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國城市軌道交通客運量超29億人次
2025-11-27 21:02 9,613次浏览高鐵站裡，毛茸茸的布偶貓瞪大雙眼，透過貓包好奇地打量人流；酒店陽臺邊，一人一寵安靜並立，看晚霞在海面撒下金箔……隨著寵物和人類生活的聯繫日益緊密，帶著「毛孩子」看世界在越來越多養寵人中成為風尚，攜寵出行的甜蜜正悄然延伸。 今年4月8日起，鐵路部門在京滬高鐵部分車次試點「隔離運輸、人寵分開、專人看護」的寵物託運服務，6月20日起又進一步擴大試點範圍。與此同時，不少商場、餐廳等城市公共空間也不斷加入到「寵物友好」的行列中。 攜寵出行實際感受如何？服務者怎樣做到兼顧各方利益訴求？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它經濟」在路上 家住北京的王女士曾有過多次帶小貓出行的經歷。此前，高鐵並無活體託運的相關業務，因此，為了帶上「毛孩子」，有時她不得不採用更為昂貴且耗時的交通方式：「比如從北京到天津，我一個人坐高鐵僅需50元左右，半小時就能到達；但如果要帶上寵物，就得選擇200多元一趟的順風車，價格和時間都要翻倍。」 今年4月8日，鐵路部門試點推出高鐵寵物託運服務，為攜寵出行提供了更便捷、可靠的選擇。「出發前我刷遍了各個網站的攻略，心情原本很忐忑，但實際體驗下來，全程非常順利，比我想像中更省心。」王女士感慨道，「從買票、預定艙位，到辦理託運手續，最後到站接寵物，每一個步驟都有清晰的指引，太需要這樣的服務了！」 去菲律賓薄荷島划船，到日本北海道木屋吃燒烤……在某寵物博主的鏡頭下，他的兩隻小貓「球球」和「泡芙」是旅行途中最好的「搭子」。該博主曾在社交平臺分享帶寵物乘機旅行的視頻，引來上萬人圍觀點讚：以海南航空為例，從北京到上海，攜帶一隻貓咪進客艙需支付1400元左右。手續方面要提前準備——給小貓打好疫苗、辦好檢疫證明等。登機前，工作人員會給小貓戴口罩、穿紙尿褲，再在貓包外面套上一層網兜進行打包。相比於高鐵需要把寵物放置在客艙中部專門的快運櫃，飛機允許把裝有寵物的軟包放在腳下位置，緩解了部分「家長」與「毛孩子」分離的焦慮。 目前，國內已有海南航空、首都航空、西部航空、南方航空、吉祥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推出寵物進客艙服務。在短途出行賽道，滴滴、哈囉等平臺也紛紛上線送寵出行服務，積極回應寵物主訴求。 北京市律師協會交通管理與運輸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黃海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攜寵出行』的邊界正在被拓寬，這體現了我國對多元化社會需求的尊重。這一轉變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也是公共運輸體系從簡單的功能性出行保障向社會情感關懷變更的生動註腳。」 除了「行」，「住」與「遊」的相關場景也在同步升級。根據途家民宿發布的數據，今年五一假期，平臺帶有「可帶寵物」標籤的民宿預訂量同比增長超八成，「可帶寵物」的房源數量同比增長五倍。設計聯名主題房型，為寵物準備航空箱、玩具、清理套裝、伴手禮、歡迎卡，設置「汪星人」「喵星人」菜單……在「住」的維度，「寵物友好」的含義已不止於簡單的「允許進入」。 翻開地圖，「寵物友好」相關的景區、餐廳、露營地同樣多點開花。在哈爾濱極地公園，除烈性犬、禁養犬及禽類以外，所有證件齊全且性情溫順的寵物，均可在主人牽引下入園；鄭州海昌海洋公園設立「寵物友好日」，提供專屬入園通道、為寵物延時開放遊樂設備；江蘇省宿遷市試點打造「寵物友好型旅遊目的地」，推進重點景區開拓遊樂區、休息站等場景…… 90後老闆琦琦是北京最早的一批「寵物友好」餐飲商家。「我們店根據寵物的不同性格進行了分區規劃：安靜內向的可以在舒適的沙發區休憩，活潑好動的可以在寬敞的露臺區肆意奔跑……無論是寵物還是主人，都能在這裡找到契合自身需求的專屬角落。」琦琦介紹。 「寵在囧途」時有發生 數據顯示，2024年寵物出行服務市場規模已突破320億元，且每年複合增長率約為10%。 攜寵出行緣何流行？業內人士指出，在「情感消費」和「悅己經濟」崛起的當下，寵物的角色定位已不再局限於看家護院，而是逐步轉變為可以進行情感交流的「家庭成員」，與寵物同行成為令人期待的生活方式。 不過，當帶著「毛孩子」看世界成為一種風尚，許多寵物主也遭遇了「寵在囧途」的尷尬。 「預訂時頁面明明標註『寵物友好』，可辦理入住時卻被告知『僅限小型犬貓』」「想帶狗子去餐廳，卻吃『閉門羹』」「需要額外支付一天300元的清潔費」……上海95後墨墨帶著她的邊牧「蘋果」出遊時就遇到了這種情況。「更像商家引流的噱頭，等真帶寵物去了，處處是限制和加價。」墨墨遺憾地說。 墨墨的經歷並非孤例，在微博、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有許多類似吐槽：有時「餐廳友好」變為「戶外限定」，有時「景區友好」卻遭「區域隔離」，部分商家在開業初期以「寵物友好」標籤引流，一旦客流穩定就逐步收緊政策，甚至不再允許寵物進入……這些問題的出現，導致攜寵出行的體驗感大打折扣。 除了食、宿方面的「不友好」，跨越空間的交通問題，也讓不少養寵人頭疼。 不久前，一位網友在網絡上分享了打寵物專車的經歷：原先，他在小程序上預約了一輛寵物專車，上車後卻被告知大型犬不能乘坐，遭到拒載。「小程序的預約選項裡並沒有填寫寵物數量和大小的入口，司機對犬只品種也認識不足。這明明是平臺的疏忽，卻要消費者承擔後果。」這位網友無奈地說。 部分網友表示，除了網約車，高鐵、飛機等寵物託運渠道，目前也存在準入限制嚴格、手續辦理繁瑣、價格偏高等痛點。 攜寵出行，還需要解決寵物主和普通乘客的需求衝突：家長怕動物有攻擊行為、高鐵乘客抗拒異味和噪音、過敏人群擔心寵物飛毛和衛生問題……「有些養寵人領著寵物來到公共區域，卻沒有很好地約束寵物的行為。」經常出差的胡女士坦言，「部分人的不文明養寵行為會讓整個寵物主群體被質疑」。 建立寵物友好環境，需要整體規劃、明晰權責。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市政公用行業專家委員會專家、揚州大學城市管理研究中心創始主任王毅介紹，在攜寵出行問題上，目前還存在多頭管理、職責不清的現象。「國家目前沒有出臺統一的法規，地方雖有相關立法，但操作性不強，實際執行過程中仍存在推諉空間和模糊地帶。」 東南大學交通法治與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副教授顧大松指出，部分地方立法未能與時俱進。「例如，某市的養犬管理規定沿用2003年標準，將一些溫順犬種列為禁養犬，這與當下社會公眾將寵物作為伴侶動物、注重情感陪伴的需求之間存在不適應的可能性。」 兼顧小眾需求與大眾權益 圍繞寵物友好出行展開的社會討論，折射出公共空間管理的新課題。如何平衡好各方利益，避免「獨寵」一方？答案在於構建一個多方協同、規則清晰、細節到位、責任共擔的支持體系。 「明確寵物在公共場所活動時各方的權利義務，嚴格落實監管責任，還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這是保障寵物出行友好的重要基礎。」王毅建議，立法部門要進一步明確寵物主人的權利義務、禁止飼養的犬種、寵物公共空間行為規範、相關部門職責等內容，釐清寵物出行的邊界與規則，給所有參與者穩定、明確的預期，讓攜寵出行有法可依。 平衡人寵出行需求，呼喚更精細、更有誠意的服務。業內人士呼籲，行業相關部門應推動建立透明、可行的「寵物友好」服務認證與分級標準，明確準入條件、服務內容、額外費用及安全衛生責任，提升行業專業化水平。 顧大松建議，在交通出行方面，未來可探索分時段、分線路差異化運力配置，兼顧小眾需求與大眾權益。相關基礎設施也要跟上，如在商業街、步道等公共場所設置飲水點、寵物推車租借處，提供拾便袋、尿墊等等。 同時，科技賦能也為寵物友好出行注入了新活力。專家建議，可依託大數據、網際網路等技術，推廣辦理電子免疫證明跨省互信互認，避免重複檢疫帶來的不便；在寵物允許進入的區域增設智能監控，利用AI攝像頭輔助識別未牽繩、不清理糞便、進入禁止區域等行為，對寵物主進行及時提醒；為寵物建立可靠的身份識別系統，如寵物走失或產生矛盾糾紛，可精準管理或追責。 「此外，對寵物主人的責任約束也不容忽視。」王毅表示，養寵人需自覺遵守公共規則，不遺棄寵物、定期防疫、及時清理糞便、避免驚擾他人，文明養寵方能為寵物出行贏得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非養寵人士也應嘗試理解養寵人的情感需求，以更開放包容的心態接納伴侶動物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不論是社會公眾對寵物定位的轉變，還是當前發展『它經濟』的需要，都需在釐清基本法律要求、部門管理職能的基礎上，更多發揮市場與社會公眾參與的力量，從而實現從『管理』向『治理』的轉變。」顧大松說。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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