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波動時手汗症症狀明顯 專家建議12歲後可考慮手術治療
2025-10-26 03:17 2,179次浏览半月談記者在河南某縣調研時，發現一件怪事：民政部早在2017年叫停的「村章鄉管」，竟在當地出現新變種「鐵箱鎖章」。一些鄉鎮竟把下轄全部村委會的公章鎖進鐵箱，村民蓋章，需先經層層審批，再找鄉鎮幹部拿鑰匙開鎖。有村幹部吐槽：「鄉鎮政府把村章鎖起來，那麼縣政府是不是也能把鎮政府的章鎖起來？」受訪基層幹部、村民表示，此舉是以管制代替治理，用「蠻」辦法解決基層治理難題，不僅違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精神，也不方便群眾生產生活。 村章就在眼前，卻蓋不成 在當地一村便民服務中心，半月談記者遇到一位來此辦理養老金手續的村民閃大爺，他要蓋村委會公章。按照當地規定，他費盡周折找街(片區)會計、街長籤字後，返回便民服務中心已是17時36分，卻被告知已到下班時間，儘管章就在眼前，卻蓋不成，要等到第二天。 一問才知，村委會公章被鎮政府鎖進了鐵箱，上了兩把鎖，一把鑰匙在村裡，另一把鑰匙由鄉鎮幹部保管。記者看到，所謂的鐵箱就在便民服務中心的柜子上放著，想打開，並不容易，需找鄉鎮包村幹部拿鑰匙，而此時鄉鎮包村幹部已下班。 眼見村章蓋不上，閃大爺唉聲嘆氣，直呼「太麻煩了」。採訪中，有村民向半月談記者吐槽，之前村章放在鄉鎮，實行「村章鄉管」，蓋章麻煩，去年9月，鄉鎮把村章還回來了，卻鎖進了鐵箱，蓋章依然麻煩。 村民委員會印章，是村級公共權力的象徵，在辦理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村民生產生活中辦理參軍、外出務工證明等手續時必須使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幹預依法屬於村民自治範圍內的事項。」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公安部關於規範村民委員會印章制發使用和管理工作意見的通知》，村級公章應由村裡專人保管，便於村民自治和群眾辦事。 早在2017年2月，民政部相關部門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村民委員會印章由指定的符合條件的村民保管，這既是村民自治的具體事務，也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直接體現。無論出於什麼初衷或者目的，把村公章收歸鄉鎮政府，實行「村章鄉管」，違背了相關法律法規精神，也不方便群眾生產生活，必須堅決予以糾正，「給幹部以信任，還百姓以方便」。 「上邊一直給我們找麻煩」 在當地另一個村，半月談記者見到值班的村監委會王主任，攀談中了解到，該村的村委會公章被鎖進了街道辦統一發放的黑色鐵箱，鐵箱固定在便民服務中心的文件櫃裡，鑰匙由街道辦包村幹部掌管。 當問及村裡辦事蓋章怎麼辦？王主任說，全街道都是這樣，不是針對某個村，先由分管村幹部或村支書在用章審批單上簽字，再找鄉鎮包村幹部拿鑰匙開鎖、蓋章。由於蓋章事項較多，包村幹部一周至少來個兩三次。他介紹，原來村章在鄉鎮，去年還回村裡，有時感覺還沒「村章鄉管」時方便，「從便民服務的角度講，村章歸村裡管比較快捷，便民服務就是要快，是不是？」 半月談記者又隨機來到另一個村，村委會公章同樣被鎖在鐵箱裡，不同的是，鐵箱沒有固定，上了兩把鎖，一把鎖的鑰匙由村幹部保管，另一把鑰匙由鄉鎮包村幹部保管。該村黨支部書記介紹，有時包村幹部到村裡開鎖，有時村幹部提著鐵箱去鄉鎮開鎖。 採訪中，一位村支書吐槽，「我們怕麻煩，上邊一直給我們找麻煩」，並反問，以後鎮裡的章是不是由縣裡鎖住？ 針對把村章鎖進鐵箱的做法，這個縣的縣委社會工作部表示：「鑰匙由村幹部與包村鄉幹部分別保管，導致群眾蓋章需鄉幹部在場，不利於村委充分行使自治權。」 以管制代替治理，根子是官僚主義 對於鐵箱鎖章亂象，當地部分鄉鎮幹部的解釋是，公章放在村裡後，怕村幹部蓋人情章、黑屋章，因此想到用這種方式加強用章監管。但受訪群眾、基層幹部表示，時至今日，個別地方政府在處理基層治理難題時，仍然採取「鐵箱鎖章」這樣簡單粗暴的做法，不可思議，根子是漠視基層群眾訴求，是懶政，是官僚主義作祟。 為了規範村章管理，當地縣委社會工作部於2024年9月專門出臺內部文件，強調了村章在保管、審批、存放、追責等方面的規定。遺憾的是，上級文件未能真正規範村章管理。 「這個事肯定是違法的，不符合文件要求，一定要整改。」當地縣委社會工作部負責人說。但問及鐵箱鎖村章亂象，該部門是否掌握情況，或者是否進行過調查時，他均回復不清楚。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當前組織、紀檢、社會工作部、屬地鄉鎮等從人員選配、紀律檢查、制度建設、村級帳戶、合同審查等多方面對村幹部群體進行監管，再加上村監委會和村民監督，對村幹部的監督已覆蓋多層。在換屆選舉等節點，上級黨委政府還會從選人、管錢兩方面加強把關，選人用人、三資管理、監督巡查等各項制度也比較規範，村幹部違規操作空間已比較小。 半月談記者於近期接到當地縣委社會工作部反饋，當地紀委聯合社會工作部召開鄉鎮黨政主要負責人會議，責令存在「雙鎖」管控的村在24小時內拆除鐵箱，將鑰匙全部交還村委會。 半月談記者：孫清清 韓朝陽 來源：半月談微信公眾號
陶鳳 近期，深圳華強北等地出現一群未成年人以「跑樓小孩」身份，從外賣員手中承接「最後垂直百米」的送餐任務，每單收費1—2元。 這些小孩多為暑期放假的學生，年齡在10—14歲之間。因為寫字樓複雜的地形導致外賣員超時風險高，而孩子因熟悉樓宇、收費低成為外賣員的「平替」。 乍一看，這似乎是個讓各方「小贏」的方案。孩子的家長多在附近做生意，在家長眼中，孩子代送外賣既能鍛鍊身體打發時間，又能通過勞動獲得報酬體會賺錢的不易。 孩子用這樣的暑期實踐取得報酬，攢下零用錢，去滿足自身的小願望。配送小哥則節省了時間，與孩子合作完成「最後一百米」，提升了送餐效率。 然而，「小贏」背後的風險卻不容小覷。無論是「跑樓小孩」，還是近期被頻頻熱議的「體育外賣」新風口，因為涉及未成年人，安全問題首當其衝。 外賣工作，表面看著簡單，實際上要搶時間、拼體力。根據媒體報導，這些孩子們既要從外賣小哥手裡搶單，還要彼此之間競爭拿單，無形之中給孩子的身心帶來巨大的壓力。 「最後一百米」，雖然距離不遠，但孩子們不可避免地要在路邊停留，要在不同樓宇之間穿梭。送單與時間賽跑本身已具危險性，即便配送小哥會留存家長電話以備溝通，一旦摔倒撞傷甚至遭遇意外，安全責任由誰承擔依然模糊。 在法律層面，亦有涉嫌違法的問題。根據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不得組織未成年人進行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活動，而代送顯然涉及交通、陌生人接觸等安全隱患。 若站在消費者的角度考慮，一單外賣在最後百米倒手，如果出現錯送、晚送、餐品損壞等問題，又該如何追責？ 在外賣原本的服務鏈條上，並無「跑樓小孩」一環。消費者購買的外賣服務出現問題，可對平臺、商戶、騎手追責。如今，孩子的替代方案並無商業協議，更無明確的法律規範，無疑給消費者的權益保護留下真空。 從「體育外賣」興起，關於孩子的實踐被社會各方高度關注。其中，最大的爭議便是被低估的安全風險。 鍛鍊孩子社會適應能力、體察父母掙錢辛苦、勞動創造價值，這些初衷是好的，但鍛鍊的目的是讓孩子更好地成長，而不是冒險。 在權責邊界模糊、執法依據不足、監管盲區之下，「跑樓小孩」貌似「小贏」，實則風險重重。畢竟，涉及未成年人的一切實踐，合法、安全、規範永遠要跑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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