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協力，破解製造業用人難題
2025-10-30 06:20 8,841次浏览央視網消息：2021年的10月12日，我國正式設立第一批5個國家公園，它們分別是：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和武夷山。 記者8月11日從自然資源部了解到，隨著三江源國家公園近日完成自然資源確權登記，首批5個國家公園已全部完成登簿。 那麼，自然資源確權登記都有些什麼內容？又有怎樣的用處呢？一起來了解。 邊界範圍精準落地 產權主體明確清晰 自然資源部表示，本次以登記的法定形式，將具有重要生態價值的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帶雨林、武夷山等5個國家公園的邊界範圍在國土空間上精準落地，明晰了國家公園產權主體，劃清了權屬界線，明確了自然資源資產「誰所有、由誰管」。 據介紹，確權登記的登記簿還記載有自然資源的面積、類型、數量、質量等自然狀況，並關聯國土空間規劃「三區三線」、不動產登記信息等。目前，登記成果已共享應用於國家公園本底調查、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生態管護等工作中。 為國家公園確權到底要確哪些權？ 那麼，為國家公園確權到底要確哪些權？需要明確的權利都有哪些呢？我們來聽聽專家的解讀。 北京林業大學國家公園學院教授 李倞：國家公園保護了我們國家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對它們進行自然資源的統一確權登記，就像是在給它們上一個戶口。通過上這個戶口，我們可以搞清楚國家公園究竟包含哪些類型的自然資源，也可以精確的來劃定它們的地理邊界，識別出它們的面積和具體的空間坐標的位置，在地圖上提供一個清晰的邊界範圍。本質上這就是在弄清楚我們的國家公園究竟擁有什麼樣的自然資源，這些自然資源究竟在哪裡？它們有多大的面積？它們的質量好不好？另外這次是將國家公園作為一個獨立的單元進行登記，可以確定這些不同類型的自然資源究竟歸誰所有，為解決所有權人不清，所有權邊界模糊的問題提供一個基礎。最終繪製一張國家公園的權屬地圖，為接下來國家公園更加清晰和科學的產權管理提供一個重要的支撐。只有通過科學的確權登記，才能夠支撐我們國家對於國家公園進行更加統一規範和嚴格的保護，實現更加高效的管理，並且支撐我們國家公園的未來長期可持續的發展。 確權後5大國家公園歸誰所有？由誰管？ 確權後5大國家公園歸誰所有？由誰來管？我們繼續來聽專家的解讀。 自然資源部自然資源確權登記局副局長 邱烈飛：三江源國家公園內的自然資源全部為國有，另外4個公園內的自然資源既有國有也有集體所有。經國務院授權，東北虎豹國家公園由自然資源部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其餘4個公園由自然資源部委託相關省級人民政府代理履行所有者職責。登記簿還記載自然資源的面積、類型、數量、質量等自然狀況。其中，三江源國家公園面積19.07萬平方公裡，東北虎豹國家公園1.41萬平方公裡，大熊貓國家公園2.2萬平方公裡，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4268.54平方公裡，武夷山國家公園1280.41平方公裡。三江源國家公園最主要的自然資源為草原，佔比67%；另外4個公園最主要的自然資源為森林，其中東北虎豹國家公園森林佔比97%。同時，登記簿還關聯國土空間規劃「三區三線」、不動產登記信息等。 解決所有權人不清 所有權邊界模糊等問題 就像專家所說的，確權登記是通過摸家底、建檔案，明確「誰所有」「由誰管」的問題。就是要解決自然資源資產的所有權人不清、所有權邊界模糊等問題，為國家公園建設提供有效有力的產權支撐。本次完成國家公園確權登記還有哪些亮點呢？繼續來看。 本次完成國家公園確權登記有何亮點？ 北京林業大學國家公園學院教授 李倞：目前五個國家公園已經全部完成了確權的登記，主要有三方面的亮點。首先是它搞清楚了我們首批五個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的家底。通過確權登記，這些中國最重要的自然資源的邊界被準確地劃定出來了，也搞清楚了他們的權屬關係。之前相對模糊的邊界問題也得到了相對妥善的解決。另外一個亮點就是建立了一個整體的資料庫，結合之前的確權登記，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的權屬狀況和這些自然資源的質量等情況都被製作成了一個完整的資料庫。這些資料庫可以更好的支撐我們對國家公園進行更加可持續的保護，也為接下來實現國家公園生態產品的價值轉化提供更加科學的依據。另外我們都知道國家公園的範圍非常大，內部的自然資源種類也非常多，很多還跨越了多個省市區域和不同的管理部門，協調起來非常的困難。但是國家公園的管理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進行系統和整體的保護。我們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亮點，就是五個國家公園完成了法定形式上的這種確權登記，而且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單元進行了登記，建立了一種協同的管理機制，為開展系統的整體保護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個探索。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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