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河而生、向海而興,天津這座充滿魅力的城市,正以其獨特的文化符號,積極融入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舞臺:霍元甲的拳腳功夫在銀幕上震撼西方觀眾,孟廣祿的京劇唱腔迴蕩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楊柳青年畫在羅浮宮卡魯塞爾廳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天津的文化符號早已超越地域界限,成為世界讀懂中國的「外交密碼」。近日,「何以中國·和合共生」網絡主題宣傳活動將在天津古文化街啟幕。從武術到戲曲,從年畫到民俗,天津再次以文化為紐帶,編織跨越山海的「和合」故事。城市文化的走心之旅,從來不是簡單的輸出,而是雙向的共鳴。譬如,中國武術作為東方哲學的肢體表達,其「以武止戈」的精神早已成為全球推崇的至上理念;京劇藝術能徵服海外觀眾,靠得恰恰是戲曲中「唱念做打」的程式之美,這與西方歌劇的戲劇張力可謂是同頻共振、異曲同工——作為北方文化重鎮,天津攜武術、戲曲等文化符號以「和合」的姿態走向世界,它們便不再是地域標籤,而是人類共同的情感語言。以文化來推動和合共生,不單單是說說而已。在諸多文化流派之中,「津派文化」之所以能源遠流長,它的細節之處往往是最見功底的。在玉成號畫坊第七代傳承人張宏看來,楊柳青年畫「勾、刻、印、繪、裱」五道工序裡,每一筆都需凝神靜氣。再看石家大院的磚木石雕融合中西建築美學的裝飾風格、古文化街的泥人張把手藝做細「於徑寸之間」,這些以「小而美」的文化形態,拉近了文明對話的距離。當它們的風採被外國友人所領略,那種讚嘆之聲是無需翻譯的,因為美是世界通用的語言。而這種「潤物細無聲」的傳播,恰是文化軟實力的高階表達。「走出去」和「請進來」,始終是津派文化的進行時,而「和合」二字的深意,在天津的開放實踐中尤為鮮明。過境免籤政策的實施,讓更多國際友人得以駐足天津,在楊柳青古鎮民俗文化館體驗「歷史·民藝·傳承」的立體畫卷,在古文化街的茶館感受到最地道的相聲文化……這些互動不再是觀光旅遊的賞心悅目,而是文明互鑑的鮮活場景。世間美好的事物,總有融會貫通之處。正如「上海精神」所倡導的「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天津用文化搭建的,正是一條民相親、藝相融、心相通的快車道。當外國遊客親手印製一幅年畫,或學唱一句戲曲時,文化的邊界便在體驗中悄然溶解。從「津派文化」到「和合天下」,這其中代表著一座城市尋找知己的熱忱、傳播文明的擔當,它需要具體形式的踐行。這場「何以中國·和合共生」活動,恰是天津文化自信的當代註腳。從霍元甲武術的剛健有為,到京劇藝術的虛實相生,再到年畫民俗的吉祥寓意,天津的文化符號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和而不同,美美與共。關於「何以中國」的提問中,「和合」是重要的答案之一。天津以文化促進理解、以對話凝聚共識的實踐,正是「和合」智慧的生動體現。當古文化街的燈籠亮起,照亮的不僅是天津的過去與現在,更是一條通往「和合天下」的未來之路。(謝偉鋒)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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