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村馬」激情開賽 火熱氣氛「燃」動夜遊經濟
2025-11-01 22:00 6,537次浏览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邱啟媛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每天騎著摩託車在沙漠邊緣轉悠，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護林員的日常。雖然安有監控，但由於面積太大，沙漠仍需要人工巡護。護林員白天巡護沙漠，晚上吃住在沙漠邊緣的護林房中，為的是保護好一條「邊」。 6月30日，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鎖邊完成。這條「邊」由草方格、灌木帶和喬木林構成，長約153公裡，最窄處10公裡，最寬處則達到了38公裡。 「鎖邊栽的檸條、花棒(灌木)、沙米和沙蒿(草本植物)長起來之後，會有駱駝、牛、羊來吃。護林員要防止這些植被被動物破壞，另外也要防火。」中衛市沙坡頭區迎水橋鎮黑林村村民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騰格里沙漠不是中國第一個被鎖邊的沙漠。去年11月28日，隨著最後一枝玫瑰花苗被栽入沙土，中國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邊緣，也被一條3046公裡長的綠色阻沙防護帶「鎖」了起來。 兩大沙漠的鎖邊，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背景。2023年6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考察並主持召開加強荒漠化綜合防治和推進「三北」等重點生態工程建設座談會(下稱「六六座談會」)時強調，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設期，是鞏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關鍵期，要全力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阻擊戰，以及科爾沁和渾善達克兩大沙地殲滅戰這三大戰役。騰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鎖邊，正是前兩場戰役的標誌性成果。 三北工程研究院綜合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生態保護與修復研究所副研究員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47年，乃至防沙治沙70餘年理念、技術的革新。 危險而複雜的沙漠邊緣 在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正高級林業工程師唐希明的記憶裡，中衛人的生活，最初就是與沙共存。「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天上不見鳥，地下不見草。」這是唐希明出生的20世紀60年代流傳的幾句諺語，一場風沙能吹彎莊稼，能把家門堵住，能把鐵路給埋了。 到董連山出生的20世紀80年代依然如此。「過去，沙坡頭有果園、莊稼地，沙塵暴一來，果樹的花沒了，農田也沒了。」在他13歲那年，沙坡頭颳了一場很大的沙塵暴。當時是5月，村民們正在育秧，準備栽稻子。一場風暴後，稻苗上覆蓋的薄膜全部被刮飛，「10來分鐘啥都沒了」。還有一個孩子被刮到水渠裡，淹死了。 治沙是中衛的必然選擇。從地圖上看，寧夏三面環沙：東邊是毛烏素沙地，北邊是烏蘭布和沙漠，西邊是騰格里沙漠。其中，中衛地處蒙甘寧三省區交界、騰格里沙漠東南緣，是祁連山和賀蘭山的交匯處，也是騰格里沙漠向東擴張的唯一出口。 「中衛在西北風的下風口，騰格里沙漠的風沙每年會向東南方移動四五米，如果不把邊緣鎖住，我們的農田、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都會遭到風沙侵害，黃河的泥沙含量也會增加。而且中衛還是西氣東輸通道的重要節點，所以這個區域的風沙治理尤其重要。」唐希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衛人的治沙嘗試開始得很早。20世紀50年代，第一條穿越沙漠的包蘭鐵路建設時，全國首個專業性治沙林場「中衛固沙林場」成立，沙坡頭村民就開始扎草方格以保衛鐵路。在董連山的記憶中，從小，二大伯和許多鄉親就在扎草方格。2012年，他也成為其中一員。 草方格是一種工程治沙方式，也是沙漠鎖邊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扎草方格通常是一個男工、一個女工兩人一組。女工把草鋪成1米×1米的方塊，男工用鐵鍬把草攔腰一踩，使草一半扎入沙裡，一半留在外面。這些留在外面的草，就能發揮阻擋風沙的作用。 雖然聽起來簡單，但草方格紮起來也有很多講究。董連山說，草方格的尺寸要嚴格控制在1米×1米，不能大；深度至少要扎10到15釐米；每個草方格還要用夠0.5到0.6斤的草料，「否則風一大就吹跑了」。唐希明就曾因為草方格質量不過關開除過工人。「工人們一天吃不夠5頓飯，幹不動活。」董連山說。 儘管如此，傳統的草方格2到3年就會風化，需要重新紮設。在鎖邊過程中，董連山等工人需要一邊扎著新的，一邊補著舊的。 在現實的需求和技術的發展下，唐希明和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共同研發出「刷狀網繩式草方格」。這是一種機械編織的瓶刷狀草繩，與傳統草方格不同，刷狀網繩式草方格只需固定四周和網繩交叉處，無須人工用鐵鍬將麥草扎進地裡，但使用壽命卻能夠達到6年。大家反覆試驗後發現，刷狀網繩鋪設後，風阻較小，並不會被風颳走，而且颳風時沙子在草方格裡打轉，能「借風使力」，起到固定草繩的作用。 「像我們扎草方格的熟手，每人每天能扎二畝來地，刷狀網繩式草方格比人工扎設草方格的效率提高了60%，在鎖邊工程中大面積應用。」董連山說。 不過，草方格並非所有地區鎖邊的最有效方式。「沙漠邊緣極為複雜，鎖邊絕不是像一盆水滿了往外流，我們把這個盆加高這麼簡單。水、風沙的物理運動，都會影響沙漠邊緣形態以及鎖邊的方法。」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乾旱區防沙治沙與沙產業國家創新聯盟理事長雷加強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草方格適用於降水條件較好的地區。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範敬龍說，在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和內蒙古的庫布齊沙漠，當地的降水足以支撐草籽生長，使其達到減少近地表風沙流動的效果。「但同樣的措施如果放到降水量較低的塔克拉瑪幹沙漠，草籽根本無法生長，一場風就把它埋了，這時最簡單的蘆葦沙障反而最有效。」 風向、風力大小也決定著如何鎖邊，沙粒大小會影響風沙的擴散範圍，沙粒能跳多高也影響著沙障設置的高度和間距。高鑫是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通常情況下，阻沙設施要與風向垂直，才能起到防護效果。但鎖邊過程中，有些地方的防護措施和沙丘走向是平行的，不僅沒有起到防護效果，還浪費了很多材料。 此外，也並非「是邊都要鎖」。僅是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就有沙漠、戈壁、荒草地、人工綠洲、鹽鹼地等多種形態土地類型，因此，判斷哪裡是「邊」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崔桂鵬解釋說，鎖邊遵循的原則是因害設防。「是否鎖邊和沙漠邊緣的擴張方向、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活動有關。鎖邊的重點區域通常位於人類活動區域的上風向，人們在這些地方有生產生活的需求。而在沙漠腹地的無人區，就無須開展大規模的鎖邊。」 從被動響應到主動攻堅 這些年裡，在治沙領域，鎖邊是重要工程。 多位受訪者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六六座談會後，鎖邊明顯更受重視，得到的財政支持力度增大。為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中衛市編制《中衛市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規劃(2023—2030年)》，先後投入資金26億元。 重視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的經驗以及荒漠化防治理念的變革。「鎖邊工程包含了很多層面的防沙治沙工作，比如調水解決天然綠洲缺水問題、治理鹽鹼地。鎖邊是『三北』工程集成性的成果體現。」崔桂鵬說。 早在1950年，國務院就牽頭成立了治沙領導小組。這一階段的荒漠化防治強調動員群眾，「向沙漠進軍」，試探出了一系列治沙技術，如陝西榆林和甘肅民勤等沙區的飛播造林種草試驗，以及從蘇聯引入、經本土化成為「中國魔方」的草方格。同時，這一階段也是「摸清家底」的過程。「1959年第一次開展全國沙漠的綜合科考，這是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沙漠的總面積。」崔桂鵬說。 1978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原國家林業總局《關於在「三北」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點地區建設大型防護林的規劃》，「三北」工程正式啟動，我國防沙治沙進入了依靠國家意志、重大工程帶動的階段。 「三北」工程建設期規劃了73年(1978—2050年)，共分三階段八期，當前正處於第三階段(2021—2050年)、第六期(2021—2030年)。 啟動47年，「三北」工程的成效無疑是巨大的。去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瀋陽應用生態研究所所長朱教君等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關於「三北」工程在1978年至2022年所取得的成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三北區域防護林總面積相較1978年增加91.8%，沙區農田糧食增產提升明顯，固沙植被對減少荒漠化的貢獻率為37.8%，水土保持林減少水土流失的貢獻率為61%，固碳增匯作用顯著。 在崔桂鵬眼裡，當前，「三北」工程已從最初旨在應對荒漠化地區日趨嚴重的危害和水土流失等災害的「被動施治」有了轉變。「三北」工程前五期，主要工作是防護林的營建。「相比前五期，六期的治理理念更加綜合、系統。現在我們不只是造林了，還要綜合考慮氣象、地下水和土壤等要素，推廣抗旱防風沙的喬木、灌木和灌草，建立更加綜合的植被體系。」崔桂鵬說，這也是為什麼六六座談會之後，「三北」防護林工程被統稱為「三北」工程。 「過去我們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現在除了保生態，還要保發展，到了攻堅克難的階段，所以我們抓住東中西部重點地區，根據其不同的自然條件來分類施策。」在崔桂鵬看來，六六座談會「三大戰役」的提出，標誌著我國荒漠化防治的治理邏輯，從被動應急響應，轉向了主動戰略攻堅。 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磴口縣的劉拐沙頭為例，烏蘭布和沙漠的風沙如果吹進黃河，會造成黃河泥沙量增加、河道堵塞。「過去，我們的治理方式是把這一小段鎖住，保護黃河。但現在，我們會主動對正在往黃河方向移動，但還沒有對黃河產生危害的沙丘進行處理，保護該區域的原生植被，像治未病一樣，起到預防的作用。」崔桂鵬說。 雷加強也提到，過去，人類活動以綠洲為中心，所以防沙治沙也以保護綠洲為重點，鎖的是綠洲的「邊」。如今給沙漠鎖邊，既是防沙治沙工作的延續，又是一種「從保衛戰到阻擊戰」的拓展。 如何進一步科學治沙？ 儘管「三北」工程成效顯著，政策、資金、科技的投入力度都在增大，但根據全國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調查公布數據，截至2019年，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26.8%；全國沙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17.6%；全國還有27.92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具有明顯沙化趨勢。每年因荒漠化問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40億元，將近4億人直接或間接受到荒漠化問題的困擾。 六六座談會也提到，我國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勢依然嚴峻。防沙治沙工作存在長期性、艱巨性、反覆性和不確定性。 首先是「以水定綠」的挑戰。2021年5月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科學綠化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堅持因地制宜、適地適綠，充分考慮水資源承載能力，宜喬則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六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堅持以水定綠、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大力發展節水林草。 不過，朱教君曾在研究中指出，由於農田防護林是「三北」工程前兩期的重點，為儘快建立起防護林體系，儘早發揮防護效益，不少地方選擇了適應性強、生長迅速的楊樹為造林樹種。但由於未考慮水資源承載力、樹種選擇不當、片面追求造林面積/密度，造成了防護林的死亡或衰退。 在崔桂鵬看來，受當時經濟和科學條件的限制，這是基於歷史條件的一種權衡。「楊樹種植簡單，好存活、壽命長，長得又快又高，是當時別無他選、最現實的選擇。現在，科研人員正在研發更加抗乾旱、防蟲害的楊樹樹種，種得也不那麼密了。」 唐希明也經歷過這種探索。他曾引進14個樹種，最後發現只有檸條、花棒、楊柴、沙柳等五六個種類能夠活下來。在種植密度上，他先後嘗試過每畝地種330棵、220棵。結果趕上2022年和2023年比較乾旱少雨，許多樹都死了。 「種植的密度越大，需水量越大，通過實驗，我們現在採用灌木+灌草的方式，每畝種110棵樹，最終能夠保證80顆左右的成活量，再加上灌草，既減少植被死亡，也能有效防治沙害。」唐希明說。 但也有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以水定綠的現象目前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水資源條件不適合種樹，但隨著『三北』工程的推進，地方意志很強，一定要種，驗收通過就行，不管樹能不能活下來。」 中國地質大學土地科學技術學院教授白中科也在《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若干重大問題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國存在「生態修復的形式主義」。比如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的形象工程，要求「大種樹、種大樹」，強行推進，勞民傷財。 這就引出了我國防沙治沙工作長期存在的第二大問題，重建輕管。「植樹造林簡單，但後期的管理對林草部門是很大的負擔。大家能義務植樹，但不能義務管護。」範敬龍說。 朱教君對「三北」工程成效進行過評估，他指出，「三北」工程的造林效率仍相對較低：短期造林成功率為65.4%，長期造林成功率僅為40.1%。造林後管理不到位，是導致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國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也曾將這一問題列入未來沙化土地治理的難點問題之一：後期管護沒有資金保障，保護不到位，治理成果鞏固壓力較大。 除了資金，後期管護的困難還體現在水資源供給上。崔桂鵬指出，只要能供上水，大部分防護林能活得很好。而生態灌溉用水的指標和份額，需要跟水利部門協調。「水利部門和林草部門對生態用水的理解不一樣：前者的生態用水是用於維持河道生態，後者則是用在岸上造林綠化，所以以前不同行業主管部門之間協調的時候會遇到困難。」 這一問題在六六座談會後得到了一定改善，特別是國務院建立了「三北」工程協調機制並制定印發「1+N+X」工作方案，明確相關部門重點任務和責任分工。「現在有了協調機制，各部門溝通起來順暢了許多。大家都意識到，荒漠化防治靠一個部門、一個地方單打獨鬥，是行不通的。」崔桂鵬說。 另外，他進一步提到，在工程規劃中，各地的林草部門已經形成了前期規劃、中期建設和後期管護的全鏈條監督機制，重建輕管的問題基本得到有效管控。「每項工程都要經過嚴謹的專家論證，相應主體要籤字、負責。」 防沙治沙工作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治沙成本越來越高了。自2024年起，「三北」工程被國家發展改革委納入「兩重」建設範圍，已下達超長期特別國債和中央財政資金577億元，全面推動三大標誌性戰役在重點區域落地實施。 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中央財政的補貼標準是一畝地2000元左右，但對於治理難度較大的地方，這個數字仍然不充裕。 董連山也提到，隨著畜牧業增多，本地的稻草不夠用，需要從山東、東北運草過來，運輸成本從之前的每噸100多元，漲到了400多元，人工成本也在不斷增加。 大家都明白，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只依靠財政補貼，還需要靠新材料、新機械、新技術的研發。「現在已經有科研人員研發出一些低成本的綠色固沙材料，比如植物材料製成的尼龍袋等，不僅能固沙，還能在老化後為植物生長提供養分。」崔桂鵬說。 不過，正如此前栽種楊樹卻導致防護林死亡或者衰退一樣，新材料、新技術想要被納入「三北」工程，應對其生態效益進行科學、系統、持續的評估。崔桂鵬說，這也應該是「三北」工程接下來要做的事。除了評估防風固沙、保持水土、固碳增匯、穩產增收等正效應，也要評估水資源消耗、佔地遮陰、病蟲害等負效應。 「我們經常打一個比方，工程固沙類似於做手術時打麻藥的過程，只是止疼，之後還要進一步治療。」因此，鎖邊是一個階段性勝利，但也只是一個開始。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著力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守護好西藏的生靈草木、萬水千山 1990年6月5日，《西藏日報》在頭版刊發文章《「世界屋脊」的獨特景觀得到有效保護 我區已陸續建成七個自然保護區》。報導寫道：從1985年至今，西藏已陸續建成7個自然保護區，總面積為5000多平方公裡。在這些保護區內有我國重點保護野生植物近40種，國家重點保護動物60餘種，另外還有許多具有很高研究價值的氣候和植被型態。據介紹，西藏自開闢自然保護區、根據有關法令實行專門管理以來，一些珍奇的植物和動物得到了妥善的保護，在保護區內盜砍偷獵的現象很少出現。西藏地域遼闊，地形複雜，珍稀植物和動物繁多，適合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地方還很多。如有「高原野生動物園」美稱的羌塘草原，區內有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驢、野犛牛等，均為國家一類保護動物。橫斷山脈北部，活躍著與大熊貓一樣有名的滇金絲猴、白唇鹿等稀有動物，亟待劃區保護。 格拉丹東雪山上，「長江第一滴水」從姜根迪如冰川融落，匯成長江源頭；色林錯國際重要溼地內，藏羚羊群如褐色洪流穿越凍土帶，上演生命和諧樂章；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域，普若崗日冰原這片世界第三大冰川，在高原陽光照耀下愈顯純淨。 西藏自治區成立60年來，在這片世界屋脊、亞洲水塔、地球第三極的核心區，一場跨越半個世紀的生態守護工程，正書寫著「利在千秋、澤被天下」的壯麗篇章。 從1970年零星劃定禁獵區，到如今持續推動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我區自然保護地面積佔全區面積的36%，使西藏乃至青藏高原重要自然生態系統、自然遺產、自然景觀及其所承載的自然資源、生態功能和文化多樣性得到了有效保護。 黨的二十大以來，隨著《國家公園空間布局方案》實施，西藏六大核心生態區域陸續布局，數量與面積均居全國首位。一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以自然保護區為基礎、以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在世界屋脊鋪展綿延。 破局之路： 保護措施不斷完善 「從事生態保護工作多年，我的體會是，生態環境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是客觀存在的，甚至是不容忽視的。」申扎縣自然資源和林業草原局黨組書記、局長邊巴扎西曾在森林公安崗位上工作17年。他說，「但我們有一條重要經驗——直面困難，勇往直前。」 西藏作為青藏高原的主體，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同時生態環境脆弱，生態承載力弱，一旦遭到破壞就很難修復。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區不斷深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1970年至1980年，零星的禁獵區和資源保護點開始在珍稀物種的核心棲息地、繁衍地設立。 1985至1988年，自然保護地迎來了第一個建設小高峰：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墨脫、察隅、波密崗鄉、林芝巴結、聶拉木樟木溝、吉隆江村以及珠穆朗瑪峰等7個自然保護區，覆蓋了森林生態系統的精華。 1993年，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羌塘、申扎黑頸鶴、芒康鹽井、林芝東久赤斑羚、類烏齊長毛嶺馬鹿、林周澎波赫頸鶴等以大型珍稀獸類和鳥類保護為核心的6個保護區。其中，最具裡程碑意義的是設立面積近30萬平方公裡的羌塘自然保護區，並於2000年成功升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區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持生態保護第一，著眼可持續發展、中華民族的未來，守護好雪域高原的生靈草木、萬水千山，生態文明之路越走越寬廣。 在那曲市色尼區，記者看到，三江源國家公園科普宣教監測中心的大屏幕上，可全天候實時監測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羌塘國家公園創建區、色林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重點區域的情況。那曲市建成14個「天空地」一體化監測點，配置14套高通量衛星通信系統，實現了那曲市國家公園監測體系從無到有的突破。 隨著一系列舉措的不斷迭代升級，如今，西藏建立了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溼地公園、地質公園、風景名勝區等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一張覆蓋森林灌叢、草原草甸、湖沼溼地、冰川雪山等多生態類型的保護網絡基本編織完成。 生命禮讚： 絢爛高原生機勃勃 沿著寬闊的瀝青柏油路，行進在藏北高原，納木錯、色林錯等星羅棋布的高原湖泊串起了「一錯再錯」的旅途。湖光山色映襯下，可以看到藏羚羊、藏野驢等食草動物悠閒地覓食、嬉戲、休憩，人與野生動物實現了和諧共生。 動物種群作為體現保護成效的重要指標，可以直觀地評價保護地生態系統保護效益。而綠色奇蹟的背後，是科學政策與群眾參與的同向發力、雙向奔赴。 尼瑪縣北部，有一座特殊的藏羚羊「保育院」——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那曲片區)措羅木管護站。 「去年我們救助收養了20多隻藏羚羊幼崽，今年我們救助收養得更多，養不下的還送到了其他站點，讓他們幫忙收養。」措羅木管護站負責人阿旺洛卓說。 據了解，措羅木管護站所負責的區域，是藏羚羊的「大產房」之一。隨著遷徙繁殖季到來，成群結隊的雌性藏羚羊會來此產崽。7月，雌性藏羚羊帶著幼崽再次返回棲息地。漫漫返程路，對藏羚羊幼崽是巨大的考驗，尤其是跨越雨季湍急河流的過程中，每年都會有不少藏羚羊幼崽離群或溺水。 措羅木管護站已連續多年在河流下遊組織開展藏羚羊幼崽營救行動，幫助它們重返族群，其中找不到族群的就由管護站收養保育，直到它們能獨立生存後，再放歸大自然。 記者從那曲市林業和草原局(那曲市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了解到，自羌塘自然保護區建立以來，據調查：藏羚羊從5萬隻增加到20萬隻以上，史詩般的遷徙震撼無比；野犛牛從7千頭增加到1萬多頭，野性的基因庫得以存續；藏野驢從3萬多頭增加到9萬多頭，奔騰的身影成為廣袤草原的風景。 「自然保護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得到有效保護。」那曲市林業和草原局黨組副書記、局長才旺仁增介紹說，目前，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那曲片區)已建立專業管護站36個，聘用專業管護員390名，農牧民協議管護員(野保員)205名。 每年春夏之交，申扎縣城居民都會迎來他們的「國寶級」鄰居——黑頸鶴父母以及它們孵化和撫育的黑頸鶴寶寶。在緊鄰縣城的申扎溼地公園內，記者看到，一對黑頸鶴「夫婦」和一隻黑頸鶴「寶寶」正在悠閒地覓食，公園旁的步道上，居民們在休閒漫步觀光。 「2018年申扎溼地公園建成後，每年都會有黑頸鶴來到這裡養育寶寶。」正在散步的居民瓊達笑著告訴記者，「黑頸鶴是申扎縣的『明星』，也是申扎縣良好生態的一張名片。我們爭當黑頸鶴的保護者，顯然黑頸鶴也把我們當作它們的好朋友了。」 近年來，隨著自駕遊客的日益增多，生態保護也面臨著新的課題。去年，申扎縣專門組建了「雪之傲影」團隊，打造一支專業生態保護尖兵，構建「空中無人機巡航＋地面智能檢測＋隊員徒步巡邏」的全方位防護網絡。同時，每年重點時期開展「保護黑頸鶴家園」主題宣講等，展示展出色林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珍稀野生動物影像資料，向遊客宣傳野生動物保護知識。 「欣賞美景的同時，也上了一堂生動的生態保護課。」來自重慶的遊客易先生說。 制度創新： 國家公園引領帶動 2021年9月30日，國務院的批覆開啟了西藏自然保護的新篇章：三江源國家公園正式設立，總面積19.07萬平方公裡，西藏實際管轄區——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面積4.87萬平方公裡(約佔總面積的25.54%)，涉及安多、巴青、聶榮3縣13個鄉鎮94個行政村。 「2019年買的巡護車，如今行駛裡程已達20萬公裡。」安多縣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杜鵬程說，「我們最遠的管護站在安多縣色務鄉，地形複雜，極易陷車扎胎。隨著三江源國家公園的建設，管護站有了更多年輕力量的加入，我們的巡護工作更加系統規範了。」 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要部署。從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到2015年陸續開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再到2021年第一批5個國家公園正式設立，如今我國正在建設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公園體系。 2022年底，《國家公園空間布局方案》的公布，為西藏生態保護擘畫了更宏偉的藍圖：三江源(唐北區域)、羌塘、珠峰、岡仁波齊、高黎貢山(西藏段)、雅魯藏布大峽谷——西藏最具生態代表性的六大區域全部入選國家公園或候選區。展望未來，六大國家公園將如同六枚「生態翡翠」，鑲嵌在「地球第三極」的冠冕之上。 三江源國家公園，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擁有冰川雪山、高海拔溼地、荒漠戈壁、高寒草原草甸等高寒生態系統，素有「中華水塔」「高寒生物種質資源庫」之稱。這一跨省區的國家公園採用「統一規劃、統一政策，分別管理、分別負責」的創新協同機制，為後續國家公園建設提供了範本。 記者了解到，目前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累計落實建設資金9.07億元，主要建設內容為開展保護與恢復、「天空地」一體化建設、自然資源調查、土地沙化治理、河湖生態保護、管護站及配套設施建設、珍稀瀕危野生動物保護、國家公園大門建設、冰川生態保護、自然教育和培訓與生態體驗、巡護體系建設和生態管護補助等。 特別是「天空地」一體化建設，通過科技賦能，讓守護世界屋脊的「眼睛」更亮、「手臂」更長。與此同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在高原深深紮根，保護意識已融入當地民眾血脈。 2021年以來，那曲市國家公園創建與建設領導小組組織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安多、巴青、聶榮三縣工作專班，按照一戶一崗政策，結合本人自願、逐級審批原則，截至目前，共選聘生態管護人員29692人次，兌現生態管護資金2.55億元。在有效增加群眾收入的同時，讓牧民從生態利用者轉變為守護者，形成人人、事事、時時、處處崇尚生態文明的良好社會氛圍。 眼下，我區國家公園創建與建設工作有序推進，西藏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核心骨架——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新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法治保障： 良法善治行穩致遠 2021年，《西藏自治區國家生態文明高地建設條例》出臺，該條例通過明確生態保護的戰略定位、目標體系及責任機制，填補了西藏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系統性立法的空白。 2025年8月1日，《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辦法》正式施行。這是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推動國家生態文明高地建設的重要法治舉措，是全區生態環境保護法治建設史上的又一重要裡程碑。 法治是生態保護的重要保障。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經過數十年的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和生態文明「四梁八柱」性質的制度體系基本形成。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實施，豎起了「鐵規矩」和「硬槓槓」。 2023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一批生態環境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日喀則市仲巴縣人民檢察院督促整治溼地保護行政公益訴訟案。 仲巴縣人民檢察院在履職過程中查明：因汛期漲水危及附近群眾的住房及牲畜安全，2020年12月，南木拉溼地的下遊修建了一條長約7.9千米的水渠，將上遊來水引流至馬泉河，導致南木拉溼地失去水源，逐漸乾涸沙化，水體面積急劇縮小。 2022年5月30日，仲巴縣人民檢察院召開公開聽證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村民代表、行政機關代表等參加會議，並取得一致意見：必須嚴格依法保護好南木拉溼地。當天，仲巴縣人民檢察院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發出檢察建議。收到檢察建議後，當地政府制定修復實施方案，相關部門全面啟動溼地恢復工作，整治水渠，恢復水源。同時，為解決汛期漲水影響群眾生產生活的問題，經科學論證，決定另選址修建防洪堤。 「西藏自治區成立60年來，構建起了『法律—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地方規章』四位一體的法律體系，特別是在生態補償、國家公園建設、生態監測等領域取得顯著成效，促進西藏生態屏障功能顯著增強，實現了法治保障與民生發展的有機統一。」西藏大學政法學院黨委書記平措表示，西藏生態環境保護法治建設取得顯著進步，成為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實踐的典範。 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當高原冰川繼續滋養江河源頭，當藏羚羊群自由穿越生態廊道，當牧民群眾用生命守護生靈，這條由冰川融水、野生動物足跡、巡護員腳印共同編織的「生態哈達」，不僅是一道堅實的生態安全屏障，更昭示著生態文明建設的西藏步伐——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來源：中國西藏新聞網 記者 汪純 趙書彬 文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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