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七下八上」主汛期以來,我國北方尤其是華北及東北地區降水天氣明顯增多。 頻繁降水、空氣潮溼,給各類野生菌提供了生長條件,一些有毒蘑菇便混跡其中,若誤採誤食,極易中毒甚至危及生命。 8月4日,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文提示野生菌類加工和食用風險。 以下是華北地區部分 常見的毒蘑菇 快收藏「避雷」 ↓↓↓ 蘑菇中毒的危害 毒蘑菇的毒素成分各異,中毒症狀也不盡相同。 常見中毒類型可分為胃腸炎型、急性肝損害型、急性腎衰竭型、神經精神型、溶血型、橫紋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7種。 中毒事件中,胃腸炎型和神經精神型最為常見,而急性肝損害型和橫紋肌溶解型是主要致死類型。 前不久,雲南一名男子 吃野生菌後中毒致幻 躺在病床上隔空抓物 稱自己看到了 鳳凰、八爪魚、蜘蛛 …… 一旦中毒,輕者會出現噁心、嘔吐、腹痛、腹瀉等胃腸道症狀及視力模糊、精神亢奮、錯亂、幻覺等精神症狀;嚴重者可出現溶血、肝臟和腎臟損害,甚至死亡。 科學避毒 牢記「三不原則」 在戶外,無毒蘑菇常與毒蘑菇混生,易沾染毒蘑菇的菌絲,所以哪怕食用的野生菌是無毒品種,仍然有中毒危險。所以想要避免野生菌中毒,就要做到「不採、不食、不信」。 不採:遠離公園草坪、山區林地的野生菌。 不食:拒絕食用任何來源不明的野生菌。 不信:不用民間「土方法」鑑別野生菌。 毒蘑菇五大「陷阱」 別中招! 生蟲的蘑菇無毒? 昆蟲對毒素耐受性遠高於人類,劇毒的鵝膏菌常被蟲蛀,但人類食用就會致命。 銀器驗毒法可靠? 毒蘑菇中的毒素多為生物鹼,不能與銀髮生化學反應,所以用銀筷子、銀勺無法檢測毒素。 顏色樸素就安全? 僅根據顏色與形狀不能判定野生菌是否有毒,比如顏色鮮豔的橙蓋鵝膏是美味的食用菌;而一身雪白、看似安全的致命鵝膏則有劇毒。 煮過的蘑菇沒毒? 一些毒蘑菇的毒素(如鵝膏毒肽、鹿花菌素)耐高溫,100℃煮沸2小時仍可能殘留。 曬乾或泡酒能解毒? 許多毒蘑菇的毒素在乾燥、酒精環境中性質穩定。常規的曬乾處理或泡酒無法破壞其毒性,誤食仍存在致命危險。 懷疑自己蘑菇中毒了 怎麼辦? 儘快就醫 野生菌中毒的潛伏期較短,一旦食用後出現不適,無論症狀輕重,都應儘快就醫。 注意,一起食用過野生菌的人,無論是否出現中毒症狀,都應就醫,避免錯過最佳治療時機。 及時催吐 可立即大量飲用溫開水或稀鹽水並催吐,以減少毒素吸收。若中毒者出現昏迷,不宜進行人為催吐,以免引起窒息。 保留樣本 就醫時,應及時告知醫生野生菌食用史。最好攜帶未食用的野生菌或照片,以便醫生確定種類,判斷預後。 警惕「假愈期」 急性肝損害型蘑菇中毒在臨床上存在「假愈期」,即患者在嘔吐、腹瀉等急性胃腸炎期過後,雖自我感覺已「康復」,但此時體內已出現嚴重肝腎功能異常,若救治不及時可能導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因此,對於超過6小時以上潛伏期的中毒患者要及時轉診到有診療能力的綜合醫院進行治療。 高溫潮溼的6-9月是野蘑菌的生長旺季 國家應急廣播提醒 野生菌毒性 難以靠肉眼分辨 不採不食最安全 大家需提高警惕 消除僥倖心理 一旦誤食 應第一時間到醫院就診 對症治療 ▌來源:國家應急廣播綜合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北京疾控 (國家應急廣播微信公眾號)
柏林8月4日電 題:以史為鑑,中德如何共築和平未來? ——專訪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記者 馬秀秀 近日,中國駐德國使館在柏林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專家學者圍繞「《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深入研討。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Helga Zepp-LaRouche)會後接受「東西問」專訪表示,當今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和平理念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銘記歷史、以史為鑑顯得尤為重要。她呼籲中德加強文化對話,共同為世界和平貢獻智慧與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希望通過此次紀念活動向世界傳達怎樣的信息? 拉魯什:銘記歷史極其重要。如今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可以觀察到一種普遍的歷史淡忘現象。也許年長者中還有人清楚記得那段往事,但在二戰後出生的幾代人中,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似乎正在淡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趨勢。 許多專家——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如今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甚至可能比古巴飛彈危機時還要接近。而德國也正在擴張軍備。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值《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回顧歷史尤為重要。為了準備在活動上的發言,我又觀看了一些關於那段歷史的紀錄片。那些恐怖的事件、轟炸、驅逐和難民潮令人震撼。歷史真相不容忽視。如果人類不想再次重蹈覆轍,就必須銘記歷史。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4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在德國柏林舉行。研討會以「《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為題。 記者 馬秀秀 攝 記者:在德國及歐洲,二戰歷史是如何被教育與記憶的? 拉魯什:在德國,人們常稱讚這個國家已經認真反思了自身的戰爭罪行。然而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德國就歷史反思確實進行了大量工作,但其範圍逐漸變得狹隘,主要集中在與大屠殺相關的罪行上。相比之下,德國在戰爭中對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和戰爭罪責卻被忽視甚至遺忘。據統計,約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德軍戰俘營中喪生。與之相對,「偉大衛國戰爭」在俄羅斯民族記憶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一事實在歐洲的歷史敘述中卻很少被提及。歐洲的歷史書寫往往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名義上稱之為「世界大戰」,但在講述中卻常常忽略太平洋戰場。 記者:德國今年舉辦多種活動紀念二戰勝利,中國也將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歐之間的文明對話,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和平理念上的共鳴與差異? 拉魯什:我必須遺憾地指出,當今歐洲對「和平」的理解不到位。今年3月,歐盟推出了一項名為「重新武裝歐洲」(ReArm Europe)的計劃,擬通過高達8000億歐元的融資來重整歐洲軍備。與此同時,德國也已取消「債務剎車」機制,為政府大規模加強防務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時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在二戰前推行的「梅福券」(Mefo-Wechsel)政策——一種通過脫離實體經濟、與真實生產無關的貨幣創造手段,專門服務於軍事化。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這實則是在損毀真正的「實體資產」。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認為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因為戰爭將摧毀一切。中國正在為維護全球和平作出實際努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踐行著一個核心理念:「和平的新名稱是發展」。唯有實現包容性發展,才能真正為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只要各方能從合作中受益、實現共贏,那麼即便存在矛盾,也總能找到更高層次的理性來化解衝突。 因此,我認為,當今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亟須重新學習,認知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締造和平」。 2025年7月8日,《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圖為小朋友參觀澳門鏡湖醫院救助難民微縮場景。 記者 張祥毅 攝 記者:德國戰後秉持對戰爭的深刻反思態度,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您認為這兩種和平路徑對國際關係帶來哪些現實啟示? 拉魯什:當今國際政治中,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破壞。因此,我認為,僅憑局部性方案已難以有效解決各地區的衝突與危機——無論是中東問題、烏克蘭危機,還是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正因如此,我長期以來一直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安全與發展架構,這一架構應當考慮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無一例外。 歷史上並非沒有類似經驗。例如,1648年籤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交戰方終於認識到:如果戰爭繼續,將無人倖存來慶祝所謂的「勝利」。而在今天這個核武器時代,理解這一道理愈發顯得緊迫。 因此,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安全與發展新架構應當儘快被提上國際議程。我希望聯合國大會能就此召開一場專題會議。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所做的重要努力。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9日,「全球發展倡議新進展 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行動」主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圖為與會嘉賓取閱國合署發布的新報告——《國際發展合作的中國實踐》。 記者 廖攀 攝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德在和平建設方面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拉魯什:我認為,這一問題必須上升到一個新層面來加以思考,將文化因素納入其中考量。早在17世紀,德國著名學者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就曾指出,歐洲和中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的兩端,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大文明。他主張,雙方應攜手合作。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關注中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中的優秀思想,或許能為當代世界的和平與合作提供新路徑。例如,孔子提出的關於整體和諧發展的思想與弗裡德裡希·席勒關於審美教育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如果我們能在文化層面展開這種更深入的對話,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也將隨之加深。 遺憾的是,如今很多德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只有那些親自到中國旅行、經商、投資,或者與中國人建立起親密關係(如婚姻)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中國。這些人在回到德國後常常感嘆:「天啊,中國太棒了!這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如此現代化,如此高效,在許多領域都如此先進。」這與那些從未踏足中國、卻僅憑媒體片面報導就對中國下判斷的人,形成了強烈反差。 因此,我認為,必須找到一種有效方式,讓人們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對話,為和平建設與合作奠定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受訪者供圖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研究領域涵蓋德國古典人文主義思想以及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1971年,她成為最早前往中國採訪的歐洲記者之一,1984年創立了席勒研究所,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發展,以及各文化經典傳統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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