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橫掃長三角 末伏酷熱暫「退燒」
2025-11-18 08:01 4,235次浏览勞動經濟學會勞動力市場專委會2025年學術年會暨鄭州大學第三屆全國應用經濟學博士後論壇近日在鄭州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圍繞勞動組合形態的嬗變與管理體系的重構、高校專業布局與就業、我國企業數位化轉型的新測度、數據要素與勞動力市場變革等主題展開深入交流探討，深刻理解勞動力市場的關鍵變化，把脈我國勞動力市場變革與發展新趨勢。 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是新時代新徵程就業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就業質量的衡量既涉及宏觀維度，也涉及微觀維度，既有主觀評價，也有客觀評價。目前來看，通常從收入水平、職業安全、技能發展及工作生活平衡等多維度進行衡量。要提升就業質量，首要路徑是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是創造大量高質量就業崗位、豐富崗位多樣性並激發創業活力的根本。其次，要著力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平衡性，通過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對農民工、靈活就業及新業態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障體系，並加強對下崗人員等群體的人力資本投資，以彌合不同市場間的差距。此外，工會的作用不可或缺，能夠在勞動者權益維護、促進和諧勞動關係中發揮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勞動經濟學會副會長 賴德勝 要實現招生就業聯動，結合就業趨勢主動對接人才需求，合理分配招生計劃。其核心在於推動教育結構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精準適配，建立持續優化的動態調控機制。然而，優化過程並非簡單的規模增減，要對專業進行精細化管理。例如，對於部分在校生規模增長但就業趨勢下行的傳統專業，需深入分析原因，合理調控招生。同時，對於新興產業專業，避免盲目擴張，要緊密結合本地區的產業發展實際來科學規劃人才培養規模，防止造成新的就業壓力。為實現這一目標，強化省級統籌至關重要，建議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加大對社會急需緊缺專業的政策與資源傾斜力度，確保人才培養供給側與產業需求側的同頻共振。 ——山東女子學院黨委副書記、校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會長 李光紅 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並非簡單的「溢出」或「虹吸」，而是通過降低省際貿易成本重塑區域經濟格局，催生了因地而異的複雜空間效應與差異化發展路徑。這種差異化影響源於多重機制的共同作用。從效應分解看，本地生產率提升的溢出效應在東部更顯著；勞動力再配置則呈現東部「核心—分散」與西部「中心—虹吸」的不同模式；貿易條件的改善不僅提升了本地貿易地位，還有力促進了西部地區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這些機制共同催生了東部「質量提升型」、中部「規模擴張型」和西部「效率提升型」的差異化發展路徑。值得注意的是，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存在門檻效應，且生產網絡在傳導增長效應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北京師範大學財經處處長，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蔡宏波 經濟發展通過緩解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資源約束，對促進新生兒期投資和改善長期性別平等方面起著關鍵作用。在傳統農業社會，家庭資源隨農時季節性波動，這種波動與「重男輕女」偏好相結合，導致了對女嬰的投資不足，尤其是在資源稀缺的季節。隨著經濟發展，家庭對農業的依賴性降低，資源約束得到緩解，降低了農業季節性對新生兒投資的負面影響。研究證實，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市場化改革均能顯著減輕這種由季節性因素驅動的性別不平等現象。因此，即使傳統觀念短期內難以改變，通過經濟發展和增加公共資源投入，如教育和醫療，也能有效促進性別平等。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經濟學系主任 秦雪徵 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深化發展的核心引擎，發揮數據要素乘數效應將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現階段我國數據要素呈現增速強勁，區域發展不均衡，以及數據資本存量、總量和質量差異化顯著，應用潛力釋放不夠等特徵，而高質量充分就業呈現總體快速增長，區域和行業結構性矛盾突出等特徵。豐富數據要素價值釋放路徑，實現數據要素創新性配置，將為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提供新契機。數據要素主要通過配置效率機制、技術創新機制和產業升級機制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未來，數據要素將對優化就業結構、彌合區域鴻溝及提升就業質量起到關鍵驅動作用。 ——鄭州大學商學院教授 李飈 (張菁整理)
烏魯木齊8月9日電 題：探「方圓」絕代雙塔 觀絲路文化交融 作者 苟繼鵬 在新疆喀什市城區外荒漠中的莫爾寺遺址現場，矗立著一高一矮、一圓一方兩個高大的「土墩子」惹人注目。今年，莫爾寺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搭乘火車的人們途經此處，總不免透過車窗搜尋絕代雙塔的身影。 「這是迄今發現中國最西部、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是中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負責上述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肖小勇說。 圖為莫爾寺遺址。 苟繼鵬 攝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啟莫爾寺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第一次去現場勘察，從地面上看感覺幾乎沒有多少工作的餘地。」肖小勇回憶說，但發掘不到半個月，第一座僧房就出現了，讓考古團隊看到了希望。 6年間，在考古人員不斷深挖下，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儲物間、餐廳等建築浮出地面。累計發掘4600平方米，發現遺蹟包括18座單體建築共計62個房間、2條階梯式踏道，出土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 圖為莫爾寺遺址現存圓塔。 苟繼鵬 攝 「莫爾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說，其提供了中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中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根據考古研究，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前後延續約900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建築主要為帶有印度、中亞風格的覆缽式塔(即現存的圓塔)及僅見於本地的獨棟多室僧房。第二階段在原有建築基礎上，新增方形大塔和帶迴廊的佛殿，寺院禮拜中心逐漸演變為「塔殿並重」。7世紀以後，還新修講經堂和大佛殿，應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 肖小勇認為，佛教於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後，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後來，隨著歷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中原佛教又「西漸」至此，對當地產生重要影響。 在2024年考古發掘中，一塊泥瓦片的出現讓肖小勇十分驚喜。「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規格建築中常被使用的構件。結合史料記載，武周時期曾在疏勒鎮修建大雲寺，我們有理由推測莫爾寺可能是一座國家級寺廟。」肖小勇說，這不僅證明了新疆地區宗教的多樣性，更彰顯了中央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有效管轄和宗教管理。 肖小勇表示，多年來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西域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鑑。莫爾寺遺址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有力見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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