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烏魯木齊8月12日電 (陶拴科 趙格瑤)十年前,賣香梨還得擔心,生怕路上出差錯。如今,王曉紅的網店不僅全國包郵,三四天就能送到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 王曉紅生活在新疆尉犁縣,最初靠著一次電商培訓起步,憑藉對品質和誠信的堅持,最終成為當地電商帶頭人。 起步:用情創業贏得信任 2015年冬天,王曉紅從朋友那裡得知尉犁縣電商協會要開展電商培訓項目,她毫不猶豫報了名。 王曉紅回憶:「培訓班初期報名非常踴躍,約有七八十人,把培訓辦公室都坐滿了。學員中有不少像我這樣的家庭婦女,也有一些剛畢業的大學生。」 起初,大家參與熱情很高,但後來堅持下來的人逐漸減少,培訓結束時剩下約六十人,最終一直從事電商工作的只剩不到十人。 王曉紅在田間直播。受訪者供圖 培訓結束後,學員們搬進政府免費提供的店面,正式開啟獨立運營。大家積極主動尋找貨源,拓展銷售渠道,利用線上線下多種方式推廣產品。 隨著電商知識和技能的不斷提升,尉犁縣的電商氛圍逐漸濃厚起來,越來越多人加入其中,形成良性互動和合作。 「初期非常艱難,常常十天半個月都沒有一個訂單。看到同期創業的大學生忙著打包發貨,我壓力很大,甚至動過放棄的念頭。」王曉紅說。 儘管如此,王曉紅選擇了堅持。為確保質量,她堅持親自到田間地頭查看農產品的生長情況,親嘗口感。「我下地裡收購,親口嘗一下,只有確認新鮮、味道好才收購銷售給顧客。」 有時為了保證最佳品質,王曉紅寧願推遲產品上市時間,儘管這可能導致短期訂單減少。 在包裝環節,王曉紅也嚴格把關。「貨物收回後,我們會進行人工挑選,剔除有損傷或瑕疵的果實,按照等級分類,確保最終發給顧客的都是優良產品。」 誠信是最好的「護身符」 2018年之後,電商競爭也更加激烈。為適應變化,王曉紅不再只依靠微信朋友圈和淘寶,開始嘗試在抖音、快手、微博等多個社交平臺推廣銷售產品。 在社交平臺上,王曉紅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每天發布三到四條商品推廣信息。即使是同一種產品,她的宣傳文案也經常變化,有時結合熱點事件或不同生活場景,努力貼近消費者的需求和興趣。除推銷商品,她還經常分享新疆特色美食、風土人情和自己的生活,讓帳號內容更真實、親切,拉近了與粉絲的距離。 她說:「2016年我就開始做自己的微博號。有些人做幾天就放棄了,我一直堅持,慢慢積累了不少粉絲。」 然而,網絡環境複雜,難免會遇到挑戰。有一次,一位曾購買過她產品的網友留言質疑她的枸杞存在質量問題。面對壓力,王曉紅沒有妥協,「我寧願掏錢去檢測,也不願拿錢了事。」 為證明清白,也為了維護自己和產品的聲譽,王曉紅前往市場監督管理局申請了專業檢測,結果證明她的枸杞完全合格。拿到這份權威檢測報告後,她第一時間在微博、微信等所有運營平臺上公開了結果。 這一舉動徹底澄清質疑,成功化解潛在的信任危機,保住了店鋪口碑,更重要的是,向所有顧客和粉絲展現了她對產品品質的自信和對誠信經營的堅持。這種公開透明、直面問題的處理方式,反而贏得更多人的信任和尊重。 讓新疆好貨走出「深閨」 三年前,王曉紅遇到一件讓她印象深刻的事。當時,村裡有十多噸葡萄因銷路不暢,眼看就要爛在地裡。她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藉助電商助農,聯合「大V」推廣,沒想到效果遠超預期。「三天時間,我們就賣出三千多單!」 有人問王曉紅:「做電商這麼辛苦,還經常被誤解,你覺得值得嗎?」她總是說:「我覺得很值,能幫村民把農產品賣出去,大家日子都好過了,辛苦點也無所謂。」 王曉紅直播銷售庫爾勒香梨。受訪者供圖 如今,看著一輛輛快遞車把新疆的香梨、羊肉、葡萄乾發往全國各地,王曉紅內心充滿自豪。 「這十年,我們村變化特別大。最早的時候,連幾棟像樣的樓房都沒有,現在村裡越來越整潔漂亮。」王曉紅說,「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新疆有什麼寶貝,現在不一樣了,我們的葡萄能甜到廣東,香梨能脆到東北,這都是電商的功勞。」 新疆電商經歷了起步階段物流不暢、平臺稀缺,到如今實現全國大部分地區包郵、發貨高效的飛躍發展。隨著基礎設施的完善和數位化平臺的普及,越來越多人投身助農事業,推動新疆優質農產品走進千家萬戶,助力地方經濟繁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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