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2025「上半場」：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錨」與「加速器」
2025-11-17 15:10 6,574次浏览杭州8月4日電 題：重訪浙江杭州東洲：一封抗戰家書何以感化敵人？ 作者 嚴格 林波 他犧牲時，懷裡的家書竟感化了戰場上的敵人。這封家書被帶回日本，幾十年後公之於眾。一段塵封已久的故事就此浮出水面。 近日，作者參加浙江省檔案館組織的「我在檔案現場 解密檔案故事」活動，走進抗戰期間東洲保衛戰發生地杭州東洲等地，探尋這封抗戰家書背後的故事。 近日，杭州市富陽區東洲島一景。 林波 攝 家書 2019年，杭州抗戰歷史研究者何明敏買到了侵華日軍第22師團第85聯隊史《軍旗之下》。這裡收錄了一篇侵華日軍軍官手記，標題為《哀悼青年軍官王晉藩君之死：長沙島(東洲島)第一線突擊小隊長手記》(以下簡稱《手記》)，記錄了中國軍人英勇抗戰的往事。 1939年3月，日軍進攻杭州富陽東洲島，東洲保衛戰就此爆發。東洲島位於杭州富陽東部，是富春江下遊的大沙洲，也是抗戰時中國軍民的前沿陣地。 據《杭州抗戰紀實》記載：此戰雖勝，但中方損失慘重，傷亡230餘人。 日軍第85聯隊第3大隊第9中隊小隊長橋爪辰男，是《手記》的作者，他說，其部下在一名陣亡中國軍人身上發現一封信與一張照片，並交給他。 這封信用毛筆書寫，字跡工整，是一位父親寄給兒子的家書——「承韶吾兒：收閱昨接來函，知汝在富陽大源見習，皆獲平安，予心深慰。刻家內皆得平善，無庸遠念。惟汝母親見汝年少遠方見習，辛苦異常。更兼時局未定，無時無刻皆是憂慮於汝。切要體量父母愛汝之心，在外見習，千萬見機而作，心中格外特別謹慎，諸事皆要思想進退，勿任意敏強。諸凡切要留心，以免疏忽之慮。天氣嚴寒須要加衣，須要時常寄信安家勿誤為要。耑此並詢。近佳。父字。」 「家書抵萬金」，在戰爭年代，這封不到200字的家書，承載著父母對兒子最真切的牽掛與平安的期許。 根據《手記》，作者知道了家書中的兒子，也就是陣亡的中國軍人名字——王晉藩。 《軍旗之下》一書記錄的家書及王晉藩照片。 林波 攝 追尋 橋爪辰男在《手記》中，感慨王晉藩父親信中滿是關愛，還稱王晉藩「為悠久大義任務而獻身，生死已被超越，你的魂魄將久遠地活在我的靈魂裡。因為這件事，我後來的中文名字就叫作王晉藩」。 在浙江省檔案館館藏的一份「抗敵殉難名冊」中，作者找到了王晉藩的信息：福建福安人，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第十一中隊見習少尉，1939年3月犧牲於杭州富陽東洲，時年18歲。 何明敏感嘆不已，橋爪辰男是殺害王晉藩的日軍入侵者，但是這封家書也一定程度感化了他。 他認為，橋爪辰男的《手記》中所流露的，不僅有對這位忠勇赴死的中國軍人的敬重、讚佩，更有同為人子、同樣初入軍旅的物傷其類——王晉藩剛出校門，尚在見習期就戰死沙場，這可能是他經歷的第一場也是最後一場惡戰；橋爪辰男也是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不久，東洲之戰也是他的首次參戰。 《手記》裡的照片，王晉藩還是學生模樣，略顯稚嫩。當時，照片和家書被王晉藩藏在懷裡帶上戰場，犧牲後又被橋爪辰男帶回日本。 何明敏也在思考，王晉藩的父母家人當時是否得知消息？他長眠何處？家書是否還在橋爪辰男後代手中？能否歸還給後人？於是，他聯合溫州文史學者王長明、夏新天等志願者，開始找尋資料。 王晉藩照片背面寫有「溫州中學卒業」字樣。王長明和夏新天據此查到線索，在溫州市檔案館和《溫中百年》中找到溫州中學1939年春初中畢業生名單，其中有王晉藩。他的籍貫是福建福安。 志願者們踏上從浙江溫州到福建福安的追尋之路。 據1940年12月出版的《福建教育通訊》記載，王晉藩主動從戎，以身殉國，其父王景仁將撫恤金三百元捐獻給福安縣抗敵後援會，該會呈請總會予以嘉獎。 幾經輾轉，志願者找到了王晉藩的侄子王一凡，隨後聯繫上他。王一凡很激動，希望能到溫州、富陽走走看看，也期盼早日拿回家書。 浙江省黨政團警人員及人民因抗敵殉難名冊。(浙江省檔案館館藏) 重返 近日，作者前往杭州富陽東洲島。在富春江北岸，翻開彼時的日軍作戰地圖——1939年3月21日凌晨，橋爪辰男所在侵華日軍第85聯隊主力，就從這裡發起渡江攻擊。 富春江北岸對面就是東洲島，當時王晉藩所在的浙江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奮起還擊。 這是一次不對等的戰鬥。 日軍一個聯隊有3000多人，武器裝備精良，甚至當天日軍使用了毒氣彈。 而浙江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只有不到1000人，幾乎沒有重武器。更何況，這是一支由學生和警察等熱血青年組成，剛剛成立半年、幾乎沒有像樣訓練的自衛隊。 18歲的王晉藩在中學畢業後就上了戰場。 而24歲的橋爪辰男，也剛剛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但他受過正規軍校的完整訓練。 此刻，作者眼前的富春江風平浪靜，但1939年3月，是炮聲隆隆，血雨腥風。 如今東洲島已經修建了橋梁，風景優美，一片田園風光，被譽為「富春江上的世外桃源」，露營、騎行等活動深受杭州戶外圈子喜愛。島上，當地村民陸人淼自發創辦了東洲保衛戰史料陳列館。他說，要把歷史告訴更多人。 遺憾的是，王晉藩的長眠之地至今無法確認。但是，作者知道，他就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裡。在東洲保衛戰紀念亭，我們為他獻花，還想對他說：「抗戰勝利80年了，山河無恙，我們沒有忘記你。」(完)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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