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文泛濫與網文平臺「攻防戰」
2025-10-22 16:04 9,817次浏览新疆昌吉8月12日電 題：十年蛻變：醫療援疆傳幫帶 「輸血」變「造血」 作者 劉遠 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昌吉分院主樓內，寬敞明亮，各診療區呈魚骨狀隱入走廊盲端，既保證私密性又減少擁堵。腫瘤防治中心前，20餘位首席專家名冊依次排布，呈現出聯合診治模式。內窺鏡中心正迎來新儀器，全流水線可追溯系統支持患者便捷地進行各類內窺鏡檢查。 「10年前，我們是昌吉市醫院中的倒數。」昌吉分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熊健回憶道。 如今，該院在政府的支持及40餘位援疆專家的幫助下，已具備準三級醫院的技術水平。其年門診就診數量由10年前的20萬人次提升至70萬人次，年手術數量由2000臺提升至12000臺。 「以前學技術靠外出進修，鍛鍊機會少。現在在本地就可向援疆專家學習先進設備、手術操作技術。」熊健說。 當前，該院正打造「傳幫帶」模式，通過臨床帶教、技能實訓、選派當地醫生到福建泉州進修，給予醫生更多動手機會，幫助醫生熟練掌握技術。目前醫院累積帶教已超200人次。 呼吸科與危重醫學科主治醫師林洪盛來自福建省泉州市第一醫院，是2024年底來到昌吉的援疆醫生，他幫助昌吉分院的支氣管內窺鏡檢查轉為「無痛」模式。 「麻藥影響呼吸系統。對患有呼吸系統疾病的患者來說無痛檢查的併發症最是棘手」，林洪盛解釋道，以往屬地醫生未開展過該項目，缺乏應對相關情況的經驗，難以邁出第一步，「我正好有應對突發狀況的經驗，可為其提供技術支持」。 目前，該院已實現無痛支氣管內窺鏡檢查的全覆蓋，病人接受度更高，每月可接診約50例患者。 「讓技術留下來最重要。」不到一年時間，林洪盛已帶教了8位醫生，在他看來，讓更多當地醫生掌握使用先進設備的能力，才能更好服務患者。 8月11日，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昌吉分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熊健向來訪者介紹腫瘤防治專家團隊。劉遠 攝 在對口援疆政策支持下，昌吉分院正以「精準化、組團式」為核心思路，優先攻堅腫瘤防治，同步推進神經、心血管學科建設，輔以血液淨化等配套服務。 「腫瘤、神經、心血管疾病是致病、致殘、致死率最高的三種疾病。」熊健稱，「將三者作為重點建設學科，就是把援疆資源用在刀刃上，更好解決本地百姓急難愁盼。」 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昌吉分院目前是新疆唯一一家設有放療科的縣級醫院。在福建援疆泉州分指揮部的支持下，該科室於2021年開始籌建，先後投入370萬元人民幣援疆資金用於機房提升改造，於2024年11月正式成立並開機運行。 腫瘤醫學中心腫瘤科主任江連發來自福建省安溪縣醫院，他憑藉自己多年的經驗，幫助提升昌吉分院腫瘤防治中心的醫療水平與服務質量。 江連發所在的科室採用調強放射治療(IMRT)和容積旋轉調強放射治療(VMAT)等高精尖放療技術對患者進行醫治。他介紹道：「這種治療方式靶區更小、放療更精準、正常組織保護得更好，能極大程度減輕患者痛苦，減少併發症。」 江連發說，醫院放療科自去年開科以來，已收治患者80人。「作為援疆醫生，要秉持從『輸血』到『造血』的理念，發揮好『傳幫帶』作用，幫助把科室醫生培養成當地醫院能獨立完成放療全流程的骨幹力量。」(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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