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天津峰會）習近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2025-10-27 05:22 6,581次浏览巴西專家、摩洛哥智庫新南方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馬庫斯·弗雷塔斯8月7日在《中國日報》撰文稱，長期以來，美國將全球貿易作為壓迫他國的工具，並未致力於實現互惠互利。時至今日，各國必須對此有一個清晰認知，並著手構建公正的多極化國際經濟體系。 美國為一己私利壓迫他國 文章指出，歷史上曾有過這樣的時刻：隨著國際關係中的公平表象消退，粗暴的權力博弈捲土重來。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當代全球貿易體系。過去幾十年裡，美國一直宣稱，這套貿易體系立足於開放的市場、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以及互惠互利，構成了良性循環。 然而，同所有霸權國家一樣，美國在陷入相對衰落時不再遵循自身倡導的原則，而是訴諸於曾經大加譴責的手段。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依託生產力和創新，而且越來越依賴於從世界其他地區榨取價值，這是一種披著國家利益外衣的21世紀經濟帝國主義。 美國創造財富的主要目的並非維持本國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吸納財富。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主要是基於美元的核心地位、美國市場的持久吸引力以及其他國家無力或不願挑戰國際體系中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失衡。美國過多地攫取了全球財富和資源，其他國家則承擔著維持這種不平衡的代價，最終陷入經濟主權逐步喪失的窘境。 歸根結底，美國披著自由貿易外衣進行系統性財富轉移。美國為維持本國消費水平和地緣政治主導地位，逐漸榨乾發展中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生產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貿易已經淪為剝削和控制的工具，而非邁向共同繁榮的通道。 世界應放棄對美國的幻想 文章進一步分析稱，美國政府發動貿易戰並非偶然，而是日積月累的經濟困境所引發的必然結果。此舉等同於承認，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並未如其締造者所期望的那樣為美國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踐行多邊主義的同時，在政府領導下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較之下，一些國家缺乏這樣的戰略定力，它們熱衷於倡導自由化，卻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這些國家在不提升產能建設的背景下開放市場，在沒有進行規劃的前提下放鬆管制，寄希望於通過互惠互利提升自身韌性。然而它們無法如願以償。 由此引發的後果是，中等強國的自主權逐漸被削弱，它們如今飽受懲罰性關稅、域外製裁和任意限制措施的衝擊。這些措施不是對不當行為的回應，而是充當著脅迫工具。這些國家非但沒有憑藉競爭力受到認可，反而成為遏制目標。美國政府妄圖讓主權國家淪為附庸國，期待這些合作夥伴千依百順、甘於奉獻、永遠不同它競爭。 長期以來，華盛頓鼓吹自由民主，卻在現實中奉行零和博弈，千方百計確保自身主導地位。美國不可能減少消費、促進財政「再平衡」或提高生產力，這純屬異想天開。對於美國來說，更簡單的做法是將負擔轉嫁到外部，即向合作夥伴施壓、懲罰競爭對手、脅迫盟友，同時不忘打著「公平」旗號。 時至今日，我們必須樹立清晰的戰略認知。各國務必不再錯誤地將進入美國市場視為天賜良機，而是視作交易。 文章最後強調，美國可以謀求自身利益，其他國家也擁有同樣的權利。只有就此達成共識，我們才能著手構建公正的多極化國際經濟體系。 (英文原文刊發於《中國日報》智享匯欄目) (編輯：嚴玉潔 王輝 周鳳梅 朱萍)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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