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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23 03:12 7,941次浏览哈爾濱8月13日電 題：從哈爾濱看音樂如何成為東西文化交流「柔」紐帶 ——專訪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終身職位演奏家、勳菲爾德國際音樂協會主席薛蘇裡 記者 劉錫菊 2025年，以「讓世界聽見哈夏」為主題的「第37屆中國·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啟幕，期間舉辦了2025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第20屆薩克斯管大會及第7屆哈爾濱國際手風琴藝術周三大國際音樂賽事，以國際性、專業性吸引了39個國家和地區的800餘名選手參賽，再次架起東西音樂交流的橋梁。哈爾濱的多元文化底蘊如何為中西音樂對話提供獨特土壤？怎樣以賽事帶動城市文化傳承、發展？音樂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著哪些作用？近日，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終身職位演奏家、勳菲爾德國際音樂協會主席薛蘇裡接受「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分享。 2025年7月13日，2025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在哈爾濱音樂廳啟幕。圖為開幕式音樂會。 發 於琨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哈爾濱素有「東方小巴黎」之稱，您認為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底蘊，如何為中西音樂對話提供獨特土壤？哈爾濱為東西方音樂文化交流做了哪些貢獻？ 薛蘇裡：哈爾濱是中國最早接觸西方音樂的城市之一，這種歷史底蘊讓哈爾濱成為中西音樂交融的天然土壤。哈爾濱孕育了中國第一所音樂學校和第一支交響樂團，並將每年8月6日定為「哈爾濱音樂日」。 作為極具音樂基因的城市，哈爾濱如今已成為中西文化交融的一個典範：馬迭爾陽臺音樂會、中國·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哈爾濱國際手風琴藝術周……無不彰顯著這座城市對音樂的喜歡與熱愛。哈爾濱街頭巷尾音樂氛圍濃鬱，隨處可見的音樂文化活動令人印象深刻。 在我看來，哈爾濱本身就是東西方音樂交融的一個範例，我們既能看到西方古典音樂在這裡生根發芽，也能看到中國民族音樂的創新發展，這種交融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產生了獨特的藝術反應。 2014年，哈爾濱引進勳菲爾德弦樂比賽，在演奏藝術和音樂教育方面搭建了國際級的交流平臺，使賽事逐漸成為連接東西方音樂文化的橋梁。今年6月，哈爾濱舉辦了第69屆世界國際音樂比賽聯盟(WFIMC)年會，在共同推動全球音樂文化交流融合方面做出了貢獻。 第69屆世界國際音樂比賽聯盟年會，聯盟成員和哈爾濱勳菲爾德少兒藝術團團員合影。受訪者供圖 記者：為何說哈爾濱作為「音樂之城」，其重要地位得到國際性認可？ 薛蘇裡：哈爾濱有著百年交響樂歷史，60多年「中國·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積澱的基礎，既能展現中國音樂的傳統魅力，又以開放姿態接納世界音樂。2010年6月2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哈爾濱「音樂之城」的稱號，哈爾濱也是亞洲唯一獲此殊榮的城市。 「哈爾濱之夏」的金字招牌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經過十年深耕，已成功引入WFIMC年會。WFIMC有著「音樂界的奧委會」的美譽，是全球最具權威性的音樂賽事聯盟。聯盟成立68年來，年會首次在中國舉辦並選擇了哈爾濱，是國際音樂界對哈爾濱音樂文化積澱的高度認可，將進一步增強哈爾濱「音樂之都」的國際影響力。 聯盟主席彼得·保羅·凱恩瑞斯還代表全體成員為第37屆「中國·哈爾濱之夏」開幕式致辭，他盛讚哈爾濱是「優秀的橋梁建設者」，這座國際化大都市以其對世界的開放而聞名，是中國音樂生活的一扇窗口。 記者：以賽事帶動城市文化傳承、發展方面，您有什麼見解？ 薛蘇裡：在我看來，國際性音樂賽事不僅是一場競賽，更是一個對話平臺。自2014年勳菲爾德弦樂比賽被引入哈爾濱以來，該賽事已成為東西方音樂文化的橋梁，哈爾濱也成了國際音樂人才的一個匯聚地。這種音樂人才的持續流入，不僅提升了哈爾濱的國際知名度，也為城市注入了多元文化活力，進一步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 2025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中，中國選手鄒夢演繹西貝柳斯《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奪得小提琴組冠軍，韓國選手李在理則用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題變奏曲》打動評委，奪得大提琴組冠軍。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不僅要求選手演奏西方經典作品，還設立「最佳中國作品演奏獎」，推動中國音樂國際化。 「以賽興文」是我們一直在做的，通過賽事評委音樂會、獲獎選手音樂會及公益性活動等，為哈爾濱古典音樂文化傳承打造新地標。我們成立的哈爾濱勳菲爾德少兒藝術團，培養小琴童定期進行公益性快閃演出，推動哈爾濱音樂文化傳承，也是「小琴童撬動大文化」的成功範式。 記者：音樂在東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作用？您對這種交流有何期待？ 薛蘇裡：音樂之所以能成為文明對話的有效媒介，源於其超越語言障礙、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音樂作為加快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元素，需要融入國際文化交流交融的進程中，汲取各國優秀文化營養，同時擴大建立雙邊、多邊的文化藝術交流聯繫，讓更多的國家通過了解中國音樂，加強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2025年6月4日，黑龍江省第三屆中俄地方文化藝術季街頭路演活動啟動，在哈爾濱中央大街，俄羅斯表演者為民眾帶來豐富多彩的節目表演。 記者 趙宇航 攝 同時，國際音樂賽事與舉辦城市之間，需要形成文化品牌與城市形象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哈爾濱通過與勳菲爾德弦樂比賽等賽事的深度結合，正在國際音樂版圖上確立自己獨特的地位，進一步向專業性、國際性邁進，使「音樂之城」形象更加多元立體。 我希望哈爾濱不僅是「音樂之都」，更要成為「音樂交流之都」，讓更多國際友人通過音樂認識、了解並愛上這座城市。也希望通過更多國際音樂活動，讓其成為國際音樂人才匯聚地，讓世界通過音樂了解中國，也讓中國音樂進一步走向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薛蘇裡。 受訪者供圖 薛蘇裡，哈爾濱市榮譽市民，是當今活躍於國際樂壇的傑出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和音樂教育家。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終身職位演奏家、勳菲爾德國際音樂協會主席、哈爾濱勳菲爾德弦樂比賽主席和藝術總監、香港國際音樂節藝術總監，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小提琴教授、原美國南加州大學小提琴教授、博士生導師，原中央樂團樂隊首席，美國全球音樂獎大賽器樂獨奏與CD專輯雙金獎獲得者。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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