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8月9日電 題:大足石雕傳承人劉能風:坐得住「冷板凳」 雕刻時代風貌 記者 鍾旖 「要把『大足石雕』這條路走透,雖然還有很多挑戰,但它的前景是越來越寬廣的。」8月的重慶酷熱難耐,68歲的大足石雕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劉能風並未休息,而是一頭扎進工作室內,在琢磨技藝、構思新作的同時,為即將到來的文化交流活動準備展品。 大足石雕與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相伴而生,其製作歷史可追溯至初唐。作為頗具巴渝特色的純手工雕刻工藝美術品,大足石雕主要以重慶本土出產的砂石、青石,以及貴州、四川等地出產的紫袍玉、漢白玉為材質,雕刻內容以佛像、觀音、羅漢為主。 2021年,大足石雕成為中國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與錘、鏨相伴40餘載,劉能風於2025年3月入選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名單。 8月7日,劉能風(右)指導徒弟創作。 記者 何蓬磊 攝 「這是一個很好的時代,重視技能人才、倡導工匠精神。」回首從藝路,劉能風的經歷充滿傳奇色彩。1980年以前,他還是一個靠殺豬賣肉謀生的農家子弟。隨著改革開放,大足石刻成為蜚聲中外的景點,大足不少手藝人取材本地石料雕刻一些簡單的紀念品出售。可觀的收入讓劉能風躍躍欲試。「我家就住在大足石刻旁邊。每一龕石刻的位置、每一尊造像的特徵,都深深印在我腦海裡。」 為快速掌握石雕技藝,劉能風四處拜師,甚至住進潮溼的巖洞,對著石刻造像模仿。1985年,劉能風被推薦至四川美術學院雕塑工廠系統學習。7年時間裡,劉能風幾乎天天泡在廠房苦練,手藝日漸精湛,形成了觀音像作品「肥不顯肉,瘦不顯骨」、面部圓潤細嫩「有彈性」的獨特風格。 1991年,劉能風受邀回鄉創辦重慶市大足區石刻藝術品有限公司,開啟面向市場的技能傳承之路。「要想學好一門手藝,除了熱愛,還要靜下心來、坐得住冷板凳。」劉能風介紹,30多年來,他手把手地傳徒授藝,已有300多名親傳弟子。在「傳幫帶」發展模式下,徒弟又帶動成千上萬的人從事石雕工作。如今,「大足雕客」的身影遍布海內外。 8月7日,劉能風雕刻大足石刻經典《牧牛圖》。 記者 何蓬磊 攝 「有政策的扶持,加上人才輩出,未來五六十年都不愁傳承問題。」劉能風表示,為讓老一輩「留得住」、新一代「願意來」,在政府的努力下,大足石雕從業人員已被納入國家工程師職稱序列。重慶市有關部門還幫助他成立了「技能專家工作室」、在職教中心專門設置「大師班」,按「現代學徒制」模式教學,為大足石雕不斷注入新鮮血液。 解決了傳承問題,劉能風將更多精力轉向精品創作。一組歷時3年雕琢的《牧牛圖》是他的最新代表作。「它的靈感源於大足石刻裡的經典造像,以十比一的比例雕刻。」劉能風介紹,為捕捉牛的真實神韻,他特意在工作室裡養了一頭水牛,邊觀察邊雕刻,力求作品惟妙惟肖。 劉能風也未懈怠學習。近年來,他與徒弟帶著新研發的石雕文創奔赴各大展會,關注行業動態、觀摩他人所長,「今年6月,我有18天在外考察,還帶著作品去新加坡參展」。 「石雕作品可以記錄時代和歷史,猶如我們生命的延續。」劉能風說,以古人留下的大足石刻為榜樣,他夢想創作出當代版的大足石刻,用雕刻記錄時代風貌,為後人留下更豐富的文化遺產。(完)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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