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羽毛球資格賽開幕 多名奧運冠軍力爭席位
2025-10-24 03:32 9,643次浏览記者 宗苗淼 抗日戰爭時期，秦皇島青龍花廠峪村曾是臨撫凌青綏和凌青綏聯合縣工委機關所在地，也是冀東軍區東工委領導機關所在地，發生戰鬥200多次。在這片歷經戰火洗禮的土地上，八路軍與百姓生死相依並肩戰鬥…… 1942年12月的一天，夜色如墨，寒風呼嘯。幾百名八路軍戰士悄然進駐花廠峪村。這個「進越長城可攻，退居深山可守」的村落，一夜之間成為冀東地區連接東北的抗日樞紐。 當時，日軍將這片土地劃為「無人區」，花廠峪村的靴腳溝樹高林密，許多人家隱沒在溝溝岔岔。老鄉們得知來的是共產黨的抗日隊伍，滿心歡喜地將八路軍迎進家中。 這片土地發生的故事，都被一棵在戰火中挺立的千年慄樹默默見證。 寧死不屈 沒有一人吐露八路軍的消息 沿著靴腳溝往山裡走，是村民趙玉明的家。屋旁就是那棵千年慄樹。「五六個人手拉手都抱不過來，城裡來的專家說，它已有1500多年歷史。」趙玉明說。 「我們這裡，家家住過八路軍。」趙玉明說，「受八路軍的影響，大家都願意當民兵。我那當民兵的二叔趙清，就在這棵慄樹下設立了秘密交通站，為八路軍傳遞消息。」 趙玉明的二叔生前回憶那時的事時常說：「慄樹底下擺一張桌子，有人來就喝杯茶。能對上暗號的，就是八路軍，馬上傳遞消息。若是遇到漢奸，當場就懲處。」 在花廠峪村及周邊，八路軍與日偽軍多次激烈交鋒。共產黨抗日領導機關在日偽軍眼皮子底下站穩了腳跟，日偽軍怎會善罷甘休？ 1943年8月28日，日軍調集500多人進攻花廠峪，對聯合縣工委機關進行「圍剿」，卻被八路軍打得抱頭鼠竄。敵人惱羞成怒，一個多月後，又調來6000多名日偽軍，叫囂著「血洗花廠峪，火燒靴腳溝，不留一個喘息的活物」。 「敵人出動飛機、大炮，八路軍帶著老百姓只好撤退到山裡。二叔為了送消息，沒來得及進山，他和幾個村民一起被抓了。」趙玉明介紹，「當時日軍並不知道二叔的身份，將燒紅的烙鐵烙在他身上，逼問八路軍下落。他和被抓的村民強忍疼痛，沒有一人吐露八路軍消息。」 兩位村民在敵人的折磨下不幸犧牲，而趙清憑藉頑強的意志活了下來，繼續在這棵慄子樹下的交通站值守。 「我父親當時還是個孩子，他常偷偷撿些慄子，跑到山裡送給八路軍。」趙玉明說，「慄子是當時最好的食物，又解餓又香甜。八路軍非常感動，紀律嚴明，專門打了借條。新中國成立後，曾經打借條的同志真找來還糧了。但我父親說什麼也不要，因為八路軍是真正為咱們好啊。」 家家把房騰出來給八路軍住 「八路軍是豁出命幫我們打小鬼子啊！那時花廠峪村全民皆兵，當不了八路軍也要當民兵。」說這話的，是抗日堡壘戶、民兵基幹隊骨幹趙忠和的兒子趙海山。 「聯合縣工委和冀東軍區第12團1營副營長馬驥帶領的八路軍來到花廠峪，因我父親以前跟馬驥打過仗，辦事處就設在了我家。」趙海山回憶道，「當時村民分散住在附近的九溝十八岔裡，每家都不寬裕。八路軍不想給老鄉添負擔，就在靴腳溝樹林裡搭帳篷住。但數九寒天，戰士們凍得發抖，槍都端不穩，怎麼打鬼子？於是，村裡人偷偷把他們領回家，你家住5人，他家住6人，家裡炕多的，就多住幾個八路軍……」 如今，花廠峪村史館裡還留著趙忠和老人的照片。「他幫八路軍挖壕溝、運彈藥、埋地雷、搞側面襲擊、清理戰場，做了很多事。」趙海山說。 97歲的雷玉芝至今仍清晰記得，她生下大兒子的第六天，就和婆婆一起給八路軍做布鞋，支援他們打小鬼子。 在村裡米家臺的一棵百年慄樹旁，是凌青綏聯合縣工委第一區財糧助理米萬忠的故居。他女兒米桂君說：「父親負責給部隊收運軍糧，時常講附近老百姓對他的好。有一迴路上差點被鬼子抓到，老鄉直接把婚房讓出來給他打掩護，幫他擺脫了鬼子搜捕。還有一回，為炒3000袋小米軍糧，山裡的老鄉從各家湊來24口大鍋，幫他忙活了三天三夜……」 打不垮的花廠峪 花廠峪紀念館館長周慶信，是八路軍冀東軍區第七區隊三連連長周子豐的兒子。周子豐臨終囑託兒子，花廠峪村民們和戰士們是生死兄弟，以後一定要幫助他們。為此，周慶信紮根花廠峪村。 「父親打過近百場仗，靴腳溝突圍最慘烈。」周慶信神情肅穆地說，在敵人動用6000多人，我方卻只有200多人的情況下，父親在花廠峪老鄉的指引下，帶領戰士掩護聯合縣工委向老嶺深山峽谷撤退。當看到花廠峪上空敵機對著村莊瘋狂掃射，村子樹木折斷、火光沖天時，戰士們心頭怒火燃燒，發誓要殺回花廠峪，為鄉親們報仇。 時任聯合縣工委書記劉光祿為戰士們做思想工作，講明戰略轉移的必要性和意義，強調暫時的退卻是為實現戰略進攻、後續奪取更大勝利。第二天暴雨，山火熄滅；第五天，霧氣驟起；第六天，聯合縣工委與羅文、馬驥率領的八路軍冀東軍區第七區隊一、二連會師，成功突圍。 然而，日偽軍對花廠峪的「圍剿」並未結束。帶著老百姓突圍成為最要緊的任務，八路軍決定就近突襲敵人重要資源周丈子水銀礦，減輕花廠峪壓力。「圍魏救趙」，攻敵所必救，花廠峪之圍得以解除。 幫助八路軍抗日的民兵隊、交通站始終在，直到抗戰勝利的那天。這裡的人民，如經歷戰火的慄子樹，春風拂過再發新芽。 【今日花廠峪
8月12日晚，第十二屆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的主論壇在雷士德工學院舉行。雷士德工學院地處北外灘，這一帶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群星璀璨之地，左聯作家在這裡掀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熱潮，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承載著中國文學史記憶、見證了中外國際文化交流史的特殊地理空間，今年的文學周主論壇圍繞「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展開，形成經典與當代、歷史與現實的文學復調。愛爾蘭都柏林喬伊斯中心主任達裡娜・加拉格爾、瑞典作家派屈克·斯文松，馬來西亞作家戴小華、林雪虹，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張明皚，英國作家艾禮凱，韓國學者薛熹禎，韓國作家金草葉、千先蘭，德國翻譯家李棟，中國作家孫顒、郭爽、程婧波、張秋子，翻譯家餘中先、戴從容、黃雪媛等輪流演講。論壇主持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方笑一引用《說文解字》的釋義，「經」即「編織」，這呼應著達裡娜・加拉格爾的說法：經典的本質是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隨時吸收來自當代作者的新聲。誰能想到，卡夫卡曾讀過《聊齋志異》，《消失的地平線》靈感來自《桃花源記》，正如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的感慨：經典讓不同時空的「異鄉人」在故事中指認彼此。古典不古，經典並不凝固作家孫顒因為個人經歷格外感慨，70年前，幼年的他生活在東長治路，如今重回童年故地，長街物是人非，雷士德工學院建築依舊，在「變亦不變」的環境裡，「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對他而言是切身的生命體驗。他明確地提出「古典不古」的觀點，回顧《荷馬史詩》誕生於3000年前，《詩經》同樣有3000年歷史，無論西方東方，整個世界經歷滄海桑田的變化，在全面數位化的當代社會，印刷術面臨被淘汰。全世界的年輕人除了應付進入教科書的內容，多數人不會主動閱讀《荷馬史詩》或《詩經》這些遙遠的詩篇。但古典寶藏並沒有在當代社會中喪失它們存在的意義。因為在變遷的時代、技術和社會生活中，文學的硬核之心沒有變化，古典作品觀察和表達的人性，並沒有在3000年中發生本質變化。西方的遊吟詩人吟誦的人類的貪婪、掠奪和暴力，依然能在今天看到；中國民間歌詠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天依然在上演。人類社會的發展摧枯拉朽，技術變革翻天覆地，然而人的欲望和需求沒有變化，所以，古典作品依然能夠滋養著現代人的精神。這也是古典帶給當代的啟示，一切文學創作能否流傳的關鍵在於對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畫。達裡娜同樣在發言中談到《荷馬史詩》，她平行對照了荷馬和喬伊斯的寫作，後者的《尤利西斯》正是對《奧德賽》的再創造。喬伊斯創造了布魯姆在1904年6月16日漫遊於都柏林，這是在20世紀愛爾蘭的背景下，創造性地改寫奧德修斯的歷險。喬伊斯不是第一個改寫荷馬史詩的人，更不是最後一個，經典的生命力在於不斷演化，經歷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述，每次重寫和改寫都是經典的新生，歷代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是在不斷更新的。事實上，喬伊斯的研究者發現，他寫作《尤利西斯》的靈感來自童年閱讀《尤利西斯歷險記》，那是一部英語翻譯、簡寫的兒童文學讀物。所以，古典不是靜態的被膜拜之物，它是在時代變遷中不斷被豐富的、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對歷代的寫作者而言，經典是能夠不斷汲取靈感的源頭，也是一部隨時能把自己的聲音置入其中的發展中的作品。翻譯家餘中先進一步強調「經典並不凝固」的觀點。他分享了自己閱讀加繆的體驗：初讀《鼠疫》和《局外人》，他震驚於人類群體的不理性和荒謬；再度閱讀時，體會到加繆想要表達的「集體抗爭中的人性溫度」，也從中重建對人性的信心；到第三、四次重讀這兩部作品，他試著把兩部獨立的作品納入「加繆寫作」的完整系統，體會加繆在創作中的變化，作家對沉默和行動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書寫態度；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思考加繆的文學創作與他所身處的法國當代哲學語境之間的張力。餘中先總結，閱讀經典意味著一場對話的起點，經典是一扇等待被打開的門，推門而入，但門後並沒有終點和標準答案。無論身份是作者、譯者或讀者，哪怕帶著疑惑和不解，「只要進門，就參與了經典的再創造。」變形的孩子在故事中指認彼此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堅持跨文化思維的寫作，他在新作《文化的故事》裡，回顧從歐洲巖畫到韓國女團的人類文化變遷。對於「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他認為「經典」不僅意味著時間軸上的傳承和演變，更值得關心空間層面的「流變與轉化」，也即經典在跨文化語境下的挪用和共享。他認為，當代社會陷於「文化戰爭」焦慮的大環境，上海國際文學周創造了促成文明交流的場所。把文化視為特定區域、特定族群的「財產」，這種強烈的「文化歸屬地」理念固然能珍惜和捍衛文化遺產，但他推崇另一種更開放的文化觀——它不是被佔有、被壟斷的資源和私產，文化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相遇後的交集。他一直被玄奘的故事吸引，這位中國高僧旅居印度16年，把佛經手稿帶回長安，據說，在他離開印度前，當被問起一生的信念是什麼，他提起童年受到的儒學啟蒙。他既是旅者也是譯者，最終成為佛學大家，是因為「儒」和「釋」在他的生命經驗中融合。普克納因玄奘的故事堅信，經典因跨文化、跨地域、不斷跨越壁壘而獲得持續的生命力，文化的借鑑、共享以及和合共生，非但不是自卑和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力量的象徵。作家郭爽分享了她的閱讀經驗，與普克納的觀點形成共鳴。郭爽提到她青年時期讀到兩則刻骨銘心的「變形記」故事。其一來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講述一個青年變成蟋蟀，在皇宮鬥蟋蟀比賽中戰無不勝，奇異地改變了他家人的貧苦命運。另一部是卡夫卡的《變形記》，格裡高利變成甲蟲並被冷酷的家人拋棄。後來郭爽震驚地得知卡夫卡讀過《聊齋志異》，這讓郭爽既意外又感到釋懷，想到卡夫卡從無望的工作經歷中寫出絕望的《變形記》，「也許在他讀到《聊齋》時，蒲松齡的故事部分地化解了他的孤獨。經典的流變意味著，世間所有變形的孩子，終能藐視世俗規則，在語言和想像的世界裡飛翔。」英國作家艾禮凱用一口字正腔圓的中文分享了又一則「經典跨越時空存續」的故事。2020年初，定居北京7年的他在節奏飛快的大城市裡深感疲憊，為此決定旅居大理。他回憶，火車飛馳在西南高原，穿山越谷，當火車從最後一個長長的隧道裡穿行而出，他豁然看到洱海在眼前鋪展，那一瞬間，他體會到漁夫進入「桃花源」的震撼，陶淵明的文字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在大理古城租下一棟老舊的木屋，儘管他很快意識到旅遊業發達的大理並非他想像的世外桃源，但是在放慢的生活節奏中，他找回內心的平靜並決定寫作分享他的大理日常，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大理一年》。大理距離香格裡拉4小時車程，艾禮凱試圖在「大理」和「桃花源」、他本人和陶淵明之間建立起文學聯繫時，他發現他的同胞、《消失的地平線》作者詹姆斯·希爾頓早一步做到了，希爾頓視陶淵明為文學偶像，《消失的地平線》不僅來自作者的親身經歷，創作靈感更源於《桃花源記》。艾禮凱說到，《消失的地平線》有著和《桃花源記》相似的結尾，主人公一旦離開就永遠地失去了那個「理想之地」。他寫完《大理一年》，也從大理搬遷到喧囂的紐約，這不是刻意地在個人生活中模仿經典，而是：「桃花源和香格裡拉在現實中註定是『消失的地平線』，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生活的避難所，那也許只能在寫作中、在文學中尋找和造就，那必然是精神性的存在。」用中文寫作的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認為，不斷轉化的經典給流變的人生提供了錨點。她歷時六年寫作非虛構作品《林門鄭氏》，在文字中悲悼母親不為人知的頑強人生。寫作中途，她重讀《奧德賽》，注意到從前忽略的小角色埃爾佩諾爾，他是奧德修斯行伍裡最年輕的一個，既不勇敢，也不聰明，毫無功績，因為酒醉後一腳踏空，從高處摔落摔死了，他死的時候，夥伴們正急著開拔，忘了安葬他。後來，奧德修斯遊歷冥府，遇到的第一個亡靈就是埃爾佩諾爾，小人物對英雄哭訴：請你在海岸邊為我築墓，讓後來的人們紀念我這個不幸的人。林雪虹回憶，她讀到這段，失聲痛哭，她意識到荷馬寫出了她多年的心結，她通過寫作重構記憶，恰如奧德修斯為被遺忘的亡魂築墓。古典的幽靈頑固地遊蕩在當代創作中，不僅埃爾佩諾爾的「未竟之葬」與她的個人生命經驗產生共振，她同樣在伯格曼的電影《呼喊與細語》裡看到希臘神話《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的影子，她為此有感而發：「幸而有了經典，穿梭在不同時空中的異鄉人能在這些故事中指認彼此，否則我們的世界該多麼的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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