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電影展2025」將在港放映《我們一起搖太陽》等12部作品
2025-10-28 01:16 5,492次浏览核心閱讀 近日，農業農村部會同水利部、生態環境部、交通運輸部聯合發布的《長江流域水生生物資源及生境狀況公報(2024年)》顯示，長江流域水生生物資源恢復態勢總體向好，完整性指數持續提升。要繼續加強長江珍稀瀕危物種保護，加大拯救行動措施力度。 《長江流域水生生物資源及生境狀況公報(2024年)》顯示，長江水生生物資源恢復態勢總體向好，2024年，長江幹流單位資源量為2.3千克，比2023年上升9.5%；物種多樣性水平穩步回升，2021年至2024年，長江流域累計監測到土著魚類344種，種類數比禁漁前(2017年至2020年)增加36種；棲息生境總體穩定，2024年，長江幹支流水質評價總體為優，Ⅰ—Ⅲ類水質斷面佔98.6%，比2023年上升0.1個百分點。針對長江禁漁後水生生物資源及生境恢復成效，有關專家進行了解讀。 長江部分重點保護物種數量上升，赤水河水生生物保護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重點保護物種方面，長江江豚分布範圍呈現進一步擴散趨勢，斑塊分布狀況趨於緩解，部分重點保護物種數量上升，新監測到長鰭吻鮈、紅唇薄鰍等2種國家二級重點保護物種，近30年來首次監測到胭脂魚自然繁殖。經濟魚類方面，四大家魚(青魚、草魚、鰱魚、鱅魚)在長江中遊監利斷面卵苗資源量是禁漁前2020年的6.2倍。此外，首次在宜昌和監利江段發現一定規模的䲘產卵場、在赤水河赤水市江段監測到鰻鱺。 赤水河是長江上遊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重點區域，對於構建長江上遊生態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義。 2017年開始實施全面禁漁以來，赤水河不同江段水生生物多樣性持續穩步提升，整體資源量明顯增加，2021年至2024年累計監測到土著魚類117種。珍稀特有魚類物種數和資源量維持在較高水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數連續3年穩定在「良」等級。 近年來，農業農村部指導貴州、四川、雲南建立土著魚類良種繁育場，突破裂腹魚、斑鱯、鱸鯉、雲南光唇魚等土著魚類人工繁育技術。「十四五」期間，赤水河流域三省共放流珍稀土著魚類663萬尾，有效補充土著魚類野外種群資源。在赤水河幹流開展長江鱘自然繁殖試驗，通過局部水域生境改造，成功監測到人工放流長江鱘產卵行為並孵化出苗。 同時，赤水河流域實施幹支流連通修復工程。截至2024年12月底，赤水河流域基本恢復了銅車河、白沙河、古藺河和大同河等一級支流自然連通，中華倒刺䰾、白甲魚等珍稀魚類重新進入支流攝食繁殖，不同區域的魚類物種數量和資源量均明顯增加。 長江天然水域的魚類資源和多樣性仍在緩慢恢復階段 有媒體報導，長江部分水域出現魚類大量聚集，顯得「魚多了」。經過觀察研究，魚類大量聚集僅是局部水域的特定現象，不能代表長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樣性已經恢復。 出現魚類大量聚集現象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在閘壩、河灣、河口等水域，一些魚類因洄遊、索餌、繁殖、水文條件吸引等習性驅動，在特定時間會出現應激性聚集；二是在少數封閉型湖泊水庫，前期增殖放流或上遊來水導致養殖「逃逸」的四大家魚存活率上升，數量增加，個體規格增大；三是長期投餵引發「馴化效應」，在無捕撈威脅環境下，人們長期在局部水域投餵形成穩定食物源，野生魚對人類活動警惕性降低，長期駐留岸邊覓食導致魚類大量聚集。 目前，長江天然水域的魚類資源和多樣性仍在緩慢恢復階段。中華鱘、長江鱘等珍稀瀕危旗艦物種保護恢復速度緩慢，還有相當一部分土著魚保護的關鍵技術尚未突破。儘管禁漁以來新增監測到36種土著魚類，但是歷史上曾經分布的443種魚類中，還有99種沒有被監測到。 從生物機理看，水域捕撈壓力消除後，一些生命周期短、繁殖快的低營養級魚類資源首先較快恢復、個體規格增大，通過食物鏈為較高營養級魚類、鳥類提供食物，此後，不同營養級魚類種群和群落結構通過自我調節不斷優化，最終達到生物多樣性水平更高、群落結構更穩定的新平衡狀態。 青海湖的禁漁實踐也充分證明，魚類資源恢復是個長期的過程。青海湖自2001年開始全面禁漁至今已24年，但是魚類資源恢復還是比較緩慢，僅達到歷史上的1/3，目前仍需全面禁漁。 加強長江珍稀瀕危物種保護，需優化升級珍稀物種拯救行動計劃 中華鱘、長江鱘、長江江豚是長江的旗艦性物種，也是反映長江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重要指示物種。 農業農村部持續落實拯救行動計劃，取得一定成效。今年已放流97萬尾中華鱘，根據監測結果推算，其中361尾超聲波標誌的個體已有超過60%到達長江口，在上海、浙江、江蘇等省市多處海域監測到中華鱘分布，野外資源補充成效顯著。長江江豚種群數量呈現出持續穩定的態勢。在長江幹流和赤水河幹流實施長江鱘天然水域產卵場改造與自然繁殖試驗，成功監測到繁殖，長江鱘野外種群重建邁出關鍵一步。 然而，受多種因素影響，當前珍稀瀕危物種種群恢復緩慢，物種生存危機遠未解除。中華鱘已連續8年未監測到自然繁殖，2024年到達葛洲壩下的成魚數量僅為10尾；野外監測到的長江鱘均為人工放流個體，長江珍稀瀕危物種保護形勢依然嚴峻。 為加強長江珍稀瀕危物種保護，需優化升級珍稀物種拯救行動計劃，加大拯救行動措施力度。例如，持續擴大中華鱘人工保種和增殖放流規模，開展中華鱘「江—海—江」仿生活史接力保種；組織相關省份及時排查清理水下殘存網片、魚線、錨鉤等潛在威脅物；深入推進長江鱘產卵場修復和自然繁殖試驗，推進恢復種群自我維持能力等。 《 人民日報 》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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