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的「陸遊三書」雖然完成於特別繁忙而喧鬧的時期,追求的學術品位和敘述深度卻沒有絲毫的減損,距今60多年常看常新,仍舊是了解陸遊人生經歷、文學成就和愛國情懷最好的著作之一。」朱東潤的弟子陳尚君感嘆。今年是南宋偉大詩人陸遊誕辰900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推出朱東潤所著「陸遊三書」的簡體版,即《陸遊選集》、《陸遊傳》和《陸遊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與朱剛昨天來到上海書展,與讀者分享他們眼中的朱東潤和「陸遊三書」。「最近一直在讀這本《陸遊傳》,放在今天讀也絕不過時。」朱剛說。朱東潤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史家、傳記文學家。作為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拓者,他開創了歷史人物傳記的寫作範式,創作了數量可觀的古代作家傳記作品。「陸遊三書」寫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初版為繁體豎版,此次再版改為簡體橫排。其中,《陸遊傳》和《陸遊研究》合為一冊,由陳尚君教授予以修訂,對詩文作了逐字校核,並撰寫了《新版弁言》;《陸遊選集》則據舊版重排重校,以方便讀者閱讀。近代以來,陸遊詩歌的價值獲得全新認識。「與中國傳統傳記寫法有什麼不同,朱東潤《陸遊傳》通過通讀陸遊的作品,比照他的人生經歷,勾勒他的一生,交代其作品的變化。」陳尚君認為,陸遊一生勤奮,留下來的詩有九千多首,而且各階段分布不均,要通讀還要讀懂讀透,實在不容易。朱東潤把陸遊一生所作詩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從少時到乾道六年(1170)陸遊入蜀,從抵達夔州到淳熙十六年(1189)六十五歲時被劾罷官,從六十五歲到去世。其中第一階段存詩僅一卷半,原因是陸遊自己對早年詩作刪除太多,保存者僅佔實際所作詩之二百分之一,這就為勾查陸遊早年經歷、心境和交遊留下太多的困惑,要一條一條梳理他人和陸遊後來追憶的詩篇來恢復,需要做大量的考證。 作為陸遊900多年後的同鄉,小時候生活在紹興的朱剛指出,文學研究注重問題意識,比如,陸遊是主張戰還是和?他與理學的關係是怎樣的?南宋黨爭對他的仕途有何影響?朱東潤抓住了理解陸遊人生的三個關鍵,即隆興二年(1164)他在鎮江的工作,乾道八年(1172)他在南鄭的工作,以及開禧二年(1206)他對韓侂胄北伐所取的態度。《陸遊傳》對這三個時期皆著墨濃烈,分析深刻。「陸遊的祖父陸佃是王安石的弟子,因而山陰陸氏被視為新黨子弟。這一身份在南宋否定新黨的朝野共識下,深深影響了陸遊的人生選擇,他必須抓住任何機會,無法如元祐子弟那般超然與恬退。」朱剛認為,陸遊的愛國,不止是愛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還包括北宋以來的故土,或是更久遠的漢唐故地,其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今日的中國。朱東潤寫陸遊非常關注現實主義的層面。在陳尚君看來,《陸遊研究》也值得推崇,尤其是一些精彩的文獻考證。以陸遊卒年為例,一般多作「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但朱東潤分析陸遊歷年詩,加上陰陽曆的差別,作出最完滿的結論: 陸遊死於嘉定二年十二月,這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因此說陸遊享年八十六,是符合山陰風俗的。用公元表達,陸遊死在嘉定二年十二月五日以後,四日是1210年的元旦,因知陸遊的亡日在1月3日至26日之間。《陸遊研究》還表明,陸遊的散文為他的詩名所掩。朱東潤的評價是:「在其成就若與唐宋八大家比較,應該在蘇洵、蘇轍之上,說南宋第一可能過譽,但足與朱熹齊肩,代表南宋散文的成就,應可論定。」
杭州8月8日電(林波)「街頭小販頭頂著成堆的商品穿梭在車流中,Tecno的商店、China Mall的燈火……中非合作早已滲透進這片土地的毛細血管。」浙江大學在讀博士生李璐欣在「西非實踐筆記」中寫道——這些畫面讓她明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改變了無數普通人的生活。 李璐欣的這段感悟,是中國高校學子暑期走出國門、觸摸真實世界的深刻縮影。 近日,一支來自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的實踐團跨越一萬兩千多公裡,深入西非加納與奈及利亞,走進大學課堂、參訪中資企業、體驗當地文化,用腳步丈量這片充滿活力的土地,也用專業視角觀察中非合作的脈搏。 近日,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實踐團與非洲師生合影。 (浙江大學供圖) 超越「原始想像」:青年視野在碰撞中「校準」 出發前,「原始而神秘」是不少學子對非洲的模糊想像。 浙江大學碩士生洪啟航坦言心中曾充滿忐忑,但降落在加納首都阿克拉後,顧慮迅速被熱情擊碎。 獨立廣場偶遇當地電視臺記者,受邀觀看加納小姐選美;加納大學孔子學院裡座無虛席的漢語課堂、剪窗花時非洲同學眼中的光亮……這些細節在重塑著洪啟航的認知——「膚色不同,笑容相似」。 臨別時,他將印著中文「飯搭子」的可樂送給當地記者,收穫了跨越大陸的情誼。他說:「面紗褪去,非洲未失神秘,反而賦予了『和而不同』的文明互鑑更多『血肉』。」 浙江大學碩士生何城楷則敏銳捕捉到阿克拉的複雜肌理:擁堵的「Tro-Tro」小巴與網約車並行,頭頂貨物穿梭車流的小販與別墅區共存。 最讓何城楷印象深刻的是當地人對足球的熱情:「足球運動無處不在。」而打動他的是當地人的樂觀與堅韌,「從街頭小販到自習室裡的學子,都讓我深刻體會到這裡的堅韌、包容和希望。走出去本身,就是破除刻板印象、建立立體認知的必修課。」 近日,實踐團成員用鏡頭記錄隨處可見的足球少年。 (浙江大學供圖) 穿透「知識時差」:學術合作在對話中重構 對於浙江大學在讀博士生夏藝文而言,此行是一次深刻的「被看見」之旅。她敏銳地察覺了「知識的時間差」帶來的張力:西方文獻中的概念未必適用於非洲土壤,而非洲學者關切的「經濟自主性」等議題,又促使中國學子反觀自身學術訓練的盲區。 「這種差異不是隔閡,而是合作真正的起點。」她認為,中非高校合作不應止於項目堆砌,而應置於「全球南方知識建構」語境下,展開「互為主體、共建共生」的知識協商。 夏藝文的思考,也是加納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王吉民近年來在呼籲的。 王吉民表示,近年來非洲青年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中國文化表現出高度興趣,但仍缺乏平等、有效、真實交流的載體與渠道,「面對非洲青年對中國的興趣,我們需要提供的不是一種『標準答案』。現在的問題不是缺乏信息,而是缺乏面對面對話、缺乏走出屏幕與資料的真實交流。」 他呼籲更多中國青年學者走出熟悉的理論體系和「文字」課堂,深入非洲社會一線,在實地調研與真實互動中重構跨文化理解的邏輯與方式,「對於國內的青年學者們來說,走出來,永遠比遠程想像中的學術研究更有力。」 近日,實踐團成員走進當地電視臺。 (浙江大學供圖) 超越「單邊輸出」:高校教育在互鑑中升華 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動跨文化交流與實踐學習成為中國高校在「育人」路上的重點之一。 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袁松看來,通過「走出去」感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治理邏輯、市場結構和社會互動,師生可以發現教學內容與現實需求之間的差距,進而推動課程改革與實踐教學創新,提高人才培養的實用性和前瞻性。 「當袁松教授介紹浙江大學經濟學院MPCE項目時,奈及利亞青年Petra眼中閃爍的不僅是留學意向,更有對發展知識體系重構的渴望。」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團委副書記沈豔表示,在看到當地青年把去中國學習深造作為一個理想時,她的內心很受觸動,「在非洲青年認知中,中國經驗提供了一種『去依附性現代化』的參照,他們正通過中國視角,拓展『發展即自由』的內涵。」 如今,沈豔也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非洲青年選擇來到中國學習、工作和生活。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王義中將這趟「走出去」的課程視為一堂鮮活的「大課」。他認為,培養具有「大問題意識」和「世界眼光」的新時代經濟學人,絕非紙上談兵,「當青年真正踏入異國土地,與西非同齡人『真誠對話未來』,才能讓『經世濟民』的情懷和『中國特色經濟學家精神』從理念沉澱為血脈中的『方向感』。」 浙江大學並非中國高校走向廣闊世界的個案。在全球化時代,如何有效連結全球、培養具有國際勝任力的人才,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共同課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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