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得有人回來」：14年堅守她讓兩個空心村富起來
2025-10-30 07:14 2,429次浏览■ 張欽昱 胡佳淇 一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實踐 2021年5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印發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意見》(下簡稱《意見》)指出，深圳要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建設模式和路徑，先行先試、引領示範，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提供堅實法治保障。《意見》結合深圳城市發展需要和法治建設實際，提出了「七個率先」重點任務。4年來，深圳緊扣「先行示範」重要使命，在立法、執法、基層治理、司法方面大膽探索、積累經驗，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可落地的實踐做法。 貫徹「頭啖湯、小快靈」立法機制，發揮特區立法權優勢 深圳用足用好特區立法權，著力推進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立法，快反應、擊要害、解難題，為產業跨越式發展注入法治動能。 第一，以「頭啖湯」式立法護航改革挺進「深水區」。深圳堅持立法先行、高位推進，在科技創新體制、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等領域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人工智慧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低空經濟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等經濟特區法規，創下「全國首部人工智慧產業專項立法」「全國首部低空經濟產業促進專項法規」「我國首部個人破產法規」等多個「全國首部」，消除科技創新無法可依的痛點，破除要素流通有法難依的堵點，引領深圳城市發展向「新」而行。 第二，以「小快靈」式立法承載社會治理「大民生」。深圳堅持立法問題導向、探索用小法辦大事，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社會信用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學前教育條例》等一系列針對性強、適用性強、可操作性強的「小切口」法規。深圳「小快靈」式立法採用「量身定製」手段，實質性解決改革發展熱點難點問題與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確保所立之法成為所需之法。 落實「四個度」服務型執法體制，全面提高執法質量 深圳堅持「監管為民」理念，通過構建「預防為主、輕微免罰、重違嚴懲、過罰相當、事後回訪」的「四個度」服務型執法模式，提高執法質量，優化營商環境。 第一，合規有深度，幫扶有力度。深圳堅持全流程的執法理念，既注重執法前精準指導，又注重執法後有效幫扶。在執法前，深圳實施「滴灌式」「體檢式」「互達式」深度合規指導，即針對創新型中小微企業等經營主體，提供定製化困境輔導、預防性合規體檢、跟蹤性訴求即辦，有效推動監管由靜態查錯向動態預防轉變。在執法後，深圳致力於為中小微主體提供信用修復、品牌培育、市場拓展等方面的指導幫扶，實現從執法處罰的「管理型」政府向執後扶企的「服務型」政府延伸，紮實做好執法後半篇文章。 第二，監管有精度，執法有溫度。為進一步落實服務型執法原則，深圳市場監管部門儘可能做到在企業檢查過程中不重複檢查、不多重檢查、不入企檢查，最大程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打擾。2025年6月，羅湖區司法局率先構建《涉企首違不罰事項清單》《涉企輕微不罰事項清單》《涉企行政裁量權基準(從輕、減輕)事項清單》三張清單並公布，建立「不予處罰、減輕處罰、從輕處罰」柔性執法機制，實現科學執法、精準執法與柔性執法協同發力，增強企業對監管執法的預期。 創新「一張網」基層治理機制，「一站式」響應群眾關切 深圳探索基層治理新路徑，以網格建設夯實基層基礎，以平臺建設提升運行效率，以制度建設強化規範管理，全周期、全鏈條、全方位地服務民生、惠及群眾。 第一，織密基層治理網絡。深圳通過《深圳市數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發展規劃》《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智慧城市和數字政府建設的若干意見》等，推動公共數據資源下沉基層，以科技賦能網格化服務管理。2024年出臺的《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第71條規定：「整合行政部門下沉社區事項和人力資源，加強網格員隊伍建設」，推動資源、管理、服務下沉，以人力賦能網格化服務管理。 第二，優化民意響應機制。在移民佔比超70%的超大城市治理過程中，深圳以有效感知、快速回應民意訴求，維護社會穩定。深圳在2022年打造民生訴求綜合服務改革核心平臺「@深圳-民意速辦」，整合全市537個民生訴求渠道，處理民生訴求、解答群眾疑問、採納市民建議，推動民生事項一口受理、分類轉派、限時辦結、實時反饋。2024年，深圳出臺《深圳市民生訴求服務管理暫行規定》，形成「1+5+N」制度規範體系，標誌著深圳市民生訴求響應機制從平臺「有沒有、通不通」的初期整合與流程設計，過渡到「好不好、穩不穩」的規範化、法治化、長效化新階段。 推進「軟聯通」司法規則機制，提升司法裁判可預期性 深圳聚焦粵港澳大灣區「一點兩地」的全新定位，優化司法舉措，推進審判專業化建設，加強審判職能上的內部聯通，同時堅持系統觀念，加強區域法域間的外部聯通，為大灣區法治融合發展提供堅實司法保障。 第一，「三合一」審判職能統籌融合。諸如智慧財產權、證券期貨等案件，具有複雜性、專業性、隱蔽性、涉眾性，難以形成統一裁判標準。為此，2022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通過啟動證券期貨領域審判專業化改革，將證券期貨領域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統一歸口至深圳金融法庭集中審理，以整合審判資源、統一審判標準、提升審判效能。由此，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為全國首家實行證券期貨案件「三合一」審理的法院。 第二，跨區域跨法域司法銜接融通。2021年底，深圳前海成立了ADR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在全國率先聘請香港調解組織調解涉港商事案件。2022年，深圳前海在訴訟規則銜接方面制定簡化涉港澳訴訟程序等8個配套制度，逐步形成跨境商事法律規則銜接的全覆蓋。這些舉措，有效地完善跨域司法協同，推動裁判規則統一，增強了司法裁判的穩定性和透明度。 二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成效 深圳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法律制度供給、法治政府建設、市域社會治理、司法文明環境等核心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標誌性、系統性、突破性成果。 立法供給進入新階段，形成特色法治城市制度體系 深圳立足「雙區」建設戰略需求，以立法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完善制度體系。 第一，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深圳破解新興領域「無法可依」的制度困局，以立法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城市高質量發展。深圳先後出臺《深圳經濟特區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條例》《深圳經濟特區低空經濟產業促進條例》等，首創了自動駕駛事故責任劃分規則和空域管理標準等系列規則。 第二，為國家高質量立法探明道路。深圳針對人工智慧、細胞和基因產業等尚未有國家立法的前沿領域，率先構建基礎規則，出臺《深圳經濟特區人工智慧產業促進條例》《深圳經濟特區細胞和基因產業促進條例》等法規，為生成式AI治理、細胞和基因產品經營等空白領域建立「制度沙盒」。2021年7月，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龍崗監管局作出全國首例智慧財產權行政禁令決定書，突破國家層面僅有司法禁令的限制，快速制止智慧財產權侵權行為。 法治政府建成新模式，全方位建設一流營商環境 深圳獲評全國首批法治政府建設示範市，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助力優化營商環境，連續4年獲評「營商環境口碑最佳城市」，並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模擬評估中進入全球前20。 第一，建成一流法治政府，行政執法效能大幅提升。深圳行政執法工作體系歷經從「健全」、「持續健全」到「完善」的階段性提升。工作宗旨從「全面推進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提升行政執法水平」「聚焦行政執法質量提升」到「堅持問題導向」的階段。行政執法工作實現從全面推進到專項整治、從剛性監管到剛柔並濟、從經驗依賴向數據賦能的深度轉型。 第二，建成一流營商環境，為經營主體提供廣闊空間。2024年，深圳出臺《深圳市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評價體系》，為市場主體投資興業提供營商制度充分保障。2023年以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解決商業糾紛」指標在廣東省營商環境評價中連續保持全省第一，並通過《深圳市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23-2025年)》等文件，有效促進公共法律服務均衡化、多元化、專業化發展，全方位保障市場主體權益。 市域治理開創新局面，增強人民群眾的法治獲得感 深圳聚焦市級優勢、突出市域特點、創新市域實踐，走出了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增強民生福祉的治理新路子。 第一，市域治理「深圳樣板」基本成型，有效破解「大城市病」。2023年，深圳獲評「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合格城市」，相關工作經驗獲評「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優秀創新經驗」。寶安區探索「五個一」工程，光明區推出「光明模式」，南山區打造「南山樣本」，共同形成市域治理的「深圳樣板」，以治理重心下沉，破解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大、密度高、流動性強的問題和社區規模大、治理鏈條長、資源配置難等問題。 第二，從「民生七有」到「民生七優」，打造「民生幸福標杆」。2022年，《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第2條提出「七有」民生目標。2025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將「打造『民生七優』幸福標杆」列為2025年度十大工作安排之一。從「七有」到「七優」，深圳市形成了勞有所得、學有優教等一系列代表性成果，比如：深圳市《勞動用工信用監管指引》正式實施，這是全國第一個勞動用工領域的信用監管類地方標準。從「七有」到「七優」的轉變，標誌著民生保障由兜底性、基礎性向普惠性發展。 司法環境形成新生態，實現涉外涉港澳法治深層次融合 深圳推進司法文明環境建設，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有效性、及時性，健全涉外涉港澳司法規則銜接、司法機制對接、司法裁判互認體系，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法治融合「快車道」。 第一，形成公正的社會主義司法文明環境。實質正義和程序正義是衡量司法文明的關鍵指標。深圳市司法機關堅持實質正義，審判機關遵循法律適用統一、權利救濟統一、錯案糾正統一這「三個統一」。2024年度，全市法院上訴率同比下降24.2%，一審裁判重審、改判率下降27.5%，裁判公信力與終局性顯著上升，營造了實質正義的良好司法環境。 第二，形成涉外涉港澳的司法協作新格局。深圳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發布《深圳市涉外法律服務指引(2025版)》，服務「引進來」，助力「走出去」。2024年，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裁定對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管理的仲裁案件採取保全措施，推動建設「雙城兩院」，有效降低區際國際商事活動的維權成本和制度壁壘，在「雙區驅動」戰略下，護航大灣區要素的高效流通。 三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的展望 深圳立足法治先行示範城市建設「十五五」規劃的謀劃啟動新階段，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一體化推進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司法環境建設，確保先行持續引領，試點不斷示範。 對完善法治城市的建議 第一，構建新興領域立法風險分級響應機制。深圳作為國家科技創新高地，新興產業發展速度快、制度需求強、監管挑戰大。建議根據風險性質、涉及主體範圍、現有規則適配度等因素，將新興產業對社會穩定造成的潛在風險分為低中高三個層級。對低風險情形，通過政策指引、行業規範等方式引導新興產業發展；對中風險情形，在總結行業經驗的基礎上優化現行規章或制度；對高風險且現有制度明顯缺位的領域，啟動地方立法程序。 第二，建立民生立法基層直達機制。涉及教育、勞動、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的立法工作，深圳應將重心下沉至工業園區、科技園區、社區等治理單元，並在此基礎上開展立法聽證，科學設定企業職工、新市民、中小微經營者等群體代表的參與比例和意見採納比例，確保立法過程覆蓋最廣泛的利益相關方。同時，深圳可依託民意速辦平臺，將高頻、共性民生訴求轉化為優先立法項目，推動立法「觸角」直抵基層「末梢」，更好回應基層關切。 對完善法治政府的建議 第一，創新「以合規換空間」的執法激勵機制。深圳是國內少數兼具國際化壓力、產業密度高、創新活躍度強等屬性的城市，數量眾多的小微企業面臨合規壓力。深圳可對小微企業建立差異化執法激勵機制：對通過合規評定、在一定周期內保持良好信用記錄的企業，適度減少行政執法檢查頻次、降低輕微違法行為的處罰幅度，並優先納入政府採購、創新補貼、產業扶持等「綠色清單」，讓它們的合規投入能夠直接轉化為市場準入優勢與發展紅利，推動執法功能由單一懲戒威懾向促進合規經營轉變。 第二，創設「跨境合規試驗區」執法豁免機制。針對經營主體因深港澳規則差異導致的被動違法困境，可在前海等重點區域劃定跨境合規試點區，對港澳經營主體非故意、且未對營商環境造成重大不良影響的輕微違法行為，實行「先行整改、暫緩處罰」的容錯做法，並建立由深港澳三地主管部門、行業協會、法律服務機構共同參與的跨境合規輔導機制，為涉事企業制定整改方案並跟蹤落實。在整改期結束後，企業經評估通過整改達到合規標準的，可依法免予處罰，從而形成跨境營商規則銜接、執法尺度統一、合規成本可控的制度創新路徑。 對完善法治社會的建議 第一，構建新市民法治參與激勵機制。針對深圳非戶籍人口佔比超74%的移民城市特質，有必要通過制度創新，降低新市民在政治參與、公共事務表達和法律認同上的門檻。深圳可將履行生效裁判、依法申報風險並整改、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等行為，納入法治參與的綜合評價體系，設定分層激勵標準，並在社會治理各環節給表現突出的個人和群體提供更多參與機會，推動多元群體融入城市共同體。 第二，推行網格長和輪值網格長「雙負責人」機制。建議構建由常設與輪值的網格工作負責人共同承擔基層治理職責的模式。常設網格工作負責人負責統籌指導和制度落實，確保治理工作的連續性和專業性；輪值網格工作負責人由社區居民自主報名、接受培訓並通過考核後擔任，按周期輪換參與具體事務，增強基層治理的包容性與適應性。「雙負責人」機制推動基層法治治理從單一行政管理向多元共治轉型，實現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 對完善司法環境的建議 第一，推進涉外涉港澳案件集中管轄機制。建議推動建立司法協同負面清單機制，明確互認例外事項、精確劃定法域適用邊界，以互認為原則，以否定互認為例外，系統解決港澳地區及國外法律與內地法律在司法適用中的衝突與空白。 第二，推進跨法域法律文書轉換銜接機制。建議通過科學梳理和系統歸納各法域在制度設計、程序規則等方面的差異，制定轉換規範和操作指引，確保合同文本、司法判決、行政裁定等法律文件在不同法域之間實現精準對應和無障礙理解。明確轉換標準和裁判規則，能夠有效減少因法律體系差異引發的理解偏差和權利受損風險，提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深圳建設法治先行示範城市，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建設模式和路徑，推動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會與司法環境建設向更深層次、更高質量、更高水平邁進。未來，期待深圳繼續打造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城市樣本，在服務和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大局的進程中，繼續發揮先行之銳和示範之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防範系統性風險與健全金融穩定長效法律機制研究」(23&ZD157)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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