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蘭山下綠意盎然
2026-03-05 17:50 4,286次浏览近日，《長安的荔枝》《南京照相館》《浪浪山小妖怪》等影片上映，掀起一陣觀影熱潮。其中，《長安的荔枝》因在IP開發領域的創新實踐引人注目。該片不僅實現了對知名IP的精準捕捉與深度開發，更在IP的聯動拓展與全產業鏈整合方面獲得顯著成效。其意義已超越單一電影作品的範疇，為破解當前中國電影產業難題做出了有益探索。 《長安的荔枝》的創作基礎具有顯著的文化優勢。「長安的荔枝」IP植根於普通人也熟知的歷史典故，即晚唐詩人杜牧的七言絕句《過華清宮》。這首詩通過生動的意象與深刻的諷喻，把宮廷的驕奢淫逸與百姓的疾苦進行鮮明對比。尤其是詩中「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名句，在歷史長河中逐漸演變為廣為人知的文化符號，至今仍被不斷引用和詮釋。當代作家馬伯庸敏銳捕捉到這個典故所蘊含的文化潛力，以「歷史可能性」為切入點，聚焦普通人在大時代中的生存狀態。他巧妙運用懸念設置、情節反轉等技巧，在歷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構之間建立起豐富對話空間，回應了當代觀眾的精神訴求，即在歷史洪流中尋找自我價值與存在意義。這種基於深厚文化底蘊的創作，為IP的培育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基礎。 在成功構建IP文化基礎後，「長安的荔枝」在影視文娛領域開啟了跨媒介敘事的創新實踐，通過多藝術形態的協同開發不斷拓展其市場空間。先是2025年5月，西安話劇院將小說編創為話劇，在上海、西安、北京等城市進行首輪演出。6月，電視劇版播出，用充足的劇集時空延展出更富層次的視聽世界。7月，電影版在競爭激烈的暑期檔中脫穎而出，自上映至今一直保持票房排名前列的成績。這些作品根據不同藝術形式的創作規律進行調整：電影敘事緊湊，電視劇人物刻畫細膩，話劇舞臺呈現富有現代感，使同一個IP在不同藝術載體上呈現出多樣的藝術面貌。 不僅如此，「長安的荔枝」IP開發還溢出了文藝邊界，在文旅融合、農產品推廣等領域掀起了一場「荔枝風暴」，推動中國影視IP開發進入全產業鏈整合階段。在文旅融合方面，該IP故事發生地西安創新性地將影片中的「荔枝運輸路線」轉化為沉浸式體驗項目，串聯華清宮、大唐不夜城等核心景區，形成打卡路線。「長安的荔枝」IP的熱度還直接轉化為產業動能，電影、電視劇、話劇片方以及觀眾對「荔枝」這一IP核心意象深度聚焦，激發人們對產品的消費熱情。數據顯示，某電子商務平臺的「廣東荔枝」搜索量環比激增143%，相關產品持續佔據多個平臺熱搜榜。這一系列的成功實踐表明，中國影視文娛產業的整合能力與好萊塢成熟的IP運營機制相比毫不遜色。 在所有「長安的荔枝」IP的開發實踐中，電影版的表現尤為突出。該片較為忠實地還原了原著小說中的情節，將小吏李善德跨越五千裡運送荔枝的傳奇故事，濃縮為一個扣人心弦的職場寓言。影片讓歷史情境與現代職場生態形成呼應。古代荔枝運輸的緊迫時限，讓當代職場人在面對工作壓力時感同身受，看似荒誕的官場博弈暗合了時下一些職場中流行的所謂「生存法則」。這種跨越古今的情感共鳴，精準擊中了當代觀眾在快節奏生活中對自我價值實現的深層思考，使這部古裝題材作品超越娛樂範疇，升華為引發社會廣泛討論的文化現象。這部作品受到觀眾歡迎，說明打動人心的故事始終是文藝創作的核心。通過流動的美感畫面讓觀眾獲得身心愉悅，是創作者應該追求的藝術效果，給人以歷史、人生的啟迪，讓人在觀影后體悟某種「形而上」的「況味」，更應當成為創作追求的精神境界。從實際效果來看，電影《長安的荔枝》乃至「長安的荔枝」IP開發正在不斷向這一境界靠近。 不過，與「長安的荔枝」IP化創作成功形成對比的是，今年暑期檔前半程的票房表現一般。究其原因，除了受到短視頻、微短劇、網絡綜藝等新業態衝擊的因素外，當下中國電影的結構性問題同樣不能被忽視，其突出表現為部分固守原有創作理念的內容生產模式難以滿足觀眾日益提升的多樣化觀影需求。當人們習慣了在流媒體平臺按需點播、在短視頻平臺即時互動時，一些電影仍使用套路化的故事架構、臉譜化的人物塑造以及說教式的主題呈現，就難免與觀眾的審美期待產生脫節。破解當下中國電影的結構性困局，關鍵在於推動內容生產的供給側改革，而IP開發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具體而言，中國電影既需要持續深耕諸如「哪吒」系列之類的頭部IP，通過工業化製作維持產業基本盤；另一方面也應積極培育「長安的荔枝」系列等新興原創IP，為電影工業注入創新活力。在此過程中，還需要中小成本電影、類型電影、藝術電影豐富並完善供給格局。若能實現這樣的多樣發展格局，中國電影將能在新興視聽業態的衝擊下保持產業韌性，並在市場環境持續優化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作者：包磊，系北京語言大學藝術學院副研究員)
烏魯木齊8月9日電 題：探「方圓」絕代雙塔 觀絲路文化交融 作者 苟繼鵬 在新疆喀什市城區外荒漠中的莫爾寺遺址現場，矗立著一高一矮、一圓一方兩個高大的「土墩子」惹人注目。今年，莫爾寺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搭乘火車的人們途經此處，總不免透過車窗搜尋絕代雙塔的身影。 「這是迄今發現中國最西部、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築佛寺遺址，是中國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負責上述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肖小勇說。 圖為莫爾寺遺址。 苟繼鵬 攝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啟莫爾寺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第一次去現場勘察，從地面上看感覺幾乎沒有多少工作的餘地。」肖小勇回憶說，但發掘不到半個月，第一座僧房就出現了，讓考古團隊看到了希望。 6年間，在考古人員不斷深挖下，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大佛殿、講經堂、廚房、儲物間、餐廳等建築浮出地面。累計發掘4600平方米，發現遺蹟包括18座單體建築共計62個房間、2條階梯式踏道，出土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 圖為莫爾寺遺址現存圓塔。 苟繼鵬 攝 「莫爾寺既有自身特色，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肖小勇說，其提供了中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古疏勒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和中國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根據考古研究，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前後延續約900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建築主要為帶有印度、中亞風格的覆缽式塔(即現存的圓塔)及僅見於本地的獨棟多室僧房。第二階段在原有建築基礎上，新增方形大塔和帶迴廊的佛殿，寺院禮拜中心逐漸演變為「塔殿並重」。7世紀以後，還新修講經堂和大佛殿，應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 肖小勇認為，佛教於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後，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後來，隨著歷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中原佛教又「西漸」至此，對當地產生重要影響。 在2024年考古發掘中，一塊泥瓦片的出現讓肖小勇十分驚喜。「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規格建築中常被使用的構件。結合史料記載，武周時期曾在疏勒鎮修建大雲寺，我們有理由推測莫爾寺可能是一座國家級寺廟。」肖小勇說，這不僅證明了新疆地區宗教的多樣性，更彰顯了中央王朝對西域地區的有效管轄和宗教管理。 肖小勇表示，多年來對該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西域地區產生深遠影響，實證了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人類不同文明交流互鑑。莫爾寺遺址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有力見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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