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發現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廟臺槭種群
2025-10-25 13:31 8,276次浏览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耕地保護和質量提升法(草案)》。會議指出，堅持耕地數量、質量、生態一體保護，綜合施策持續恢復和提升耕地生態功能，確保永續利用。 這個消息讓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張福鎖團隊很振奮。前不久，該團隊剛剛在《科學》雜誌發表重要研究成果《調控植物-土壤反饋，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強調種地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要把目光轉向土壤健康。 民以食為天，耕地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張福鎖在介紹課題研究背景時表示，團隊曾對華北平原小麥-玉米輪作體系長期定位試驗的105個數據點進行了數據統計測算，由於土壤問題，當前每公頃耕地存在約1.5噸的隱形糧食損失。 為何「丟了」這麼多糧食？張福鎖表示，是由於「作物-土壤負反饋」。當前集約化農業生產不合理管理造成各種土壤健康問題，如壓實引起土壤結構變差，土壤化學性狀的變化包括土壤酸化、鹽漬化，土壤生物活力降低，生物群落失衡等，導致土壤內在效率下降，作物容易染病，對氣候變化的抵抗力下降等。他說：「一畝地100公斤的隱形產量損失，我們應該拿回來。」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王光州和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張俊伶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這項研究中，團隊基於前期研究進展及科技小院16年來生產一線的實踐積累，結合團隊近年來在根際生命共同體理論研究方面的進展，將生態學研究中發展較快的「植物-土壤反饋」思想引入農田生態系統，提出了作物高產與土壤健康協同的系統化研究範式。 張俊伶和王光州指導的學生，在田間地頭的科技小院駐紮時，發現「改土」確實可以增產。 博士生欒冬冬2020年進入課題組時，在河北曲周的麥田裡，看到大片即將灌漿成熟的麥子中，有不少麥穗提前枯白、乾癟。「這是小麥患上了莖基腐病。」他說，這種由土傳病原真菌-鐮刀菌引起的病害，能夠侵染小麥莖基部，導致莖基部腐爛、植株早衰，甚至顆粒無收。不僅如此，這種病害還會產生有毒的脫氧雪腐鐮刀菌烯醇等，威脅糧食安全和人畜健康。 他說，研究顯示基腐病的病因有很多，具體到曲周這片土地，團隊分析，這裡冬小麥和夏玉米收穫後大量秸稈還田，改變了土壤微生態環境，促進了有利於病原菌生長的微生物的富集，成為引發小麥莖基腐病的關鍵原因。 為了找到一種有益菌和病原菌進行鬥爭，欒冬冬長期在田裡、實驗室兩頭跑。去田裡把患病的小麥樣品和土壤樣品取回，在實驗室裡篩選土壤，分離出微生物。而後培養微生物、鑑定微生物，再將潛在的「對手」微生物和引發莖基腐病的病原菌進行功能拮抗試驗，驗證其是否發揮了抑制病原菌的作用，從而製備能夠抑制病原菌的有益菌劑。 在實驗室中尋找有益菌的過程雖然繁瑣，但和在酷暑裡下地噴灑生防微生物菌劑比起來，卻還不算辛苦。欒冬冬說，同學們和老師經常是下午兩點就帶上菌劑，頂著火辣的日頭出門，在田裡一直忙到晚上七八點。 經過4年的篩選與驗證，欒冬冬和團隊成員初步研製出了一種生防微生物菌劑。他說，團隊2024年在曲周建立了總面積近5畝、由16區塊組成的試驗田，田塊中應用生防微生物菌劑的結果令人欣喜：小麥莖基腐病發病率顯著下降，根際土壤中病原菌豐度下降超過25%，平均每畝小麥增產近17%。 和欒冬冬相似，博士生倪剛在山東東營的鹽鹼地上種小麥和玉米，檢驗土壤中的微生物對作物的影響。 倪剛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們從2021年開始，在山東東營的8畝地試驗田上，每年6月播種玉米，10月收穫，玉米收穫後再播種冬小麥，來年6月收穫。在這個輪作的過程中，他和同學們一起提取玉米、小麥根際的微生物進行研究，研製出有益於作物生長的微生物菌劑，並在大田試驗的基礎上驗證菌劑效果。 「上個月，我們剛收穫了微生物菌劑試驗的冬小麥。」倪剛說，目前，與不施加微生物菌劑的處理相比，施加微生物菌劑試驗田的冬小麥增產了約30%。 研究人員由此發現，土壤對於作物的影響遠比想像中大，而土壤健康似乎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張俊伶表示，當前以追求高產為目標的集約化農業過度依賴高產品種和外源投入，植物-土壤互作關係被削弱，造成系統負反饋作用加大，而正反饋作用減少，土壤退化嚴重，土壤健康現狀惡化。 張俊伶說，由於長期忽視土壤健康，在面對農業生產實際問題時多採用「快餐式」，「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片面解決方式，土壤生態系統失衡，土壤多功能性難以發揮，嚴重威脅耕地質量和農業綠色發展。因此團隊在此次研究中提出農業轉型要紮根大地，「低頭」關注土壤健康。 「不能光看一茬的產量，還要看長遠的整體效應；不能只管作物，還得看護好土壤。」張俊伶說，「我們希望大家從『朝上看』，轉向『朝下看』，要扎到土裡去；希望大家不僅僅是看短期的作物產量，更要著眼於長遠的健康土壤培育。」 近些年，張福鎖在走訪全國各地的農田時，觀察到地方農業部門對「改土」的需求日益增長。研究團隊提出了未來農業科學研究的一些重點方向，他們希望構建作物高產與土壤健康協同提升的長效機制和管理策略，支撐農業系統的氣候韌性等。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茜 實習生 劉璇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1日 08版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2020年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於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越有利於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在《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對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進行了闡述。 一、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與理論內涵 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面對國際國內新環境孕育的新機遇和面臨的新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2020年8月24日)中指出：「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很明顯，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立足新發展階段、應對新機遇新挑戰的戰略之舉。 新發展格局的主體是國內大循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也明確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進一步明確了國內大循環在新發展格局中的主體地位。 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2020年10月29日)中指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發展新階段要求、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可見，新發展格局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在新發展階段應對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的重要戰略和舉措，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目的在於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二、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與新發展格局之間的相互關係 正確理解和認識新發展格局，首先要讀懂「雙循環」。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是否能夠打通，不僅關係到新發展階段中國能否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也關係到新發展格局能否順利構建。習近平總書記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中指出：「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和先手棋，關鍵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最本質的特徵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必須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持續深化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制度型開放，依託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必須強化國內大循環的主導作用，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必須依託國內循環以形成對全球要素的強大吸引力，國際循環的暢通又反過來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雙循環」的暢通無阻則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了堅實保障。 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闡明了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性。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可以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有利於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同時，將高水平對外開放、國內大循環、全球資源要素以及制度型開放聯結起來，進一步闡明了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理論邏輯。 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在外需不振新形勢下，以新發展理念實現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良性互動、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之一。202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紮實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這不僅闡明了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之間的相關性，而且進一步強調新形勢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主要任務在於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 由此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不僅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具體表現，同時兼具對內和對外兩種屬性，是連接「內循環」和「外循環」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意義不僅在於理論內涵的拓展，更在於創新實踐的升華。 三、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必須遵循從內而外、內外聯動、內外協同的發展方式，通過「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相互促進，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首先，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實現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明晰國際經貿規則體制機制變化對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影響及其新要求。第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下的國家安全機制，以高水平安全為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提供保障。第三，進一步提升自貿試驗區(港)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的「試驗田」功能，通過自貿區(港)經驗的可複製可推廣，引領、帶動全國走向共同開放。 其次，以自貿試驗區探索為抓手，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以擴大內需進一步激活「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功能，出臺各細分領域《負面清單》，加快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第二，全力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破除各地區市場分割的隱性壁壘，實現各區域制度型開放的政策協同。第三，加強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相關地區的經貿往來與合作，為進一步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提供體制機制創新的政策實踐。 最後，推動「內」「外」循環聯動發展，增強中國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具體包括：第一，以「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引領」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第二，以積極參與並籤署高標準的多邊、雙邊國際經貿協定，倒逼國內製度改革。第三，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給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趙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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