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半月談記者在河南某縣調研時,發現一件怪事:民政部早在2017年叫停的「村章鄉管」,竟在當地出現新變種「鐵箱鎖章」。一些鄉鎮竟把下轄全部村委會的公章鎖進鐵箱,村民蓋章,需先經層層審批,再找鄉鎮幹部拿鑰匙開鎖。有村幹部吐槽:「鄉鎮政府把村章鎖起來,那麼縣政府是不是也能把鎮政府的章鎖起來?」受訪基層幹部、村民表示,此舉是以管制代替治理,用「蠻」辦法解決基層治理難題,不僅違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精神,也不方便群眾生產生活。 村章就在眼前,卻蓋不成 在當地一村便民服務中心,半月談記者遇到一位來此辦理養老金手續的村民閃大爺,他要蓋村委會公章。按照當地規定,他費盡周折找街(片區)會計、街長籤字後,返回便民服務中心已是17時36分,卻被告知已到下班時間,儘管章就在眼前,卻蓋不成,要等到第二天。 一問才知,村委會公章被鎮政府鎖進了鐵箱,上了兩把鎖,一把鑰匙在村裡,另一把鑰匙由鄉鎮幹部保管。記者看到,所謂的鐵箱就在便民服務中心的柜子上放著,想打開,並不容易,需找鄉鎮包村幹部拿鑰匙,而此時鄉鎮包村幹部已下班。 眼見村章蓋不上,閃大爺唉聲嘆氣,直呼「太麻煩了」。採訪中,有村民向半月談記者吐槽,之前村章放在鄉鎮,實行「村章鄉管」,蓋章麻煩,去年9月,鄉鎮把村章還回來了,卻鎖進了鐵箱,蓋章依然麻煩。 村民委員會印章,是村級公共權力的象徵,在辦理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村民生產生活中辦理參軍、外出務工證明等手續時必須使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幹預依法屬於村民自治範圍內的事項。」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公安部關於規範村民委員會印章制發使用和管理工作意見的通知》,村級公章應由村裡專人保管,便於村民自治和群眾辦事。 早在2017年2月,民政部相關部門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村民委員會印章由指定的符合條件的村民保管,這既是村民自治的具體事務,也是全面依法治國的直接體現。無論出於什麼初衷或者目的,把村公章收歸鄉鎮政府,實行「村章鄉管」,違背了相關法律法規精神,也不方便群眾生產生活,必須堅決予以糾正,「給幹部以信任,還百姓以方便」。 「上邊一直給我們找麻煩」 在當地另一個村,半月談記者見到值班的村監委會王主任,攀談中了解到,該村的村委會公章被鎖進了街道辦統一發放的黑色鐵箱,鐵箱固定在便民服務中心的文件櫃裡,鑰匙由街道辦包村幹部掌管。 當問及村裡辦事蓋章怎麼辦?王主任說,全街道都是這樣,不是針對某個村,先由分管村幹部或村支書在用章審批單上簽字,再找鄉鎮包村幹部拿鑰匙開鎖、蓋章。由於蓋章事項較多,包村幹部一周至少來個兩三次。他介紹,原來村章在鄉鎮,去年還回村裡,有時感覺還沒「村章鄉管」時方便,「從便民服務的角度講,村章歸村裡管比較快捷,便民服務就是要快,是不是?」 半月談記者又隨機來到另一個村,村委會公章同樣被鎖在鐵箱裡,不同的是,鐵箱沒有固定,上了兩把鎖,一把鎖的鑰匙由村幹部保管,另一把鑰匙由鄉鎮包村幹部保管。該村黨支部書記介紹,有時包村幹部到村裡開鎖,有時村幹部提著鐵箱去鄉鎮開鎖。 採訪中,一位村支書吐槽,「我們怕麻煩,上邊一直給我們找麻煩」,並反問,以後鎮裡的章是不是由縣裡鎖住? 針對把村章鎖進鐵箱的做法,這個縣的縣委社會工作部表示:「鑰匙由村幹部與包村鄉幹部分別保管,導致群眾蓋章需鄉幹部在場,不利於村委充分行使自治權。」 以管制代替治理,根子是官僚主義 對於鐵箱鎖章亂象,當地部分鄉鎮幹部的解釋是,公章放在村裡後,怕村幹部蓋人情章、黑屋章,因此想到用這種方式加強用章監管。但受訪群眾、基層幹部表示,時至今日,個別地方政府在處理基層治理難題時,仍然採取「鐵箱鎖章」這樣簡單粗暴的做法,不可思議,根子是漠視基層群眾訴求,是懶政,是官僚主義作祟。 為了規範村章管理,當地縣委社會工作部於2024年9月專門出臺內部文件,強調了村章在保管、審批、存放、追責等方面的規定。遺憾的是,上級文件未能真正規範村章管理。 「這個事肯定是違法的,不符合文件要求,一定要整改。」當地縣委社會工作部負責人說。但問及鐵箱鎖村章亂象,該部門是否掌握情況,或者是否進行過調查時,他均回復不清楚。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當前組織、紀檢、社會工作部、屬地鄉鎮等從人員選配、紀律檢查、制度建設、村級帳戶、合同審查等多方面對村幹部群體進行監管,再加上村監委會和村民監督,對村幹部的監督已覆蓋多層。在換屆選舉等節點,上級黨委政府還會從選人、管錢兩方面加強把關,選人用人、三資管理、監督巡查等各項制度也比較規範,村幹部違規操作空間已比較小。 半月談記者於近期接到當地縣委社會工作部反饋,當地紀委聯合社會工作部召開鄉鎮黨政主要負責人會議,責令存在「雙鎖」管控的村在24小時內拆除鐵箱,將鑰匙全部交還村委會。 半月談記者:孫清清 韓朝陽 來源:半月談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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