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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14 14:30 4,365次浏览北京8月13日電 (記者 應妮)如何看待醫學的理性與非理性？為何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卻容易引發健康焦慮？「當醫學遇見『非理性』」——「醫學文化史」系列新書分享會暨跨學科對話日前在京舉行，來自醫學界和文化界的知名專家、作家進行了深入探討。 對話會現場。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孔令燕介紹，「醫學文化史」系列源自英國著名醫學史家、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中心榮譽教授羅傑·庫特的宏大構想，由全球五十五位頂尖學者耗時八年撰寫，是首次系統梳理醫學文化史的開創性著作。202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該系列，歷經五年翻譯與編輯，現已出版《醫學文化史：古代卷》《醫學文化史：中世紀卷》《醫學文化史：文藝復興卷》《醫學文化史：啟蒙時代卷》四冊，後兩冊《醫學文化史：帝國時代卷》《醫學文化史：現代卷》將於近期面世。 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醫學文化史」系列譯叢主編張大慶指出，20世紀60年代「病人權力運動」催生了醫學史研究的重大轉向：從醫生主導的「自上而下」專業史研究，發展為融合患者視角的「自下而上」文化史研究。這一轉變使得普通人的醫療體驗和健康觀念進入學術視野，醫學史研究不再僅是醫學專業人士的領域，更多人文學者開始參與其中。面對醫學與文化的雙重複雜性，該叢書突破傳統通史體例，創造性採用環境、食物、疾病、經驗等八個主題貫穿各卷，全面涵蓋醫療健康領域的核心議題。該書價值在於揭示了醫學發展始終與文化演進緊密交織，通過呈現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疾病的理解和治療實踐，幫助讀者認識到現代醫學觀念的歷史相對性，從而更理性地看待當代醫學的成就與局限。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從文學視角解讀醫學的文化屬性，認為醫學從來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涉及人對身體和生命的自我想像，「即使今天，我們的身體也並非完全交給理性和醫學」。面對現代醫學的局限性，他提出自己的理解：醫學始終面臨「可怕的絕對」，即某些疾病無法治癒、生命必然終結的終極命題。這使得醫學註定無法完全理性化，必須保留對非理性維度的包容。他認為「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的價值正在於呈現這種張力：既包含有趣的「無用知識」，展示古人「奇怪」的治療方法，更以此為認知鏡鑑，幫助我們理解醫學發展的文化語境。他倡導寬容的醫學觀，即現代人應當接納理性治療與傳統經驗的共存，這種開放態度，恰恰體現了對醫學文化本質的深刻把握——它永遠是人類認識自我、應對生死這一永恆命題的文化實踐。 「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書影。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石川引用特魯多醫生墓志銘「醫學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強調醫生需破除「萬能幻覺」，既要保持悲憫之心又要接受醫學的局限性。「例如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精神疾病而言，醫學更多是在尋求最佳管理方案而非徹底治癒。」他還從臨床實踐出發，分享了精神醫學發展中的文化啟示，重點剖析了精神醫學的特殊性——從希波克拉底的"黑膽汁"理論到中世紀的"驅魔"實踐，精神疾病認知始終與文化觀念緊密交織。 在對話中，張大慶還指出，當代醫學面臨一個顯著悖論：隨著檢測技術日益精密，人們發現的「異常指標」越來越多，但真正的健康感受卻可能不升反降。他以甲狀腺結節為例，現代儀器的高敏感性使得幾乎人人都有結節，但這種過度診斷反而可能引發健康焦慮，形成「健康主義悖論」——越是追求絕對健康，越容易陷入對健康的持續擔憂中。 這一現象背後是深刻的文化變遷。李敬澤指出，現代社會塑造了一種「絕對健康」的幻象，將健康異化為對各項指標的機械追求。「當人們用這種完美主義標準審視自身時，反而會陷入持續的不健康感。」他認為這種現象在臨床上表現為「疑病症」的增多，以及患者症狀描述的日益複雜化——文化水平越高、表達能力越強的患者，其症狀主訴往往越豐富多元。(完)
石家莊8月10日電 題：從白求恩到柯棣華：醫者仁心鑄就友誼豐碑 作者 趙丹媚 牛琳 邢璐 一隻來自加拿大的藥箱，靜靜陳列在華北軍區烈士陵園內的白求恩·印度援華醫療隊紀念館中。吉林大學護理學院的11名師生專程從學校來到這裡，只為紀念藥箱的主人、長眠於此的國際友人亨利·諾爾曼·白求恩。 吉林大學護理學院前身是1939年由白求恩創建的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吉林大學護理學院學生工作辦公室主任劉宇飛說：「我們幾乎每年都會帶學生來河北尋訪白求恩的足跡，還常去他工作過的農村開展支教、社會調研等活動，用我們自己的方式緬懷先烈。」看著紀念館裡的醫學器械和泛黃的紙頁，「仿佛還能感受到他指尖的溫度，這種直觀的觸動，是課堂上難以複製的。」 8月7日，白求恩·印度援華醫療隊紀念館中所建的印度援華醫療隊雕塑。 趙丹媚 攝 「在晉察冀軍區，白求恩曾一周檢查520餘名傷員，一月內完成147臺手術。」華北軍區烈士陵園宣傳教育科副科長趙芳婷正向參觀者講述白求恩的故事。搶救傷員、研發醫療器械、創辦「模範醫院」……在中國的日子，白求恩爭分奪秒。1939年11月，他在手術中感染，醫治無效病逝於河北唐縣。1953年，白求恩的靈柩從唐縣遷葬至華北軍區烈士陵園。 1938年9月，柯棣華隨印度援華醫療隊來到中國，為表援華抗日決心，5位成員均取了帶「華」字的中文名——愛德華、柯棣華、卓克華、木克華和巴蘇華。白求恩的事跡傳向世界同時，也打動了印度醫生柯棣華。 「白求恩逝世後，柯棣華來到晉察冀軍區，他曾站在白求恩墓前說『要像白求恩那樣上前線去工作』。」趙芳婷稱，此後，白求恩和柯棣華的「生命軌跡」在華北戰場交疊：白求恩創辦的醫院成為柯棣華戰鬥的陣地，白求恩留下的醫療箱繼續在柯棣華手中救治傷員。1941年1月，柯棣華擔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首任院長，繼續白求恩未竟的事業。 7月23日，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主席柯馬凱接受記者專訪。 記者 韓冰 攝 「白求恩和柯棣華體現的是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的大愛，這也是一批批國際友人來支持中國抗戰的初衷。」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主席柯馬凱(Michael Crook)接受採訪時說，如約翰·拉貝、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路易·艾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許多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勇士同中國人民並肩作戰，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中結下了深厚友誼。 「包括我的父母也在抗戰中來華，這些人的故事不勝枚舉，他們與中國的情誼，為中國革命所作的努力，我深受感動。」柯馬凱說，白求恩、柯棣華的故事早已融入人們共同的記憶。以他們名字命名的醫學院校、協會組織、紀念館等，共同構建起跨越國界的精神坐標。 這份記憶也正點亮更多「心燈」。 在異國他鄉，第16批援尼泊爾中國醫療隊隊員、河北大學附屬醫院胃腸外科主任醫師張濤清晰記著兒時讀過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他說，「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八個字，也是激勵他參加援外醫療隊的動力之一。據了解，自1999年河北向尼泊爾派遣首批援外醫療隊以來，中國醫生的身影至今從未離開。 回首近一年的援外經歷，這位醫生在日記中寫道：「手術臺上那盞不熄的無影燈，映照的不僅是精密刀鋒祛除病痛，更是一份跨越山河的生命承諾——在人類共同的疾苦面前，中國醫者從未吝惜自己的體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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