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刷牙睡覺VS不刷牙吃早餐，哪個更傷身？答案出乎意料
2025-11-09 00:27 3,419次浏览8月9日，「何以中國 和合共生」網絡主題宣傳活動在天津盛大啟動，這不僅是一場文化的盛會，更是一次對中華文明內核的深度探尋。將目光投向燕趙大地，長城烽燧、避暑山莊、大境門的駝鈴、胡服騎射的傳奇，無不鐫刻著「和合共生」的印記。這些跨越千年的文化坐標，訴說著河北作為文明交融樞紐的厚重歷史，詮釋著「何以中國」的深層邏輯。 河北境內長城綿延2400餘公裡，從戰國時期的燕趙長城到明代的九邊重鎮，這些磚石壘砌的牆體不是文明的分界線，而是多元文化交匯的紐帶。大境門作為「萬裡長城第一門」，門楣上「大好河山」四個大字，道盡了這片土地的包容氣度。歷史上，這裡曾是張庫大道的起點，中原的絲綢茶葉由此北上，草原的皮毛馬匹循此南下，茶馬互市的喧囂中，漢蒙回藏各族商販互通有無，語言不通便以手勢比劃，習俗不同卻能笑臉相迎。 長城的辯證法則，體現在「守」與「通」的平衡，其以防禦保障安全，更以關隘促進交流。今天，張家口堡子里的商號舊址仍能看到當年各民族共居共商的痕跡。「和而不同」的生存智慧，既守護自身根脈，又敞開胸懷接納，在守護中發展，在交流中壯大，構成了中華文明延續不絕的精神支撐。 倘若說長城是「和合共生」的空間見證，那麼承德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則是這一理念的生動再現。這座凝聚了江南園林之秀與塞北草原之闊的皇家園林，外八廟環繞四周，普陀宗乘之廟仿拉薩布達拉宮，普寧寺融漢藏建築風格，安遠廟復刻伊犁固爾扎廟。一磚一瓦間，藏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之道。歷史上，康熙、乾隆在此接待漠北蒙古王公、西藏宗教領袖、新疆部落首領，用一場宴會、一次朝覲、一曲歌舞，化解隔閡、凝聚共識。「王者不欺四海，仁者不遺小國」的胸襟，讓不同民族在共同的儀式中感知認同，在相互的尊重中增進理解。如今，避暑山莊的晨鐘暮鼓裡，依然能讀出超越時空的啟示：文明的生命力，排他則衰，包容則興；國家的凝聚力，強求一律則散，和而不同則聚。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至今仍閃耀著突破桎梏的光芒。這位戰國君主脫下寬袍大袖，換上短衣長褲，帶領臣民學習騎兵戰術，打破的不僅是服飾與軍事的傳統，更是中原與遊牧文化的壁壘。這場改革昭示了文明的進步不是單一文化的獨舞，而是不同文明的共舞。 河北作為燕趙故地，自古便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碰撞的前沿，孕育了既堅守原則又善於變通的精神品格。從胡服騎射到後世的民族互婚、技藝互傳，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始終明曉，拒絕交流只會固步自封，博採眾長方能不斷成長。主動擁抱變化、尋求融合突破，正是「和合共生」在實踐層面的生動詮釋。 從長城關隘的商貿往來，到避暑山莊的民族共融，再到「胡服騎射」的文化革新，河北的歷史地標串聯起一條清晰的文明脈絡，清晰印證著「和合共生」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融入血脈的文化基因。它告訴我們，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不在地理上的疆界，而在文化上的包容；不在文明的單一，而在多元的共生。 「何以中國 和合共生」的主題宣傳，正需從上述歷史印記中汲取力量。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傳承好這份「和合」智慧，有助於更好地在文明交流中彰顯自信，在國際合作中展現擔當，讓植根於燕趙大地的共生理念，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註腳。(河北新聞網評論員 任凱 特約評論員 孔德淇)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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