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立信諮詢針對高線城市的外賣高頻消費者開展專項問卷調研(以下簡稱「調研」)。結果顯示,這場「外賣大戰」雖然短期刺激外賣訂單增長,但卻導致堂食客流顯著下降,餐飲行業的價格錨點被拉低,消費者的「低價消費」心智被進一步強化。 ▲調研顯示有75%消費者因外賣更便宜而放棄堂食。 調研顯示,7月以來80%被調查者的就餐方式發生明顯改變,外賣就餐方式對堂食就餐方式的替代效應最為明顯:44%的被調查者近期外賣就餐頻次增加,堂食就餐頻次降低。75%的被調查者曾有「因外賣更便宜而放棄堂食」的情況。86%的被調查者表示,如果發現常去的餐廳外賣價格比堂食便宜時,更傾向於選擇「改點外賣」。 與此同時,半數被調查者認同「補貼後的外賣價格更加接近正常價格」,他們認為「沒人會做虧本的買賣,在當前的外賣價格下,商家仍然是有利潤的」。超六成被調查者認為,「即使補貼結束,外賣的價格也應長期維持在當前價格水平」。這說明,外賣價格戰強化了低價消費心智,行業價格錨點被拉低,利潤也進一步收縮。 ▲調研顯示「低價即常態」的消費認知正在被持續的大額補貼進一步強化。 而在「低價即常態」的消費心理下,86%的被調查者表示如果未來外賣價格回升,他們會選擇降低外賣消費頻次,尋找更加便宜的餐品。這意味著隨著未來補貼的減少,外賣訂單規模存在較大萎縮風險。此外,僅有15%的被調查者會在外賣價格回升後仍然選擇購買原來的商品。 調研提示,隨著外賣價格的回升,商戶原本的消費客群會面臨流失風險,應儘快調整經營模式適應行業新價格帶。 問卷結果顯示,超七成被調查者表示近期外賣消費體驗下降,其中排在前列的選項依次為:配送時長明顯變長、食品安全問題、菜品份量減少、菜品品質下降和商戶服務態度下降。 近期,多位專家也呼籲,外賣平臺的內卷式競爭造成價格扭曲,衝擊正常市場秩序,需努力優化相關政策與監管。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黃浩認為,補貼大戰帶來的低價競爭打破了原有的競爭平衡,帶來價格體系的混亂。其終究無法實現多方共贏,更無法達到「促進消費、實體受益」的良性目標。 經濟學家賈康也撰文指出,當前外賣平臺之間「內卷式」競爭,通過大規模、長時間、高力度的補貼來搶佔市場,已導致價格嚴重扭曲、市場調節機制失靈,並對從業人員、消費者、商戶以及整個市場秩序產生嚴重負面影響。 例如,短期外賣增長擠壓堂食市場,消費者習慣低價外賣後減少消費,餐飲品質下滑,以及中小商家因補貼減少而倒閉等。「總體看,補貼大戰沒有贏家,餐飲行業很可能要因此面臨進入『量價俱損』周期的威脅,這是需要全行業引起重視並理性地加以防範的。」
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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