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8月9日電(宋雪晴)凌晨五點,浙江台州仙居的山林尚未甦醒。吳新洪背起用了多年的百寶包,拿上一部數位相機,再次踏入深林大山。腳下沒有路,只有野草纏繞,時有皮膚劃破,不過潦草處理,他的身影便又隱入霧氣中——這是仙居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志願者的一個尋常清晨。 「我們遇到過驚喜、驚奇,也有深深的感動。」吳新洪坦言。在仙居這片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山水間,志願者與野生動物的偶然相遇已化成生死相託,寫就一段段山水有靈、和諧共生的美好故事。 2022年12月,一隻翅膀受傷的中國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紅隼牽動著協會志願者的心弦。「它還很小,生活還不能自理,餵它什麼都不吃,我們十分著急,怎麼辦呢?」吳新洪邊求助專家,邊上網查找資料,「不如把之前救助的貓頭鷹放在一起養,它可能想有一個伴。」這個方法奏效,紅隼開始進食,吳新洪高興不已,動員全家人照料它,更多的協會志願者也加入了接力。 七個月後,紅隼恢復了健康,吳新洪和志願者們將其放飛大自然。據吳新洪回憶,紅隼高高地飛起,在空中徘徊了一會,就在他們轉身離開之際,紅隼追了上來,「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很意外。」志願者們和紅隼揮手告別,沒想到剛邁出幾步,紅隼又一次飛到身旁,直到第三次才消失在視線裡。「當時我們感到非常震撼,動物是有靈性的,也很受感動。」 然而守護之路,亦有暗影潛伏。仙居南山林木蔥鬱,棲息著大量的畫眉鳥,卻引來不法分子佯裝遛鳥、實則誘捕。「接到市民的舉報電話後,志願者們早上四點多便上山蹲守,幾天後終於發現了不法分子的蹤跡,將掌握的情況匯報給公安部門並協助破案。」仙居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常務副會長李煥榮講道。 李煥榮見證了這場野生動物守護行動的星火燎原。自協會2018年成立至今年7月,已救護野生動物918隻,其中超半數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值得一提的是,曾經持槍的獵人,在志願者的感召下放下獵槍轉身成為保護者。志願者隊伍從最初的十餘人壯大至百餘人,各行各業愛心在此凝聚成網。 救護野生動物是仙居守護綠水青山故事中的動人一頁,台州生態環境局仙居分局生態綜合中心主任牟崑崙向記者描繪了仙居更廣闊的生態圖景。據介紹,截至2022年,仙居全域共記錄到動植物462科2786種,其中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50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32種。此外,陸續有新物種發現並以仙居命名。 為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能力,仙居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自然基金會、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等國際組織展開經驗交流和技術合作,獲得了法國開發署目前在中國最大的單筆7500萬歐元貸款,努力將仙居打造成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展示窗口和世界性體驗目的地。 當志願者們又一次披著星光返程,相機裡或許捕捉到野生動物的珍稀影像,背包裡或是裝著動物急救所需的藥物。仙居的層巒疊翠間,他們踏出的每一條「無路之路」,都成為「綠水青山」通往「金山銀山」的紐帶。(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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