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創·在上海」國際創新創業大賽普陀賽區正式啟動
2025-12-28 23:50 3,329次浏览香港8月12日電 題：傳統藝術怎樣進行當代演繹？ ——專訪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館長吳秀華 記者 韓星童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館長吳秀華以往不論是在策展，還是在教學中，一直頗為重視傳統藝術的當代演繹。這樣的理念源於她在英國牛津大學求學時的所見所感——中外學者研究中國傳統藝術的角度差異，不斷拓寬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近日，吳秀華接受「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中西文化互動、古今對話是傳統藝術延續生命力的方式之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當初為何對中國傳統藝術產生興趣？又為何將明代及近現代作為您研究的重點？ 吳秀華：我本科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那時學校要求我們修讀一些跟主修專業不同的課程，於是我選擇了藝術。那門課的老師教得非常好，給我們展示很多中國山水畫，我被那些畫作所吸引，就這樣開始喜歡中國藝術，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均選擇了藝術。 最開始，我最喜歡的是宋代山水畫，但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碩士時，我考慮到香港很難看到原作，一般這些重要文物都在中國內地或海外，因此我只能選擇相對靠後的朝代，比如明清時期。研究生畢業後，我留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工作過一段時間，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莫家良當時在主理一個研究宋代《淳化閣帖》的計劃，他邀請我參加計劃，負責研究《閣帖》對後世書法的影響，我那時便對明代書法產生興趣，從零開始研究書法碑帖，包括書法的傳統、技法、如何通過碑帖傳承等。 2023年5月16日，「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館藏宋元古籍展」正式對公眾開放。圖為《淳化閣帖》「最善本」在上海博物館展出。記者 王笈 攝 記者：過去20多年香港文博領域迅速發展，積極與中國內地及海外美術館、博物館合作，引入不計其數的精品展落戶香港。就您的觀察，香港大眾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和認識是否增強？ 吳秀華：從我學生時期到現在，香港社會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一直在不斷增強。在我讀書時期，喜歡中國傳統藝術的人肯定是有，但我這一代不算多，當時西方藝術還是主流。 這一情況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逐漸改變。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內地不少博物館的藏品陸續在香港展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7年故宮博物院借出「國寶」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真跡來港展出，引起極大轟動，參觀人數創下香港藝術館有史以來的紀錄。從那時候開始掀起一股欣賞中國傳統藝術的熱潮。 記者：2022年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中國傳統藝術及世界珍寶的一個匯集地，這對於新一代學者研究與推廣中國傳統藝術有何助力？ 吳秀華：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讀書時因為研究需要，要查閱一些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書畫真跡時，需要去翻閱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刊物，慢慢去找。然後，請老師寫推薦信或主動聯絡對方申請以學術研究或交流的途徑去北京看，看的時候也不允許拍照。不僅是故宮博物院，很多博物館同樣如此。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都是故宮博物院的精品，這給研究學者、公眾近距離接觸文物的機會。那我們就能夠通過推廣和教育慢慢培養這些觀眾的興趣。 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大批市民排隊進場參觀。圖為市民參觀清乾隆彩雲蝠壽字金龍紋男龍袍。 記者 李志華 攝 記者：您早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藝術史哲學博士，您認為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了解及興趣如何？中西方在文物研究、藝術策展、修復等領域，有哪些交流與合作空間？ 吳秀華：他們對於中國傳統藝術是非常尊重和喜歡的。國外很早就有一批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專家，且研究得很深入。比如，麥可·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以及我的老師柯律格(Craig Clunas)。 當年我發現中外學者對於中國傳統藝術的研究方向很不同，中國學者聚焦作品風格發展和古代書畫家的生平傳記。外國學者的研究相對宏觀，他們會將中國傳統藝術放進世界史中進行理解。這一定程度是因為外國學者能接觸到的一手中國古代書畫研究資源相對匱乏，但也彌補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另一角度。 近十多年，隨著不少中國學者留學海外，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這種研究角度的差異越來越小。 至於中西方交流合作，其實在藝術策展、文物修復等不同範疇已合作很多年，也取得一些共識。比如，我曾寫過一篇論文研究上海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青銅器修複方法的差異。上海博物館是要將青銅器修復到最美、最完整的狀態，看不出修復痕跡，但大英博物館的手法則是要讓觀眾看得出修補的痕跡，留下歷史印記。這兩個角度的不同，根本上是價值觀不一樣。不過，近年來中西方之間理念也在慢慢融合。我認為，中西方日後的交流除了技術，更多的還是思想層面的探討，因為我們不能把同一個理論套用到所有藝術品上，需要綜合雙方所長探討出更多的研究方法和視角。 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修復工藝師正在對青銅進行修復。(資料圖)記者 殷立勤 攝 記者：您曾擔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您認為大學博物館如何與大型博物館優勢互補，助力香港文化藝術發展？ 吳秀華：大學博物館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應該與大型博物館區別開來。大型博物館面臨一些實際的壓力，比如要通過入場人次來證明一場展覽是否成功，所以在策展、挑選藝術家時都會受到影響。 但在這方面，大學博物館的壓力較小，所以有能力去做一些學術性、實踐性較強的展覽，哪怕這些展覽偏離大眾品味也不要緊。大學博物館的任務就是為文化藝術界最前沿的知識和資訊提供展示、交流的平臺，以及思考空間，同時它也承擔為學生實習和國際研究合作提供機會的責任。 記者：在以往策展中，您一直堅持對傳統藝術進行當代演繹，同樣的方法是否也應用在教學中，由此激發學生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興趣？ 吳秀華：我之前策划過一個展覽「皇帝碑刻·當代啟迪」，很多人對碑帖沒有興趣，我們就想怎麼樣將它變得時髦一點、「貼地」一點。後來我們以3件跨越古今與「皇帝」有關的碑刻墨跡為引子，將文字墨跡及其拓片與一系列古代和當代藝術並置。這樣呈現出來的展覽不僅不會枯燥，還會成為「打卡」熱點。 帶學生的時候，我也會鼓勵他們在創作中融入現當代元素。比如讓他們在創作小型版畫時加入香港特色，美食、歷史、風景等。我還帶著他們一起策展，教他們如何通過社交平臺推廣展覽等。 記者：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您認為過去這些年，香港在文化藝術領域的發展如何？還需要在哪些領域發力？ 吳秀華：香港在國際藝壇一直有一定地位，受惠於關稅等優惠政策，香港的藝術品交易市場蓬勃，國際藝術展覽也做得非常成功。比如，每年3月在香港舉行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作品多元，吸引很多海內外人士到訪。香港有世界級的文化基建，策展水平也早就達到國際水平。香港的藝術創作在國際舞臺上具有潛力，未來可通過科技賦能，如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拓展藝術表現形式，提升國際影響力。(完) 受訪者簡介： 吳秀華。 受訪者供圖 吳秀華，曾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研究)。她於英國牛津大學獲藝術史哲學博士，於香港中文大學獲中國藝術史哲學碩士，專研中國明代及近現代書畫。多年來，她一直策劃近現代及當代中國藝術展覽，並從事教學工作。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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