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蘭州市城關區的"黃河第一橋"中山橋,如今銀灰色的橋身與奔流的黃河相映成趣。但鮮為人知的是,這座百年鐵橋最初的"衣裳"是土紅色。是什麼原因讓它換了"新裝"?這背後藏著一段與抗戰歷史緊密相連的故事。 2025年4月30日,甘肅蘭州,蘭州百年中山橋遊人如織。記者 李亞龍 攝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隨著華北、華東、華中大片國土相繼淪陷,作為大後方的蘭州,其在全國抗戰中的戰略地位驟然凸顯。這裡既是西北國際交通線的樞紐,蘇聯援華的大量物資經此中轉送往前線;又是中國空軍的重要戰區和訓練基地,這讓蘭州成了日本空軍頻繁空襲的目標。 日軍飛機轟炸蘭州。(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值得一提的是,蘭州空戰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濃重一筆。這場戰役的勝利,挫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打擊和切斷西北國際交通線的企圖,有力保障了以蘭州為中心的國際交通線暢通,為全國抗戰提供了堅實支援。 蘭州空戰的告捷,離不開蘇聯的鼎力相助。抗戰初期,國際援華物資中相當一部分來自蘇聯。1938年至1939年間,50架輕型轟炸機最先抵達蘭州,隨後150架海鷗式E-15-3戰鬥機從蘭州轉往其他戰區,還有200門七五野炮、500挺馬克沁重機槍、300輛6輪卡車等物資陸續運抵……據統計,抗戰初期經蘭州轉運的蘇聯驅逐機、轟炸機、運輸機約有千架。 蘇聯派出空軍志願航空隊來華參加對日作戰。(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為方便蘇聯援華人員往來住宿,當時的國民政府在蘭州永登縣設立了專門招待機構,當地人稱之為"俄國站"。"俄國站"分三個院落:前院是客房和遊藝室,後院為飯廳及工作人員宿舍,另有一個院子作為停車場。這裡常年住著兩名蘇聯人及10多名永登本地工作人員。往來的蘇聯人待人謙和,每次少則數十人,他們支援中國抗戰的舉動深受當地人好評,工作人員總會熱情備好麵包等食物招待。 1939年初,日軍發動"第一次大規模內陸攻勢",對蘭州狂轟濫炸,古城一度陷入火海。危急時刻,中蘇空軍將士同仇敵愾,與敵機英勇激戰,一舉擊落15架敵機。同年年底,面對日軍陸海軍航空兵聯合實施的"百號"轟炸,中蘇空軍將士再度長空搏殺,展開一場慘烈血戰。 日本飛機轟炸下燃燒的蘭州城。(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彼時的甘肅雖貧瘠,卻在抗戰中付出了令人動容的努力。當地民眾最大的貢獻便是繳納公糧,戰時農民繳納的公糧數量是戰前的數倍。即便負擔加重,百姓們仍全力支持,這正是中華兒女空前大團結的生動體現。 1939年,蘭州空戰照片。(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蘭州的農民也積極參與到支援空戰的行動中。在來紫堡鄉駱駝巷村外,種稻子的農民曾救起一名跳傘的蘇聯飛行員。當時,幾位農民蹚水衝過去,拽住鼓脹的傘衣,將半身泥水的飛行員從坐墊上扶下來,一路攙扶到村裡的小學。事後,蘭州有關方面特意將這幾位救人者請到城裡,設宴款待並請他們看了電影。 為應對空襲,甘肅省防空司令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向市民普及防空、防毒知識,要求家家戶戶備好乾糧;在城牆上挖掘大量防空洞;在今廟灘子一帶修建民房供難民躲避;同時在白塔山和今二熱附近設立高炮陣地。 1939年,蘭州空戰被擊落的日機殘骸。(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經過空戰的洗禮,蘭州在防空工作上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組織體系和有效的行政法令,包括設置防空警報、配備消防器具、修建防空壕洞、建設防毒設施、開展防毒訓練、制定防空交通管理規定、組織防空救護訓練等,形成了一套系統的防空機制。 1939年2月,蘭州人民慶祝空戰勝利。(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作為蘭州地標,土紅色的中山橋因易成為轟炸目標,被改塗為銀灰色(即如今的顏色),這一細節正是蘭州空戰作為「生死防線」的生動物證,見證了那段保家衛國的歷史。 1939年,蘭州報紙關於空戰勝利的報導。(資料圖)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供圖 蘭州空戰的勝利,不僅是軍事上的成功,更凝聚了中蘇協作與全民抗戰的力量,守住了西北國際交通線這一抗戰「生命線」,因此被稱為抗戰時期「中國領空的生死防線」。 資料來源:《蘭州空戰》 記者:閆姣 來源:微信公眾號
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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