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軍分區軍屬：千裡探親路 共傳「先遣精神」
2025-10-23 07:26 5,624次浏览北京8月13日電 題：兩岸演員談話劇《寶島一村》：兩岸在一村 記者 應妮 一座舞臺上「活著的博物館」，一段不說就會被遺忘的故事。8月13日，導演賴聲川攜臺灣演員屈中恆、那維勳，以及上劇團的新生代演員司雯共同亮相北京，分享《寶島一村》這部話劇17年來的感人點滴。 《寶島一村》資料劇照。 (上劇場供圖) 《寶島一村》的誕生，離不開兩個人——賴聲川與王偉忠。王偉忠是眷村長大的孩子，因擔憂眷村記憶隨拆遷消散，於是找到賴聲川，希望能夠做一個關於眷村的舞臺劇，把兒時記憶搬到戲劇舞臺上，讓更多人了解眷村及那段歷史。他用一句「電視都是速食，只有話劇才是永恆的」打動了賴聲川。賴聲川把從王偉忠那兒聽說和親歷的25個家庭、上百個故事，濃縮成了三代住民、四個家庭的生活片段。2008年，《寶島一村》終於和觀眾見面。 2010年，《寶島一村》開啟大陸巡演。2020年，在上劇場成立五周年之際，賴聲川推出由上劇團演員們傳承出演的專屬版《寶島一村》。 在劇中飾演「老趙」的屈中恆17年來場場不落，他將自己的父親作為觀察、參照的對象。「我爸爸的很多性格其實和『老趙』一樣，熱心、願意幫助鄰居，比如他掃地的時候，把自家院子掃完，還要幫鄰居門前也掃一掃。『老趙』身上的許多東西我都會去觀察我爸，跟他聊天。」 因出演《寶島一村》的契機，屈中恆有機會重新認識自己的父親。而如今，屈中恆已是四個女兒的父親，這一次更是帶著自己的女兒開啟《寶島一村》的巡演，一遍又一遍地看這個對她來說有些遙遠卻那麼近的故事。「演到今天，我已經有一種責任感在身上，有責任讓更多的兩岸中國人知道這段故事、了解這段歷史。」 17年來，那維勳從眷村二代的「大牛」演到了一代的「李子康」，代際的變換也是成長。他在劇中演繹的情節與父輩經歷相似。那維勳的父親七歲時與奶奶和叔伯們一起輾轉來到臺灣，但奶奶在遷徙中途過世，父親四兄弟也走散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卻也有意想不到的巧合，四兄弟在因緣際會之下慢慢重逢。然而父親自七歲去到臺灣，直到2007年前後才回到大陸老家。 那維勳說：「2016年我爸爸去世，在此之後的每一場《寶島一村》，我都覺得是演給天上的爸爸看的。」每每飾演「李子康」，他都覺得仿佛鑽進父親的身體裡，去感受、思念和致敬父親。 8月13日，《寶島一村》分享會在北京舉行。 記者 應妮 攝 來自上劇團的大陸演員司雯與屈中恆搭檔演出「趙嫂」，她坦言這個人物的種子已經在自己身上發芽，「我是哈爾濱人，小學畢業之後在北京，後來又在上海落地工作成家，演出中代入自己這種遷徙的情緒來體味劇中趙嫂的心情。」賴聲川透露，兩岸演員第一次聯排時，司雯的表現一下子就把老演員們「鎮」住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動，上劇場在大陸招募的年輕演員，和臺北這些18歲起就在籃球場上和我建立起友誼的老演員，在這部劇中融合得如此順暢」。 雙版本的《寶島一村》巡演之旅將啟航。上演17年的經典版本將在8月22日至23日的北京站迎來第350場演出，王偉忠將特別出演劇中的「說書人」，娓娓道來這個故事。已經上演了116場的專屬版巡演則是不斷解鎖新的版圖。 同一個故事，不同的版本。賴聲川說：「真實、誠懇是藝術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東西，我們選擇將《寶島一村》的故事繼續說下去，希望可以讓所有中國人都看到它。」(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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