則。 第二，為國家高質量立法探明道路。深圳針對人工智慧、細胞和基因產業等尚未有國家立法的前沿領域，率先構建基礎規則，出臺《深圳經濟特區人工智慧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細胞和基因產業促進條例》等法規，為生成式AI治理、細胞和基因產品經營等空白領域建立「制度沙盒」。2021年7月，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龍崗監管局作出全國首例智慧財產權行政禁令決定書，突破國家層面僅有司法禁令的限制，快速制止智慧財產權侵權行為。 法治政府建成新模式，全方位建設一流營商環境 深圳獲評全國首批法治政府建設示範市，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助力優化營商環境，連續4年獲評「營商環境口碑最佳城市」，並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模擬評估中進入全球前20。 第一，建成一流法治政府，行政執法效能大幅提升。深圳行政執法工作體系歷經從「健全」、「持續健全」到「完善」的階段性提升。工作宗旨從「全面推進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提升行政執法水平」「聚焦行政執法質量提升」到「堅持問題導向」的階段。行政執法工作實現從全面推進到專項整治、從剛性監管到剛柔並濟、從經驗依賴向數據賦能的深度轉型。 第二，建成一流營商環境，為經營主體提供廣闊空間。2024年，深圳出臺《深圳市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評價體系》，為市場主體投資興業提供營商制度充分保障。2023年以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解決商業糾紛」指標在廣東省營商環境評價中連續保持全省第一，並通過《深圳市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23-2025年)》等文件，有效促進公共法律服務均衡化、多元化、專業化發展，全方位保障市場主體權益。 市域治理開創新局面，增強人民群眾的法治獲得感 深圳聚焦市級優勢、突出市域特點、創新市域實踐，走出了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增強民生福祉的治理新路子。 第一，市域治理「深圳樣板」基本成型，有效破解「大城市病」。2023年，深圳獲評「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合格城市」，相關工作經驗獲評「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優秀創新經驗」。寶安區探索「五個一」工程，光明區推出「光明模式」，南山區打造「南山樣本」，共同形成市域治理的「深圳樣板」，以治理重心下沉，破解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大、密度高、流動性強的問題和社區規模大、治理鏈條長、資源配置難等問題。 第二，從「民生七有」到「民生七優」，打造「民生幸福標杆」。2022年，《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第2條提出「七有」民生目標。2025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將「打造『民生七優』幸福標杆」列為2025年度十大工作安排之一。從「七有」到「七優」，深圳市形成了勞有所得、學有優教等一系列代表性成果，比如：深圳市《勞動用工信用監管指引》正式實施，這是全國第一個勞動用工領域的信用監管類地方標準。從「七有」到「七優」的轉變，標誌著民生保障由兜底性、基礎性向普惠性發展。 司法環境形成新生態，實現涉外涉港澳法治深層次融合 深圳推進司法文明環境建設，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有效性、及時性，健全涉外涉港澳司法規則銜接、司法機制對接、司法裁判互認體系，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法治融合「快車道」。 第一，形成公正的社會主義司法文明環境。實質正義和程序正義是衡量司法文明的關鍵指標。深圳市司法機關堅持實質正義，審判機關遵循法律適用統一、權利救濟統一、錯案糾正統一這「三個統一」。2024年度，全市法院上訴率同比下降24.2%，一審裁判重審、改判率下降27.5%，裁判公信力與終局性顯著上升，營造了實質正義的良好司法環境。 第二，形成涉外涉港澳的司法協作新格局。深圳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發布《深圳市涉外法律服務指引(2025版)》，服務「引進來」，助力「走出去」。2024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裁定對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管理的仲裁案件採取保全措施，推動建設「雙城兩院」，有效降低區際國際商事活動的維權成本和制度壁壘，在「雙區驅動」戰略下，護航大灣區要素的高效流通。 三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展望 深圳立足法治先行示範城市建設「十五五」規劃的謀劃啟動新階段，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一體化推進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司法環境建設，確保先行持續引領，試點不斷示範。 對完善法治城市的建議 第一，構建新興領域立法風險分級響應機制。深圳作為國家科技創新高地，新興產業發展速度快、制度需求強、監管挑戰大。建議根據風險性質、涉及主體範圍、現有規則適配度等因素，將新興產業對社會穩定造成的潛在風險分為低中高三個層級。對低風險情形，通過政策指引、行業規範等方式引導新興產業發展；對中風險情形，在總結行業經驗的基礎上優化現行規章或制度；對高風險且現有制度明顯缺位的領域，啟動地方立法程序。 第二，建立民生立法基層直達機制。涉及教育、勞動、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的立法工作，深圳應將重心下沉至工業園區、科技園區、社區等治理單元，並在此基礎上開展立法聽證，科學設定企業職工、新市民、中小微經營者等群體代表的參與比例和意見採納比例，確保立法過程覆蓋最廣泛的利益相關方。同時，深圳可依託民意速辦平臺，將高頻、共性民生訴求轉化為優先立法項目，推動立法「觸角」直抵基層「末梢」，更好回應基層關切。 對完善法治政府的建議 第一，創新「以合規換空間」的執法激勵機制。深圳是國內少數兼具國際化壓力、產業密度高、創新活躍度強等屬性的城市，數量眾多的小微企業面臨合規壓力。深圳可對小微企業建立差異化執法激勵機制：對通過合規評定、在一定周期內保持良好信用記錄的企業，適度減少行政執法檢查頻次、降低輕微違法行為的處罰幅度，並優先納入政府採購、創新補貼、產業扶持等「綠色清單」，讓它們的合規投入能夠直接轉化為市場準入優勢與發展紅利，推動執法功能由單一懲戒威懾向促進合規經營轉變。 第二，創設「跨境合規試驗區」執法豁免機制。針對經營主體因深港澳規則差異導致的被動違法困境，可在前海等重點區域劃定跨境合規試點區，對港澳經營主體非故意、且未對營商環境造成重大不良影響的輕微違法行為，實行「先行整改、暫緩處罰」的容錯做法，並建立由深港澳三地主管部門、行業協會、法律服務機構共同參與的跨境合規輔導機制，為涉事企業制定整改方案並跟蹤落實。在整改期結束後，企業經評估通過整改達到合規標準的，可依法免予處罰，從而形成跨境營商規則銜接、執法尺度統一、合規成本可控的制度創新路徑。 對完善法治社會的建議 第一，構建新市民法治參與激勵機制。針對深圳非戶籍人口佔比超74%的移民城市特質，有必要通過制度創新，降低新市民在政治參與、公共事務表達和法律認同上的門檻。深圳可將履行生效裁判、依法申報風險並整改、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等行為，納入法治參與的綜合評價體系，設定分層激勵標準，並在社會治理各環節給表現突出的個人和群體提供更多參與機會，推動多元群體融入城市共同體。 第二，推行網格長和輪值網格長「雙負責人」機制。建議構建由常設與輪值的網格工作負責人共同承擔基層治理職責的模式。常設網格工作負責人負責統籌指導和制度落實，確保治理工作的連續性和專業性；輪值網格工作負責人由社區居民自主報名、接受培訓並通過考核後擔任，按周期輪換參與具體事務，增強基層治理的包容性與適應性。「雙負責人」機制推動基層法治治理從單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共治轉型，實現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 對完善司法環境的建議 第一，推進涉外涉港澳案件集中管轄機制。建議推動建立司法協同負面清單機制，明確互認例外事項、精確劃定法域適用邊界，以互認為原則，以否定互認為例外，系統解決港澳地區及國外法律與內地法律在司法適用中的衝突與空白。 第二，推進跨法域法律文書轉換銜接機制。建議通過科學梳理和系統歸納各法域在制度設計、程序規則等方面的差異，制定轉換規範和操作指引，確保合同文本、司法判決、行政裁定等法律文件在不同法域之間實現精準對應和無障礙理解。明確轉換標準和裁判規則，能夠有效減少因法律體系差異引發的理解偏差和權利受損風險，提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深圳建設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建設模式和路徑，推動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會與司法環境建設向更深層次、更高質量、更高水平邁進。未來，期待深圳繼續打造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城市樣本，在服務和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大局的進程中，繼續發揮先行之銳和示範之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防範系統性風險與健全金融穩定長效法律機制研究」(23&ZD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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