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豬肉產量和消費量佔肉類的六成左右,農業農村部最新調度顯示,當前,我國生豬產能階段性偏高,為防範生產大起大落、價格大漲大跌風險,將實施生豬產能綜合調控,引導調減約100萬頭能繁母豬。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6月末全國存欄生豬4.24億頭,增長2.2%。其中能繁母豬存欄4043萬頭,為正常保有量的103.7%,接近產能調控合理區域上限。 同時,5月齡以上的中大豬存欄量和上半年全國新生仔豬量均處於歷史高位,這意味著,下半年和明年春節後生豬出欄將明顯增多。 農業農村部生豬產業監測預警專家 朱增勇:如果不及時調控可能會導致豬價消費旺季不旺,明年上半年尤其是春節後生豬養殖可能會出現虧損。 當前,我國生豬產業正處於第6輪「豬周期」,隨著生產效率持續提升和豬肉消費增長趨緩,生產大起大落、價格大漲大跌風險依然存在。8月第1周豬價已降至每公斤14.53元、同比下降28.1%。 為此,農業農村部會商研判,將實施有效的生豬產能綜合調控。按目前的生產和消費趨勢,全國需要再調減約100萬頭產能,能繁母豬總量保持在3950萬頭左右。 農業農村部生豬產業監測預警專家 朱增勇:引導生豬龍頭企業發揮產能調控帶頭作用,合理淘汰能繁母豬,減少低質低效產能,適當調減能繁母豬存欄。減少二次育肥,控制肥豬出欄體重,嚴控新增產能,避免盲目擴張「拼規模」,降低後期生豬供過於求的風險,保障生豬價格和養殖收益的穩定。 大型企業去產能 避免後期豬價大幅波動 在我國,生豬產業養殖場戶有1700多萬,其中,大型龍頭企業出欄生豬佔全國總出欄量的30%多,對調控產能起到風向標作用。當前,不少大型企業已開始去產能。 晚上8時,山東菏澤單縣一家生豬養殖企業銷售區燈火通明,140頭商品豬正在依次過磅、裝車,一小時後發往臨沂一家屠宰場。與兩個多月前不同,現在出欄的商品豬都進行了「減重」。 山東菏澤單縣牧原16場場長 耿風蓮:均重從5月份的128公斤,降低到7月底的123公斤,現在銷售的這一車豬的體重已經降低到了119公斤,較7月體重又下降了4公斤,這也是我們調節產能的一個重要舉措。 除「降體重」之外,二次育肥豬對市場擾動同樣不容忽視。部分養殖戶通過二次育肥,人為延長養殖周期,製造供應短缺預期,導致豬價波動幅度加大。從今年6月起,單縣這家生豬養殖企業全面停止向二次育肥客戶銷售育肥豬,並構建起全鏈條管控體系,從源頭進行把控。 山東菏澤單縣牧原16場場長 耿風蓮:從客戶的篩選,流向管控,還有車輛的軌跡稽查上進行管理,確保所有育肥豬都能流向屠宰場。 調減能繁母豬總量是此次生豬產能綜合調控的關鍵一環。此次國家實施生豬產能綜合調控,全國能繁母豬總量有望調減到3950萬頭左右。記者在採訪中看到,目前,牧原等大型養殖企業正在有序淘汰低產低效能繁母豬。 牧原養豬生產負責人 李彥朋:牧原從最高的母豬存欄362.1萬頭,已經減少了19萬頭。今年計劃再減少13萬頭,預計年底將降到330萬頭,總共減少32萬頭母豬,相當於減少900萬頭的供給量。這些調控措施將有效平衡市場供需關係,促進生豬價格平穩運行,降低行業周期性波動風險。 綜合調控 擺脫生豬「大起大落」周期困境 生豬產業是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一頭連著百姓的「菜籃子」,一頭連著1700多萬個大小養殖場戶的切身利益,保持合理產能,對保障豬肉供給和價格穩定至關重要。 目前生豬產業正處於第6輪「豬周期」,國家實施生豬產能綜合調控,正在通過政策的堅定護航與產業的積極協同,促進生豬市場逐步擺脫「大起大落」的周期困境,邁向「穩定健康、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總臺央視記者 王凱博 李嘯虎 宋建春 菏澤臺)
央廣網北京8月12日消息(總臺中國之聲記者韓雪瑩 錢成)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報導,「一件代發」作為中間商賺差價的商業模式,常見於無貨電商商家。然而,該商業模式在運行過程中,極易在消費者信息保護、產品售後、服務保障等環節出現法律糾紛。 近日,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一起電商平臺對入駐商家開具違約單引發的糾紛案,判決最終支持電商平臺對該商家作出的「惡意倒賣」的定性,認定了商家的違約行為。商家如何步步違約,構成了「惡意倒賣」?電商「惡意倒賣」有哪些危害? 2023年7月,廖某作為商家和甲公司籤訂服務協議,併入駐該公司旗下網購平臺經營網店,繳納保證金3000元。廖某和甲公司籤訂的服務協議由正文、公示於網購平臺的各項規則等共同組成。 案件承辦人、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葛法官介紹:「雙方當時的服務協議約定,在事前未取得客戶授權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平臺以外店鋪商品完成自己店鋪內訂單交易的行為,明確為惡意倒賣行為,並約定了相應的違約後果。」 根據協議,惡意倒賣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運單信息顯示來源於其他平臺渠道、客戶收到來自第三方平臺或渠道的物流簡訊或售後電話等;店鋪多次發生「一般」程度違規視為違規程度「嚴重」,對於「嚴重」違規程度的店鋪,平臺可扣除違約金1萬元。儘管協議中有明確的約定,但廖某為了降低運營風險,仍然在此網購平臺上做起了「一件代發」的無貨買賣。 葛法官表示:「在實際銷售中,廖某在接到訂單之後,直接將客戶的訂貨信息等披露給了乙平臺公司旗下的一個入駐商家並且支付貨款,由該商家發貨給客戶,而物流簡訊顯示貨物是來自於乙公司旗下平臺。2024年3月至5月,甲公司發現了廖某這一行為,於是以惡意倒賣為由給予廖某兩次違規處理,但廖某仍沒有改正。甲公司在進行第三次違規處理時,向廖某開具了1萬元的違約單,後續扣除了廖某的3000元保證金用於抵扣違約金。廖某向平臺申訴,平臺審核後給出的結論是『商家違規情況屬實』。」 廖某不接受處理結果,遂訴至法院,要求撤銷甲公司單方面對其收取1萬元違約金的處理決定,並主張甲公司應配合其完成退店程序以及應退還店鋪保證金3000元。廖某稱其店鋪是從工廠直接發貨,不存在惡意倒賣的情況,其未違反平臺規定。 甲公司則辯稱,廖某在甲公司平臺經營,應當遵守平臺規則。2024年3月以來,平臺獲取到廖某的店鋪向消費者發送的帶有乙公司平臺字樣的物流簡訊,能證明廖某的行為已違反甲公司平臺關於惡意倒賣的規則。且甲公司多次向廖某開具違約單後,廖某仍繼續違規,其按照約定作出處理,合理、合法。 葛法官進一步解釋:「法院經過審理之後認為,雙方籤訂的服務協議內容是不違反法律規定的,也就是說雙方協議約定有效。其實平臺對於惡意倒賣行為在協議中的約定,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是保護消費者權益,另外一方面是基於網購平臺自身商譽的建設。而廖某在經營過程中的行為明確符合雙方關於惡意倒賣行為的約定,基於此,平臺給予廖某相應的違約處罰,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責任。」 法院認為,甲公司作出的處罰力度與廖某違約行為程度相當,符合比例性原則;同時,甲公司在作出案涉處理時遵守相關程序,給予了廖某申訴機會。因此,甲公司扣除廖某保證金3000元作為違約金的行為屬於其依照協議約定履行其平臺監管職責之舉,不應返還。因廖某尚未按照商家主動退店流程向甲公司平臺提出退店申請,故對其要求甲公司配合其關店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法院最終判決駁回廖某的訴訟請求,該判決現已生效。 針對本案,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朱庭長表示,隨著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各電商平臺在經營模式、產品特色、物流服務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獨有特點,電商平臺以自身商譽作為商品信譽的依託,對潛在消費者形成了不同的吸引力。在司法實踐中,惡意倒賣的危害關鍵在於經營行為的欺騙性,以及對商業秩序的擾亂。 朱庭長說:「惡意倒賣損害了消費者在商品價格、商品質量、服務質量以及物流履約等方面的知情權和期待權,影響了消費者購物體驗。為了確保終端的消費者收到商品時對於貨物品質和來源不至於產生認知混淆,惡意倒賣行為被有關平臺所禁止,這既是平臺自身品牌建設的需要,也是保護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的需要。」 對此,法院提示廣大消費者,購買商品應在正規電商平臺購買,避免通過不明來源的第三方賣家下單。 朱庭長表示:「購物下單前注意查看商家聲譽、評價記錄等,收到貨後要核實物流信息與訂單信息是否一致,如果遇到惡意倒賣情形的,應當立即保留證據,聯繫平臺客服進行投訴,必要時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防止因倒賣發生的商品質量瑕疵和因發貨地址不一致導致的維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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