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當局「限陸令」升級 國臺辦：其卑劣伎倆註定失敗
2025-10-28 08:52 1,795次浏览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靜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浪浪山的風又吹過來了，帶著小妖怪們燃起的柴火味、一點未滅的火星和小豬妖的那句追問：「我想離開浪浪山。跟著大王是挺好，可是一輩子待在浪浪山也是無趣，是不是應該出去闖闖？」 2023年的新年，一部豆瓣開分9.5的國產短片集《中國奇譚》引發不小的轟動，打頭陣的《小妖怪的夏天》單集播放量已經突破1億。一隻小豬妖就這樣撞進觀眾的心裡，他不過是浪浪山微不足道的「邊角料」，在「大人物」的陰影下「搬磚」，在妖洞的最底層嘆息，卻還揣著去外面看看的卑微夢想。 如今一晃兩年半過去，小妖怪有了自己的大電影。2025年暑期檔，《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小豬妖不再是獨行，他拉扯起幾個同樣潦草、同樣被宏大敘事遺忘的夥伴——沉默的猩猩怪、聒噪的黃鼠狼精和吐槽不停的蛤蟆精，倉促拼湊起一支「草根取經團」，跌跌撞撞，踏上了屬於自己的、充滿荒誕與荊棘的西行路。 他們沒有大聖的金箍棒，沒有哪吒的風火輪，更不是來改寫結局的，甚至從頭到尾尋不到他們的姓名。但是這群「nobody」仍然在已知的命運齒輪下，回答了一個問題：這滿身泥濘的路，為何還要走？ Nobody的故事 《浪浪山小妖怪》剛定檔時，不少同行給影片監製、藝術總監陳廖宇發來消息：「你們也太快了！2023年推出短片，2025年長片就出來了？」其實，和人們想像的不同，《浪浪山小妖怪》並不是《小妖怪的夏天》火了之後趁熱打鐵。「如果真是這樣，那今年夏天大家就看不到這個電影，至少還得兩年。」陳廖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真實情況是，2021年，短片劇本剛完成不久，長片計劃就啟動了，也就是說，電影項目幾乎與短片同步立項。 原因不難猜，短片的劇本相當紮實且有創意，《中國奇譚》的製片人崔威看完，馬上就對《小妖怪的夏天》導演、編劇於水說：「構思個長片吧，做電影。」於是，在短片進入製作階段的同時，於水開始了長片劇本的創作。 當然想過在短片的基礎上擴寫成長片，把短片情節豐富化，在最後的危機到來前，寫寫最底層的小妖怪如何在「大王洞」掙扎生存。大綱都已經完成，於水想了想，又把它推翻了。「今天的觀眾還是需要新東西，短片劇本再有潛力，畢竟大家都看過。」於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短片的結尾基礎上續寫，也想過，但是「往後寫也有點怪」，故事就和《西遊記》和孫悟空沒有多大關係了。左思右想，於水最終決定，在短片的故事背景下，寫個新的劇本出來。 方向確定，寫作就頗為順利了。第一版大綱一氣呵成，在做短片的空隙裡，一年多時間，長片劇本就完成了。主角當然還是那些在神話故事中連甲乙丙丁都算不上，頂多是背景板的小妖怪。如果你看過短片，應該還記得和小豬妖一起在熊教頭手下做事的另外三個小妖吧——黃鼠狼精、蛤蟆精和兔子精，垂頭喪氣，透著微微死感，連眼睛都睜不開。短片熱播那陣子，這四位幾乎成為最熱門表情包和頭像，網友說他們是最佳「牛馬代言人」。 電影裡，蛤蟆精和黃鼠狼精順利進入「取經隊伍」，從龍套變為主角，兔子的形象在動畫影視中非常常見，且誕生過一眾經典動畫形象，因此選擇了其他不常是主角的小妖怪。哪怕在小妖怪的品類這個層面，於水也希望選取真正的nobody——不典型的、似乎永遠上不了臺面的小動物，在以往的動畫影視參與度上，他們都屬於「邊角料」和「邊緣人」。兔子精的空缺，由猩猩怪補上。「大聖本身是猴，好歹隊伍裡得有兩個和師徒四人稍稍像一點的，要不然一路遇到的這些人，也太容易騙了吧。」於水說。 四個畫風完全不搭的小妖怪，就這樣組了隊，他們各有各的難處和盼頭：猩猩怪身材高大卻深度社恐，恨不得把自己藏進地縫裡，跟誰說話都發怵；蛤蟆精就想在「大集團」裡當個螺絲釘，都去取經了還捨不得扔掉在大王洞的工牌；小豬妖算隊伍的創始人，可心裡那點「出去闖闖」的念頭，總被現實潑冷水；黃鼠狼精出發時是十級話癆，偏偏要扮演取經人裡最沉默的沙僧。 幾個主要角色，黃鼠狼精的角色設計最難，因為於水發現，寫完前三個人物後，留給他的空間不多了。為了讓人物有弧光變化，黃鼠狼精的初始設定是嘴皮子不停，啟程一路西行後開始思考人生，思考什麼是正義，影片結尾，他有了獨立判斷力，變得謹言慎行，完成了自己的修行。 這四個人假扮唐僧師徒去取經，本身就透著荒誕和喜感。身份一錯位，麻煩和笑話就跟著來了——一會兒被真妖怪追著打，一會兒被錯認成唐僧差點下鍋，一路雞飛狗跳，笑聲底下卻藏著生活的澀味。小豬妖在短片裡是悲催的「打工人」，到電影裡，又成了四處拉人入夥的創業者。於水坦言，他想通過這些人物展現普通年輕人的故事與困境，創作時，他並沒有把小妖怪明確設定為「打工人」之類，而是底層小人物，從小人物的視角出發去講述他們會遇到的問題，但正因為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都是小人物，小妖怪的經歷才喚起了最大程度的共鳴和共振。 作為中國動畫歷史最悠久的廠牌，《浪浪山小妖怪》的出品方之一的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曾創作過不少與《西遊記》相關的作品，包括幾代觀眾耳熟能詳的《大鬧天宮》和《金猴降妖》。相比之下，《浪浪山小妖怪》可以說是個「非主流」的西遊故事。「如果於水寫的不是那些從未被詳細書寫過的小妖，不是這種獨特視角，可能也就不會被《中國奇譚》選中了。」陳廖宇說，「因為在過去的故事裡，英雄人物被寫過太多遍，而生活中絕大部分的人，你、我、他可能都是無名之輩，難道就不值得去表現嗎？」在他看來，無論古典神話還是科幻題材，都應該具備當代性，讓觀眾照見當下的自己，產生情感共鳴。 正是因為觀照當下，於水讓故事聚焦於小人物，而且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反派」。「一說妖怪我們老有刻板印象，認為一定是壞的，其實不一定，他們就是神話中的一個族群而已。有些大妖怪可能壞，下面的小妖只是在他那兒討口飯吃而已，他們也有生活，有困擾，有家庭。」於水特別想「破一破」這種刻板印象，他覺得現在一個人太容易被貼標籤了，尤其在網絡上，有時候也許只是犯個小錯或是一時疏忽，整個人都被否定，而人是立體的。就像故事裡的小妖怪，確實為大王做過幫手，但是他們本質善良，甚至可以為拯救別人豁出自己的性命。於水希望人們在生活裡，也能這樣多轉變視角，那麼也許大家對世界的看法會變得溫和一些。 「最好的技巧是觀眾感受不到技巧」 在神話的外衣下，「小妖怪」當然是一則現實的寓言，而用早已被酷炫3D特效餵飽的眼睛去觀看，又感覺它有些復古。畢竟如今大銀幕上，不炫不酷不扎眼的二維動畫電影，實在不多見了。 陳廖宇覺得，無論二維還是三維，並不是一部電影成敗的關鍵，哪種形式都沒有先天的優勢或者豁免權，關鍵要看自己適合什麼。「『小妖怪』的短片就是二維，已經有了積累，何必另起爐灶？而且，你看看他們，長得就是這麼地隨意、潦草。」陳廖宇指著後面背板上的「小妖怪師徒四人」說，如果用三維製作精緻、光滑的建模，不如用二維能更加直接地打造拙感，畢竟角色並非光鮮亮麗的大英雄，因此線條不適合處理得太過絲滑，而是帶著一絲笨拙的氣質。 「比如小豬妖的兩顆獠牙，弧線保留了手繪感，這些細節正是最難的地方。」陳廖宇說，這也是二維動畫的獨特優勢，因為質感筆觸是人手畫出來的，帶有一種溫暖感和親近感。 如今觀眾眼前的畫面，無論松石、遠山還是村莊，無不充滿古意，景物是水墨氤氳的山川雲氣，人物又是工筆勾勒的精細國畫。在筆墨意韻中，加進了現代繪畫中的光影、色彩和空間透視，二者交融彌合，在古與今、神話和現實、作者與大眾之間找到了一條中間道路。陳廖宇發明了一個詞叫「水墨意鏡」——不是用鏡頭表現一幅畫，而是在鏡頭裡加入畫意。這背後，是600多人團隊、1800多組鏡頭和2000餘張場景手繪，實現了「大處寫意，小處寫實」。 為了讓角色形象適應大銀幕，「小妖怪」的主創進行了不少探索。比如小豬妖外輪廓線的線條粗細會根據鏡頭遠近有相應變化，遠景、中景、近景的線條像素各不相同。還有大反派黃眉怪的造型，黃眉怪並非一個臉譜化的「工具人」，因此主創將他設計成一個英俊中透出一絲邪惡的中年帥哥，有顏值也有能力。黃眉怪在片中的造型有戴披風的、穿鎧甲的，還有終極大戰裝扮，造型套數甚至不低於主角。 很多觀眾說，似乎又與記憶中的上美影重逢了，回到了童年時的暑假。這份熟悉感並非偶然——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作為出品方，將締造過《哪吒鬧海》《猴子撈月》《邋遢大王奇遇記》《大耳朵圖圖》等中國動畫史上經典作品的老動畫人常光希、周克勤、凌紓、姚光華、速達等請出山，作為顧問對影片整體內容、藝術風格提供支持。影片監製、藝術總監陳廖宇是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專業第三屆學生，他的老師，有執導過《天書奇譚》的錢運達，《驕傲的將軍》《哪吒鬧海》的動畫設計浦家祥，曾經由於現實原因而「斷裂」過的上美影品格、秉性與風貌，某種程度上，在他所在的這個班級裡，得到了繼承。 在陳廖宇眼中，無論「小妖怪」的短片還是長片，都呈現出傳統美學與無釐頭搞笑的兼容，因為反差而產生魅力，正符合上美影的調性，也就是當年動畫拓荒者「萬氏兄弟」立下的創作箴言——「不模仿別人，不重複自己」。在他看來，創作者的人格先於作品存在，一個作品的創作周期其實遠不止人們所見的3年、5年，而是從這個創作者出生就開始了，一個人所受的教育、經歷過的事情、建立的價值觀，都潛移默化地體現在作品裡。 導演於水生長在古建大省山西，有個在山西大學美術學院教書的父親，讓他從小讀的書是繪畫本《中國通史》，父親課餘也給出版社繪製插畫、連環畫。20世紀80年代的畫家，出手便是煙霧嫋嫋、紫袍玉帶的古意，那些充滿寫意與留白的傳統畫法啟發了常趴在一邊看父親作畫的於水。長大一些後，他最喜歡上美影的動畫短片《三個和尚》，簡單的線條和幽默且不失諷刺的品格，深刻影響了他成年後的創作。如果有人看過於水的早期作品《禽獸超人》，會發現無論是小人物視角、搞笑戲謔或映射現實，都與《三個和尚》有精神上的相似。而今天的《浪浪山小妖怪》，又能看到《禽獸超人》的影子。 製作《小妖怪的夏天》時，於水的父親曾「出山」幫他寫片頭和片中的毛筆字，這次製作電影，父親又幫了忙。小雷音寺那場戲，當小妖怪取經四人組進入大殿，「假如來」和身後的一眾菩薩、羅漢有個集體亮相，劇組找了很多畫師來設計這幅畫面，始終不理想。「總覺得氣場和氣勢不夠，差點意思。」陳廖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這幅畫面需要的不僅是技術，更多的是傳統文化底蘊和審美修養。這時候，『老於老師』出手了，果然『薑還是老的辣』。」「老於老師」的畫稿一拿出來，大家馬上覺得，「這張對了」！最終，在於水父親畫稿的基礎上，做出了小雷音寺眾佛亮相的場面。 陳廖宇覺得，不同影片團隊都有自己的基因，有些偏技術背景，有些偏藝術背景。「小妖怪」的團隊無疑屬於後者，他們都不太追逐時髦和酷炫，雖然他認為影片的最高潮部分「也挺炫的」，但這個「炫」歸根到底在為故事服務，是因為情節走到那兒了。在他看來，最好的技巧是觀眾感受不到技巧，只記住了故事和人物。 取得「真經」 往日傳統美學的積累成為《浪浪山小妖怪》的創作基因，但即便基因相同，卻因為不同的理解、手法、風格與思考方式，它與此前的國風作品又全然不同。 雖然整個作品透出濃厚的中國風，但在於水眼中，中國風並非國畫、石獅子、紅燈籠等那麼簡單的符號展示，這些符號只是對所謂國風的最表層理解。在表層之下，還有中國美學，例如畫面的留白，這需要觀眾通過理解才能意識到其中的特別之處。而最深層的中國風格，其實是一種性格，是只有隨著敘事推進，才能慢慢感受到的、最為厚重的層次。 無論哪個層次，其實都不需要刻意。陳廖宇感慨：「你每天出門不會琢磨半天自己穿什麼才會凸顯自己是中國人吧？不需要琢磨，因為本來就是。」他認為，國風也好傳統美學也好，不是束縛人的東西，而是可以為創作者所用的，它們也不是標籤，而是動態的，只要創作者真實地反映自己的生活，忠誠地表達自己的情感，自然而然，就是「國風」。 「我大兒子回來了，他現在在大王洞受重用，大王派他們去取經吶！」「哎哎，快別說了媽！」電影裡，小豬妖把在山洞口對著鄉親大肆「顯擺」的媽媽拉回去，大概很能讓人會心一笑。 於水認為，這種民族性格和特點是難以在導演的作品中抹去的，就像李安哪怕在好萊塢拍電影，觀眾依然會從他的作品裡感受到中華品格。於水把動畫中的「中國性」比喻為冰山和山尖，「表現青山綠水這些都沒問題，但是在它之下應該有一個更龐大的、我們看不到的山體，那恰恰是最主要的部分。只有具備了這個部分，中國性才會自然而然地以某種形態呈現出來」。 影片的結尾，決戰之後迎來的平靜時刻，大概就更是屬於中國人的留白與哲思。他們的一切努力被修正，沒有得道成仙，沒有逆天改命，甚至未來得及說出自己的名字。從哪裡來，回哪裡去，緣起緣滅，不增不減。但作者的悲憫又留給了觀眾一絲希望——哪怕拼盡全力最終仍是歷史中的塵埃，卻依然可以被「看見」——村子裡的百姓修起一座小小神龕，裡面供奉的不是齊天大聖和西遊師徒，而是那四個直到影片結束也沒有姓名的小妖怪。 去西天取經、成聖成佛的意義是什麼呢？如果是拯救他人，被他人信任、依賴甚至尊崇，那麼他們四人，其實已經做到了，他們已經「取到真經」。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天津8月10日電(記者 劉越)「我為抗日而亡，絕不能讓你從我的背後開槍。你要從我的面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來啊，開槍吧！」 在天津市和平區花園路5號的吉鴻昌舊居，「何以中國·和合共生」媒體採訪團成員看到了一場特殊的表演。演員霍正斐身著軍裝，眼神堅毅地重現了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這正是「紅樓」沉浸式展演《國魂》中最動人的一幕。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 劉越 攝 場景重現 讓紅色記憶在「紅樓」中生長 盛夏的和平區中心花園，綠樹成蔭中一座紅磚小樓格外顯眼——這座被稱為「紅樓」的建築，曾是抗日英雄、愛國將領吉鴻昌生前最後的居所，也是他在天津開展抗日活動的地下聯絡站、秘密印刷所。 如今，通過精心設計的場景還原與真人演繹，讓當年的革命印記愈發清晰。二樓第七展室設置七扇門，每一扇門都對應著警戒撤離的逃生路線，演員推門、閃身的動作利落乾脆，瞬間將觀眾拉回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生前場景。 劉越 攝 「我們從一開始就認定，要讓遊客站在吉鴻昌真實生活過的空間裡，觸摸到歷史的溫度。」吉鴻昌舊居館館長胡鵬宇道出沉浸式創意的由來。作為擅長沉浸式話劇製作的團隊，他們在展館修繕籌建時就明確：「傳統講課式講解已難以吸引觀眾，尤其是年輕人。而沉浸式能讓人身臨其境，這種代入感是傳播紅色精神的最佳載體。」 從今年3月創排至今，團隊用數月時間打磨細節。演員需先了解吉鴻昌生平事跡，再通過情緒訓練貼近角色在入黨宣誓時的堅定、秘密印刷時的警惕、臨刑時的凜然。「吉將軍一米九六的身高很難完全復刻，但我們堅持選正氣足、中氣盛的演員，外形要貼合『闊面壯漢』的形象，這是對歷史的尊重。」胡鵬宇說。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外，抗日英雄吉鴻昌雕像。 劉越 攝 演員霍正斐已扮演吉鴻昌四個月，每場演出都讓他心潮澎湃。「最觸動我的是就義那場戲的臺詞：『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每次說這句，我都能感受到吉鴻昌將軍對信仰的執著和對敵人的蔑視。」 他記得，一次有位大學生觀眾看完演出後哭了，這讓他更加確信演繹的意義，「文字可能抽象，但演戲能讓歷史『活』起來，觀眾能直觀感受到將軍為國家、為百姓做事的赤誠。」 作為吉鴻昌的外孫女，鄭吉安見證了紅樓的「重生」。讓她動容的是，不僅有老年人帶著敬意來緬懷先烈，青少年更在沉浸式演繹中與英雄「對話」。甚至有小朋友參觀後能完整背誦「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絕筆詩。 從變賣家產支援抗戰的家國抉擇，到獄中遺書裡「為時代而犧牲」的豪情與柔情，吉鴻昌的精神通過演員的演繹、場景的還原，跨越近百年時空，在年輕一代心中紮根。 跨界融合 讓歷史建築在「城市劇場」中煥彩 從「建築標本」到「城市劇場」，天津的歷史建築活化正走向更廣闊的跨界融合。在曹禺創作《日出》的靈感之地——惠中飯店，一場別開生面的街頭沉浸式話劇正持續上演。 伴隨著「玫瑰玫瑰我愛你」的旋律，「陳白露」執扇從歷史深處走來，黃包車夫、油頭小生、可憐孤女等角色次第登場，觀眾時而為劇情揪心，時而因互動發笑，不經意間就成了「百年前天津往事」的參與者。 天津市和平區大銅錢廣場，《日出》正在「沉浸式」演出中。 劉越 攝 「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當「陳白露」站在惠中飯店二樓露臺念出這句經典臺詞時，不少觀眾紅了眼眶。這種打破「第四堵牆」的演繹，讓文學經典與歷史建築產生了奇妙共鳴。 從李叔同故居「叔同之夜」的劇情解謎，到曹禺故居《尋找戲劇家》的感官體驗，天津正將一座座名人故居轉化為「城市劇場」。在這裡，靜態的展櫃被生動的場景替代，單向的講解變成雙向的互動，遊客不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走進故事裡的「體驗者」。 曹禺故居內，觀眾參與《尋找戲劇家》沉浸式演出。 劉越 攝 歷史建築的「重生」，離不開城市文旅戰略的精準布局。天津市推動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提升沉浸式、融入式體驗，創新旅遊產品和服務，打造旅遊休閒新熱點」。如今，在「五新二十策」實施方案等政策加持下，天津的名人故居活化形成了「保護—活化—傳承」的良性閉環。吉鴻昌舊居、北洋法政學堂等修繕開放後，迅速成為文旅新地標。 數據見證成效。2024年，天津舉辦特色文旅活動和惠民演出1.3萬場次，接待遊客2.6億人次。這些數字背後，是「讓歷史說話、讓文化發聲」的理念落地。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又稱「紅樓」。 劉越 攝 正如胡鵬宇所說：「形式是次要的，核心是把紅色故事、文化精神說好。」如今，漫步天津街頭，吉鴻昌舊居的「紅樓」訴說著家國情懷，惠中飯店的《日出》演繹著時代悲歡，李叔同故居的琴聲傳遞著藝術哲思。這些歷史建築不再是孤立的「標本」，而是串聯成線、融合成面的文化景觀，既守護著城市的歷史根脈，也為文旅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歷史的長河奔湧向前，文化的傳承生生不息。天津以歷史建築為支點，撬動文旅融合新發展的實踐證明，當歷史場景被精心還原，文化精神被創新表達，老建築就能煥發新生機，成為滋養城市文化自信、連接過去與未來的「密碼」。這不僅是天津的探索，更為全國歷史建築資源的活化提供了生動範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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