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人都養成了開倍速聽播客、有聲書和其他在線內容的習慣。對年輕人來說,這也許已經成了常態。舉個例子,一項針對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學生的調查表明,89%的學生會把在線講座的錄播視頻調成倍速觀看。同時,有許多媒體文章描述了倍速瀏覽的普遍性。 開倍速的好處顯而易見:你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內消費更多的內容,或者通過反覆觀看同樣的內容來加深理解。 這在教育層面尤為重要,因為學生可以騰出時間去鞏固知識、做模擬考試等。而且,開倍速或許也可以讓人全程集中注意力、全情投入,避免走神。 但這樣做的壞處呢?其實也不少。 研究人員發現,一個人接收到口語信息並形成記憶,需要經歷三個階段:編碼信息,存儲信息,以及之後的檢索信息。在編碼階段,大腦需要一定的時間去處理和理解剛剛輸入的語音,大腦必須實時地從記憶裡提取出字詞以及它們的語境含義。 人們的講話速度通常在每分鐘150詞左右,即便語速達到它的兩倍(300詞/分)或三倍(450詞/分),也是在人類可理解的範圍內。但主要的問題在於我們所形成記憶的質量和持久性。 我們接收到的信息會被臨時存儲在一個名為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的記憶系統裡。它可以將大量的信息進行轉換、組合,並形成可存入長期記憶的形式。由於工作記憶的容量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我們短時間內接收到太多信息,可能會超過它的負荷。這會導致認知過載和信息流失。 倍速瀏覽與大腦信息提取 近期,記憶研究領域的一項薈萃分析調查了24項關於學習講座視頻的研究。這些研究的設計各不相同,但總的來說都把參與者分為了兩組,其中一組原速(1×)觀看講座視頻,另一組開倍速(1.25×,1.5×,2×和2.5×)觀看同一個講座視頻。 與醫學中用於檢驗療效的隨機對照試驗一樣,參與者被隨機分到了兩組中的其中一組。觀看視頻後,兩組完成了同樣的測試,以檢驗他們對視頻材料的掌握程度。這些測試要麼要求他們回憶信息,要麼用選擇題考察記憶,或兩者結合。 這項薈萃分析表明,以越高的倍速看視頻,測試表現越差。1.5倍速的影響微乎其微,但2倍速及以上的影響顯著。 具體來說,如果一批學生的平均分是75%,且通常情況下會上下浮動20%,那麼把觀看視頻的速度提到1.5倍速則會把平均值拉低2%。而2.5倍速則會導致17%的降幅。 老年群體 有趣的是,該薈萃分析中的一項研究還調查了老年人(61~94歲),結果發現他們比年輕人(18~36歲)更容易受到倍速看視頻的影響。這也許反映了記憶容量在健康人群體中也會隨著年齡而衰減,這表明老年人更應該原速觀看甚至減速觀看視頻來彌補不足。 不過,我們尚不清楚是否可以通過頻繁地開倍速播放視頻來減少它帶來的壞處。也就是說,有一種可能性是年輕人只不過是更經常開倍速,因此能更好地應對增加的認知負荷。同樣,這也意味著我們無法確定年輕人是否可以通過經常開倍速來減輕這種行為對信息記憶能力的負面影響。 另一個尚不明確的點是,開倍速播放視頻是否會對心智功能與大腦活動造成長期影響。理論上,這些影響可能是積極的,比如提高一個人應對認知負荷的能力。這些影響也可能是負面的,比如更大的認知負荷可能引發精神疲勞,但我們仍然沒有科學證據來解答這些疑問。 最後一個現象是,雖然開1.5倍速不會影響記憶能力,但是有證據表明人們的觀看體驗會有所下降。這也許會影響到人們學新東西的動力和體驗,可能讓他們找到更多藉口來逃避學習。另一方面,開倍速已然成為常態,因此也許當人們習慣這樣做之後,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希望我們在未來的幾年裡能更好地理解這些過程。
天津8月10日電(記者 劉越)「我為抗日而亡,絕不能讓你從我的背後開槍。你要從我的面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來啊,開槍吧!」 在天津市和平區花園路5號的吉鴻昌舊居,「何以中國·和合共生」媒體採訪團成員看到了一場特殊的表演。演員霍正斐身著軍裝,眼神堅毅地重現了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這正是「紅樓」沉浸式展演《國魂》中最動人的一幕。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 劉越 攝 場景重現 讓紅色記憶在「紅樓」中生長 盛夏的和平區中心花園,綠樹成蔭中一座紅磚小樓格外顯眼——這座被稱為「紅樓」的建築,曾是抗日英雄、愛國將領吉鴻昌生前最後的居所,也是他在天津開展抗日活動的地下聯絡站、秘密印刷所。 如今,通過精心設計的場景還原與真人演繹,讓當年的革命印記愈發清晰。二樓第七展室設置七扇門,每一扇門都對應著警戒撤離的逃生路線,演員推門、閃身的動作利落乾脆,瞬間將觀眾拉回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生前場景。 劉越 攝 「我們從一開始就認定,要讓遊客站在吉鴻昌真實生活過的空間裡,觸摸到歷史的溫度。」吉鴻昌舊居館館長胡鵬宇道出沉浸式創意的由來。作為擅長沉浸式話劇製作的團隊,他們在展館修繕籌建時就明確:「傳統講課式講解已難以吸引觀眾,尤其是年輕人。而沉浸式能讓人身臨其境,這種代入感是傳播紅色精神的最佳載體。」 從今年3月創排至今,團隊用數月時間打磨細節。演員需先了解吉鴻昌生平事跡,再通過情緒訓練貼近角色在入黨宣誓時的堅定、秘密印刷時的警惕、臨刑時的凜然。「吉將軍一米九六的身高很難完全復刻,但我們堅持選正氣足、中氣盛的演員,外形要貼合『闊面壯漢』的形象,這是對歷史的尊重。」胡鵬宇說。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外,抗日英雄吉鴻昌雕像。 劉越 攝 演員霍正斐已扮演吉鴻昌四個月,每場演出都讓他心潮澎湃。「最觸動我的是就義那場戲的臺詞:『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每次說這句,我都能感受到吉鴻昌將軍對信仰的執著和對敵人的蔑視。」 他記得,一次有位大學生觀眾看完演出後哭了,這讓他更加確信演繹的意義,「文字可能抽象,但演戲能讓歷史『活』起來,觀眾能直觀感受到將軍為國家、為百姓做事的赤誠。」 作為吉鴻昌的外孫女,鄭吉安見證了紅樓的「重生」。讓她動容的是,不僅有老年人帶著敬意來緬懷先烈,青少年更在沉浸式演繹中與英雄「對話」。甚至有小朋友參觀後能完整背誦「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絕筆詩。 從變賣家產支援抗戰的家國抉擇,到獄中遺書裡「為時代而犧牲」的豪情與柔情,吉鴻昌的精神通過演員的演繹、場景的還原,跨越近百年時空,在年輕一代心中紮根。 跨界融合 讓歷史建築在「城市劇場」中煥彩 從「建築標本」到「城市劇場」,天津的歷史建築活化正走向更廣闊的跨界融合。在曹禺創作《日出》的靈感之地——惠中飯店,一場別開生面的街頭沉浸式話劇正持續上演。 伴隨著「玫瑰玫瑰我愛你」的旋律,「陳白露」執扇從歷史深處走來,黃包車夫、油頭小生、可憐孤女等角色次第登場,觀眾時而為劇情揪心,時而因互動發笑,不經意間就成了「百年前天津往事」的參與者。 天津市和平區大銅錢廣場,《日出》正在「沉浸式」演出中。 劉越 攝 「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當「陳白露」站在惠中飯店二樓露臺念出這句經典臺詞時,不少觀眾紅了眼眶。這種打破「第四堵牆」的演繹,讓文學經典與歷史建築產生了奇妙共鳴。 從李叔同故居「叔同之夜」的劇情解謎,到曹禺故居《尋找戲劇家》的感官體驗,天津正將一座座名人故居轉化為「城市劇場」。在這裡,靜態的展櫃被生動的場景替代,單向的講解變成雙向的互動,遊客不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走進故事裡的「體驗者」。 曹禺故居內,觀眾參與《尋找戲劇家》沉浸式演出。 劉越 攝 歷史建築的「重生」,離不開城市文旅戰略的精準布局。天津市推動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提升沉浸式、融入式體驗,創新旅遊產品和服務,打造旅遊休閒新熱點」。如今,在「五新二十策」實施方案等政策加持下,天津的名人故居活化形成了「保護—活化—傳承」的良性閉環。吉鴻昌舊居、北洋法政學堂等修繕開放後,迅速成為文旅新地標。 數據見證成效。2024年,天津舉辦特色文旅活動和惠民演出1.3萬場次,接待遊客2.6億人次。這些數字背後,是「讓歷史說話、讓文化發聲」的理念落地。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又稱「紅樓」。 劉越 攝 正如胡鵬宇所說:「形式是次要的,核心是把紅色故事、文化精神說好。」如今,漫步天津街頭,吉鴻昌舊居的「紅樓」訴說著家國情懷,惠中飯店的《日出》演繹著時代悲歡,李叔同故居的琴聲傳遞著藝術哲思。這些歷史建築不再是孤立的「標本」,而是串聯成線、融合成面的文化景觀,既守護著城市的歷史根脈,也為文旅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歷史的長河奔湧向前,文化的傳承生生不息。天津以歷史建築為支點,撬動文旅融合新發展的實踐證明,當歷史場景被精心還原,文化精神被創新表達,老建築就能煥發新生機,成為滋養城市文化自信、連接過去與未來的「密碼」。這不僅是天津的探索,更為全國歷史建築資源的活化提供了生動範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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