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首相：美國人在格陵蘭島從事秘密活動「不可接受」
2025-11-06 20:09 9,519次浏览「穀子」取自英文「Goods」，泛指動漫、遊戲等IP衍生的周邊商品，如徽章(又名「吧唧」)、卡片、玩偶、掛件等。與「穀子」對應，購買這些商品的行為被稱為「吃谷」。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穀子經濟」市場規模已達1689億元，較2023年增長40.63%，新興消費形態在激發文化活力的同時，「吃谷」熱潮也擴散到未成年人當中，消費呈現低齡化趨勢。有觀點認為，「吃谷」能讓人精神充盈；也有觀點提出不少未成年人對購買「穀子」的痴迷超越了單純的愛好，極易引發炒谷、沉迷、攀比等亂象。如何平衡文化熱情與理性消費？對消費引發的亂象又該如何監管？ 小眾愛好演變為消費新趨勢 當下，隨著二次元文化持續升溫，購買徽章、盲盒、卡片等「穀子」正成為年輕人表達熱愛的常見方式——從「吃谷」到「端盒」(整箱購買盲盒)，青少年群體為收集心儀款式投入大量金錢和時間。 初中生小雨是「吃谷」常客，她書包上懸掛的水神芙寧娜亞克力掛件叮鈴作響——那是她從穀子店精心挑選的《原神》主題掛飾。採訪中，她如數家珍，表示自己對原神遊戲中的人物情有獨鍾，也熱愛動漫中《火影忍者》《海賊王》等角色。為了收集這些心儀角色限定「吧唧」、卡片、鐳射票等周邊商品，她常常省吃儉用，把零花錢幾乎全部投入在購買「穀子」上。在她看來，閃著鐳射光澤的限定「吧唧」，就像通向二次元世界的鑰匙。 《法治日報》記者注意到，由鐵片製成的「吧唧」、亞克力板製成的立牌、硬卡紙製成的卡片等商品，價格區間從十幾元到幾十元不等，而某些限量周邊價格被炒至上萬元，溢價令人咋舌，但其在特定收藏愛好者群體眼中卻具有極高收藏價值。這種消費熱潮正向下滲透至低齡群體，北京某學校周邊文具店店主告訴記者：「初中生目前是店裡的購買主力，不少小學生們也會結伴購買。」 那麼，「吃谷」滿足了孩子們怎樣的心理需求？受訪人士認為，這種消費行為背後，折射出未成年人在文化認同、社交連接和情緒滿足方面的訴求。在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講師張麗霞看來，未成年人通過消費行為完成對喜愛角色、CP或作品的情感投射，並在社群互動中強化自我滿足、認同。「他們追求的是愉悅的消費體驗」，張麗霞說，如「穀子」的收集與展示過程為他們帶來「摸得著的滿足感」，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上獲得點讚和評論時，這種滿足感尤其強烈。 「穀子」熱潮下暗含消費風險 在「穀子經濟」熱潮的另一面，其背後潛藏的風險隱患也引發廣泛關注。當前，「穀子經濟」已形成網絡預售、私人代購、快閃售賣、限量盲盒等多元化業態，然而私人炒賣、二手交易環節的監管缺位正為消費者權益保障埋下隱患。未成年人作為核心消費群體之一，其心智發育尚未成熟，消費觀念亦未健全，在社群攀比與商家營銷下極易陷入非理性消費。 近日，浙江省寧波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結合多起真實案例，針對當前消費維權亂象發布警示，如一些經營者「暗箱操作」盲盒概率，隱藏款淪為了「割韭菜」的工具；商家聯合黃牛製造「限量絕版」焦慮，誘導青少年群體非理性囤貨；更有甚者，部分「谷圈」社群以藏品稀有度劃分圈層，宣揚「無稀有款不配混圈」的畸形價值觀，折射出二手交易監管缺位、未成年人消費保護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一邊是年輕消費者的非理性消費熱情，一邊是亟待加強監管以促進其健康發展的行業現狀。記者注意到，為支持和規範轄區二次元衍生商品和服務的經營行為，上海黃浦區市場監管局已正式發布《黃浦區二次元衍生商品和服務經營合規指引》(簡稱《指引》)，有觀點認為，《指引》為全國「穀子經濟」的規範探路，呼籲社會關注青少年非理性消費問題。值得關注的是，《指引》對未成年人做了「銷售限制」：經營者不得向8周歲以下未成年人提供二次元衍生商品和服務；向8周歲以上未成年人銷售時，應通過線上或線下等方式確認是否已取得相關監護人的同意。 張麗霞說，儘管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已為未成年消費者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但在面對「穀子經濟」這一兼具文化符號性、圈層依賴性與交易隱蔽性的新型消費形態時，現有制度難以實現有效覆蓋。部分「谷品」存在內容擦邊、低俗等問題。「谷品」還催生出諸多圍繞未成年人的詐騙套路，不法分子往往以出售熱門動漫周邊為幌子，在社交平臺誘導下單後實施詐騙，誘導未成年人轉帳匯款，造成家庭嚴重財產損失，亟須通過專門規則將「穀子經濟」納入更具強制力的監管體系。 為愛買單更需理性消費 雖然「穀子經濟」以超千億規模快速擴張，但在「成長煩惱」的背後，如何讓青少年在享受文化樂趣的同時，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避免陷入「為愛氪金」的漩渦，考驗著家庭、學校、企業與監管部門的智慧。 記者了解到，目前一些未成年人「端盒」「抽隱藏款」等行為，不僅增加了家庭的經濟壓力，還可能對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那麼，何為「非理性消費」的界限？張麗霞指出，核心在於未成年人的消費行為是否展現了充分的認知、判斷力、意志力以及承擔責任的能力。如果僅僅因為情感的驅使，在「端盒」「抽隱藏款」等機制下不斷消費，導致高額支出甚至借貸，例如有中學生為了購買徽章而借款5000元，這已經超出了他們年齡和能力所能合理承擔的限度，屬於典型的非理性消費。從法律角度講，此類行為由於意思表示不完整、超出了其民事行為能力的範圍，可能會被認定為無效或可撤銷。 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曹禕遐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穀子經濟」作為從日本傳來的二次元文化衍生產物，在市場管理上不妨借鑑域外已有經驗，做一些提前預判。如7萬元天價「穀子」的出現，背後暴露出私人炒賣亂象及大眾對二手流通正規渠道的需求。 張麗霞認為應以權利義務意識與行為責任為基礎，推動未成年人的財商教育，主張根據不同年齡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培養他們基礎的金融知識和契約意識，以便理解消費行為背後的法律後果和責任；提高他們識別風險的能力，識別並避免盲盒炒作、團購詐騙等不良誘導；建立預算管理和消費規劃的技能，通過家庭「消費協議」和支出記錄來實現自我控制；塑造理性、節制以及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消費觀念，預防身份物化和圈層攀比現象的發生。從「引導理性消費」的視角出發，幫助未成年人在「知情—判斷—控制—反思」的過程中形成健康的金錢觀和消費行為。 稿件來源：法治日報生活 本報記者 焦豔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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