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黃河邊上的「中國情人節」
2025-10-27 03:46 2,736次浏览海口8月8日電 (記者 王子謙)海南省新聞辦公室8日舉辦發布會，解讀新近實施的《海南自由貿易港外商投資條例》(簡稱《條例》)。海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林崇高說，《條例》創新外商投資促進舉措，以更大力度推動外商投資環境提升，著力構建更加自由、更加便利、更加開放的外商投資制度。 林崇高說，《條例》緊扣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資要求，明確圍繞海南自貿港旅遊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熱帶特色高效農業四大重點產業，聚焦「五向圖強」(向種圖強、向海圖強、向天圖強、向數圖強、向綠圖強)領域，推動放寬外資準入。比如，率先實施生物技術和獨資醫院、獨資金融機構、境外獨立辦學等領域相關擴大開放試點政策。《條例》實施投資便利化「組合拳」，加速匯聚全球資源。比如，在招商引資方面，創新招商機制，引導外資投向重點產業領域。 《條例》 還充分發揮金融支持服務外商投資作用。一方面，貫徹落實國家關於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各項創新舉措，支持各行業金融機構開展多功能自由貿易帳戶業務，擴展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等融資服務，優化和創新開發保險產品等。另一方面，《條例》在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股權投資、再投資等方面豐富和優化相關服務保障措施。 林崇高提到，《條例》還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標《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投資、環境、政府採購、透明度和反腐敗等章節，以及《取消外國公文書認證要求的公約》的有關要求，與國際深度接軌。例如在環境保護方面，鼓勵外商投資企業自願遵循企業社會責任原則，踐行環境、社會和治理的理念，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在外資平等對待方面，圍繞政府採購、標準化工作和政策透明度等方面作出更開放、更便利的制度設計。在外資企業登記便利化方面，在全國率先推行符合條件的外國投資者主體資格或者身份證明等材料免於公證、認證或者附加證明書制度。 林崇高表示，聚焦外資「急難愁盼」問題，海南以「硬舉措」和「軟服務」持續優化外商投資環境。《條例》加強了對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明確出資、收益等的自由匯入和匯出、政府承諾和合同約定的履行、網絡侵害合法權益行為的處置等規定。建立完善多元糾紛化解機制，推動調解、仲裁規則與國際接軌，為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提供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途徑。 與此同時，《條例》還完善外商投資全過程服務保障措施。明確建立政府主導、多方參與的外商投資服務體系，完善外商投資服務平臺建設，創新設置了企業首席服務專員、在政務服務辦事場所設立國際服務專區等制度。加強政企溝通，明確完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跨部門協調工作制度，實現全流程線上辦理。 林崇高說，《條例》還在簡化外資企業登記辦理流程，規範信息報送，優化出入境、停居留政策，指導申請經認證的經營者等方面作出了規定，為外商投資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多要素支持。(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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