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青少年多彩「創客行」：繪製京劇臉譜、組裝太陽能車
2025-11-26 19:48 5,128次浏览本報記者 毛藝融 港交所IPO定價機制迎來重要改革。8月1日，港交所就優化首次公開招股市場定價及公開市場規定的諮詢文件刊發諮詢總結(以下簡稱「新規」)，新規在8月4日正式生效。 此次改革聚焦多個方向，包括優化新股配售比例分配、降低公眾持股量門檻、便利「A+H」股發行人。調整後，港股新股發售須分配至少40%的股份至建簿配售部分的投資者，同時保留基石投資者6個月禁售期，未作放寬。 早在去年12月份，港交所刊發有關優化首次公開招股、市場定價及公開市場的建議諮詢文件(以下簡稱「原建議」)，引發市場各方廣泛探討。今年2月份，港交所集團行政總裁陳翊庭曾發文表示，此次改革建議可能是近三十年來對香港新股定價機制最全面、最深入的一次調整，旨在讓規則適應市場變化，提升香港新股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港交所認為，此次新規可以為發行人和投資者在新股定價和股份分配方面建立一個更靈活、清晰和透明的框架，進一步提升定價效率、吸引國際發行人和投資者，鞏固中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涉及多項變化 香港新股發售分為基石認購、建簿配售和公開認購三部分。此前，新股發售一般安排10%為公開認購(針對個人投資者)，90%為國際認購(針對機構投資者，即「基石配售+建簿配售」)，並根據超額認購倍數，可以將公開認購的比例最多回撥至50%。 在此規則下，新股發售在公開認購部分尚未完成時，機構投資者都無法確定可以在配售部分會獲分配多少股份，並失去預算。如果在公開認購踴躍的情況下，發行人可能會將多達50%的股份撥往公開認購部分。這也意味著，無論建簿配售熱烈與否、基石比例多高，香港公開認購組別的投資者可獲得的強制回撥最多為50%。 此次新規，港交所規定發行人將首次公開招股時初步擬發售股份的至少40%分配至建簿配售部分，即最低分配比例由原建議的50%下調至40%。 談及原因，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潔鏇表示：「現在的新股交易規模往往要比以前大5倍至10倍，也有更多國際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參與其中。今年以來的大型新股，大多數基石投資者及配股部分的機構投資者都來自海外市場，因此制度上也要做出配合以滿足國際投資者的需要。」 有投行人士告訴記者，40%的建簿配售硬性要求有助於穩定大型IPO定價，避免散戶過度追捧導致的破發風險。 「目前香港市場的交易接近九成都來自機構投資者，有必要引入適當的規則調整，確保機構投資者、全球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在新股發行的股份中取得平衡的分配比例。」伍潔鏇解釋說，如果新股定價機制中沒有足夠的定價者，定出來的價格就可能不夠準確，令公司上市後股價出現較大波動。因而，港交所現在要求新股發售須分配至少40%的股份至建簿配售部分的投資者，回補機制也作出修訂。 在公開認購部分，香港聯交所允許新上市申請人選用機制A或機制B，作為首次公開招股發售的分配機制。機制A下，分配至公開認購部分的最大回撥百分比由原建議的20%上調至35%。對此，一位港股上市公司董秘對記者表示，新規之後，回撥給散戶的部分從原來最高可達50%的比例降低到35%了，將進一步限制那些賣不出股票想搞「惡意」回撥的小市值公司。 機制B下，引入新的機制選項，要求發行人事先選定一個分配至公開認購部分的比例，下限為發售股份的10%(上限為60%)，並無回補機制。這意味著，機制B下分配至公開認購部分的最大百分比由原建議的50%上調至60%。對於機制B，前述董秘表示，對機構搶購的IPO項目來說，發行人普遍偏向於壓低公開配售比例，目前新規允許壓低公開配售比例，下限最低為10%，有利於控制上市當日的股價波動。 擬調整公眾持股量門檻 此外，香港聯交所就持續公眾持股量規定展開進一步諮詢，今年10月底截止。 根據此前的規定，無論何時，上市公司應維持上市時的規定公眾持股量百分比，即25%或上市時規定的任何較低百分比(初始規定門檻)。 伍潔鏇表示，目前25%的初始公眾持股量門檻是多年前的規定，單一比例欠缺靈活性，要求也遠高於其他國際交易所。「我們的市場現在迎來越來越多市值龐大的公司上市，在這些情況下，25%的股份可能牽涉龐大的金額。」伍潔鏇表示。 港交所擬引入一個根據市值而設的層級式初始公眾持股量要求，為申請上市的企業提供更明確的參考指引，吸引企業來港上市。 此前，據陳翊庭介紹，設立公眾持股量要求的初衷是為了確保公開市場上有足夠的股票可供交易，防止股價操控和減少過度的股價波動。與其他國際證券交易所相比，港交所在這方面設定的門檻偏高，可能會削弱市場吸引力。 根據港交所的諮詢文件，普通類型的上市公司公眾持股比例除了可以選擇25%的初始規定門檻外，也可選擇替代方案，即達到10億港元市值及10%公眾持股量。對於「A+H」發行人，港交所建議，公眾持股比例調整為「公眾持有的H股必須達到10億港元市值或5%公眾持股量」。 今年以來，A股公司密集籌備赴港上市。部分發行人及機構認為，此前港交所對「A+H」股設定的發行比例過高，且單一的比例門檻欠缺靈活性。 「考慮到『A+H』發行人也須符合A股市場的公眾持股量規定，因此港交所對其在香港上市的初始公眾持股量要求也採用一個較靈活的標準。」伍潔鏇介紹。 港交所還引入了初始自由流通量規定，例如，適用於「A+H」發行人的初始自由流通量門檻由原建議中「佔H股總數的10%」降低為「佔A+H股總數的5%」。目的在於，確保這些企業在IPO之後有足夠股份在市場上交易。這些新的規定既符合國際慣例，也能提升香港上市機制的吸引力。 退市機制方面，此前港交所規定，主板公司停牌18個月，GEM(香港創業板)公司停牌12個月，即可除牌。此次諮詢文件建議，若發行人公眾持股量嚴重不足，便加上股票標記；若發行人未能於18個月(GEM公司12個月)內恢復公眾持股量，即可除牌。 伍潔鏇表示：「港交所致力於不斷優化香港《上市規則》，以滿足全球不同行業及不同規模發行人的需要。這次的建議為發行人提供更大的靈活性，方便其進行更好的資本管理，同時也引入了有力防止長期違規情況發生的措施，加強保護公司股東的利益。」（證券日報）
張慧雪 ●新形勢下政府引導基金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平衡政策目標與市場規律，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協同發力。通過提升基金市場化運作水平、聚焦重點投資方向以及拓寬基金退出渠道，政府引導基金有望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方面發揮更大效能 近年來，政府引導基金作為財政資金市場化運作的重要工具，在服務國家戰略、推動科技創新、促進產業集聚、發展新質生產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廣東為例，2025年4月30日，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廣東省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建強產業基金體系。全省統籌資源整合組建超萬億元總規模的產業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其中省級基金規模超過1000億元，以國有資本帶動社會資本，形成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企業併購投資、S基金等有效投資體系。 政府引導基金是由政府設立並按市場化方式運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過扶持創業投資企業發展，引導社會資金進入創業投資領域。自2002年我國首隻中關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成立以來，政府引導基金先後經歷了探索起步階段(2002-2007年)、規範化運作階段(2008-2015年)以及轉型升級階段(2017年至今)。根據投中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底，政府引導基金規模達3.35萬億元，覆蓋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綠色發展等多個領域。 政策紅利促進政府引導基金迅速發展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政府引導基金的作用，出臺系列支持政策。2025年1月，國辦印發《關於促進政府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著重強調政府基金應聚焦重大戰略領域，通過資本引導加速新質生產力培育。5月，科技部等七部門出臺《加快構建科技金融體制有力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若干政策舉措》，將構建中國特色科技金融體系提升至支撐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高度。 此外，地方政府也結合區域經濟特點，設立專項基金支持本地優勢產業，如廣東省智能產業基金、深圳「20+8」產業基金群等。2025年6月3日，廣東省財政廳印發《廣東省政府投資基金管理辦法》，提出政府投資基金突出政府引導和政策性定位，聚焦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市場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薄弱環節，發展耐心資本，注重發揮實效。 隨著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政策，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願意與政府引導基金展開合作。一方面，政府率先投資向外界傳遞了積極信號，政府信用背書降低了投資風險。另一方面，政府引導基金的投資具有長期性，政策扶持可帶來更高的長期回報。例如，合肥市政府引導基金通過與知名風險投資機構合作，成功培育了京東方、蔚來、科大訊飛等一大批明星企業。 現階段，我國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節點，政府引導基金在促進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轉化等創新活動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例如軍民融合發展基金，針對軍工領域急需核心技術加大投資，有效解決了「卡脖子」難題。未來，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生物醫藥與健康等領域將成為政府引導基金重點投資方向。 政府引導基金面臨管理體制方面的諸多挑戰 政府引導基金一方面要實現政策目標，另一方面又要保證資金保值增值，這對基金投資管理提出了較高要求。部分基金投資緩慢，存在資金閒置、甚至違規舉債等，《關於公示深圳市政府投資引導基金清理子基金及縮減規模子基金名單的通知》就曾公布過25隻被清理子基金以及12隻縮減規模子基金名單，其中被清理的子基金有兩隻規模高達100億元。 政府引導基金的地域屬性容易進一步加劇區域發展差距。根據投中研究報告顯示，華東地區的政府引導基金數量和規模均為西北地區的10倍左右。經濟發達地區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基金運作較為成熟，配套設施齊全，而中西部地區受制於社會資本較少、專業人才不足、產業基礎薄弱等因素，導致基金運作效果較差。 政府引導基金退出渠道受阻，導致政府財政負擔加重。自2002年我國成立第一隻政府引導基金以來，至今大部分基金都已走完一個完整投資周期，正處於退出階段。被投資企業上市周期長、併購市場不活躍等，使得基金退出困難，影響資金循環使用效率。 促進政府引導基金高質量發展需要體制機制創新 首先，提升政府引導基金市場化運作水平。一是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減少行政幹預，提高基金運作效率。二是完善基金激勵機制，吸引社會資本長期合作。例如針對基金投資期，增加更為寬容的容錯機制條款，激勵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三是改變單一財政考核指標，制定兼顧政策目標和經濟收益的多維度評價體系。 其次，聚焦重點投資方向。從募集端來看，建議由政府部門或行業協會牽頭，建立政府引導基金資料庫，實現全國信息資源共享，避免基金重複設立。從投資端來看，建議各地區聚焦本地優勢產業展開重點投資，對於早期硬科技的項目，設立專項子基金，提供長期穩定支持。 最後，拓寬政府引導基金退出渠道。從傳統退出路徑來看，持續推動IPO和併購退出。包括加強與科創板、北交所的對接，鼓勵企業赴境外上市。同時鼓勵行業龍頭企業併購政府引導基金投資的中小企業，形成產業整合。從新興退出渠道來看，鼓勵市場化機構設立S基金，承接政府引導基金份額。《加快構建科技金融體制有力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若干政策舉措》提出，「評估北京、上海、廣東等區域性股權市場私募股權基金份額轉讓試點成效，進一步優化份額轉讓業務流程和定價機制。鼓勵發展私募股權二級市場基金(S基金)」。 作者單位：廣東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GD25DWQYJ0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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