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興興：不超十年，人形機器人可以走進千家萬戶
2026-01-30 01:47 8,526次浏览◎寒拾 如今聊起脫口秀，可能必須先要釐清概念，即我們在聊的究竟是哪種脫口秀？ 在今天的文化環境之下，至少有三種形態的脫口秀呈現在我們面前：其一是傳統的線下脫口秀，以現場演出的形式呈現，既有演員專場也有拼盤表演的形式；其二是充斥於社交媒體中的短視頻脫口秀，通常為線下脫口秀的演出段落切片，以觀演即興互動環節為主要內容；其三則是視頻網站平臺播出的脫口秀綜藝節目。 自2017年8月《脫口秀大會》開播以來，脫口秀綜藝的節目樣態始終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到了今年夏天，先後開播的《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第二季》(簡稱「脫友2」)與《喜劇之王單口季第二季》(簡稱「喜單2」)的觀眾卻會察覺到，儘管這兩檔節目的形式與往年並無差別，但其內核似乎變味了。 越發嚴肅的脫口秀 還是喜劇嗎 儘管「脫友2」和「喜單2」都是去年才開播的節目，但這兩檔節目都與《脫口秀大會》有著微妙的傳承關係，因此二者節目模式高度雷同，都採取競賽模式，由演員們輪流上臺表演一較高下。他們表演的題材大多源於自身經歷，而節目組和觀眾會根據其講述內容和節目特色，為不同的演員貼上不同的標籤。 這些年來，無論是脫口秀演員群體還是節目本身，都有著明顯固化的趨勢。像吐槽職場話題的「牛馬賽道」和訴說生活艱辛的「窮門賽道」，今年的參賽者都已明顯過於擁擠，「低學歷賽道」的門檻則從大專學歷降到中專學歷，就連「殘障賽道」的競爭態勢都明顯比往年激烈，但演員之間的特色差異卻逐漸模糊。 而節目中的稿子，也被總結出了一套八股文般的路數。演員小塊就在節目中調侃，這些稿子「主要的架構是鋪墊和梗，有時候也會加一些犀利的觀點，但最終都會以強行升華收尾」。至於稿子中的內容，近年來撞車事件也偶有發生，像今年的節目中，就有老演員借用了其他同行三年前線下演出時的梗，被觀眾扒出來。 在這樣的情勢下，節目組似乎把帶來新鮮感的重任寄托在新人演員身上。 今年不少初登綜藝舞臺的新人都是帶著各自的獨家故事而來。像50歲的房主任，通過講述一段悲喜交加的農村版《出走的決心》衝上熱搜；為昔日同行發聲的演員嘻哈，則讓空乘著裝問題一時成了新聞話題；新疆女孩小帕則因為吐槽自己的「六婚」父親，讓「原生家庭」這個陳年話題又有了討論度。 另外，「脫友2」和「喜單2」不約而同增設了紀錄片環節，試圖將那些看似荒誕的段子在現實深度上進行開掘。於是，對雲南演員真勇口中的邊陲小鎮，觀眾的認知不再止步於搞笑的口音；安徽演員小四爺怒懟劉禹錫的當代版《陋室銘》，有了更為具象的呈現；而東北演員小奇的故鄉阜新，甚至平添了幾分文藝腔調。 即使沒有節目組的助力，演員們也會主動將表演中的話題藉助社交媒體在現實中進行延展。比如侯智元，在分享了他考研上岸的勵志故事後，表演中提到的複習期間睡覺用的浴缸，就在他的小紅書帳號中被置頂；而徐指導調侃了爺爺的草書作品之後，他和爺爺的社交媒體帳號均湧入了大批前來一睹作品真跡的觀眾。 如今，幾乎所有的脫口秀演員都在經營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脫口秀綜藝節目中呈現的公共敘事，與演員們臺下各自的私人敘事之間，已經形成了遠超出節目本體的互動意義。演員們會藉助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表演進行預熱宣傳，或者回應觀眾的評價，觀演雙方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沉浸於一場跨媒介敘事的體驗之中。 但是，當演員身上的人設標籤被替換成了社交媒體上的話題標籤，當節目熱度和演員人氣被指望靠粉絲點讚來託舉，當觀眾一次次從歡騰的節目現場被拖拽到紀錄片鏡頭中的清冷現實，脫口秀綜藝的內在氣質已經隱隱發生了改變。一個特別顯著的問題是，搞笑似乎已經不再是演員們贏得觀眾掌聲的唯一手段。 「脫友2」的嘉賓陳魯豫在進行點評時便指出，今年節目中的一些演員，比起「出梗」更在意的是表達。知名綜藝人馬東則在做客「喜單2」時感慨，如今的脫口秀觀點表達之重，讓他想起了自己當年策劃的《奇葩說》。甚至有演員在舞臺上自嘲寫的稿子笑點匱乏，更適合另一檔闊別已久的節目《我是演說家》。 毫不意外，這個自嘲的笑點也並沒能博得多少觀眾的笑聲。 娛樂節目 「出梗」和搞笑才是本分 今年脫口秀綜藝中表達最為集中的主題，莫過於女性。 如果說往年節目中能夠出圈的女性脫口秀演員還只是鳳毛麟角，那麼今年這一群體至少在數量上已經實現了躍升。綜合統計「脫友2」和「喜單2」兩個節目的參賽演員情況，今年登臺的女性演員多達41人，她們在各自節目中所佔比例均已接近40%。 事實上，無論是「脫友2」還是「喜單2」，都在明確強化節目的女性色彩。如果我們留意節目中投向觀眾席的全景鏡頭就會發現，現場參與節目評判投票的觀眾大部分都是女性。「喜單2」在今年節目錄製中甚至頻頻放大來自觀眾席的聲音，熱衷於與臺上演員即興互動的觀眾大都也是女性。 而在正片節目之外，「脫友2」的嘉賓陳魯豫和參賽女演員們還錄製了一檔談話類節目《豫見她們》。儘管這檔衍生節目所討論的議題全部是正片中表演內容的延伸，但是當交流的場域從表演舞臺的喧鬧空間切換到一個嚴肅的對話圓桌之上，剝離掉段子的喜劇外殼，其素材原型無一例外都呈現出傷痛感強烈的悲劇內核。 藉由眾多女性演員的表達，女性話題也已從數年前浮於表面的性別差異和口號式的女性意識，深化和細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像選擇單身生活的45歲女演員王小利，以一句堅定的「我沒有煩惱」抵抗著外界的成見；而王大刀則藉由獵豹般誇張的肢體表演，訴說女性心理的同時，消解著傳統觀念對女性的束縛。 可以這樣說，女性脫口秀演員們的表達，已經從當年控訴式的「我不要」，進化到了宣告式的「我想要」。於是，單純依靠製造性別對立來彰顯所謂女性立場的段子，儘管勉強依靠拋出挑釁式的金句，贏得現場一時喝彩，卻不可避免地因為缺乏思考價值而淪為噱頭，難以獲得真正的關注度，也最終必然會被淘汰。 並且，當同一類話題被反覆講述，固然可以令板結固化的某些社會觀念得以鬆動，至少使得一些真正關涉女性利益的具體問題不再令女性羞於啟齒而男性過度敏感，因而可以獲得討論甚至解決的機會，但同時過度密集地輸出，又是否可能讓大眾因為陷入另一種習以為常的狀態，反而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 耐人尋味的是，當女演員們將表達的重要性置於「出梗」之前，並且因此贏得評委們帶有強烈精英色彩的讚美辭藻時，節目現場觀眾席中的大眾女性群體則用手中的投票器給出了一個可能截然相反的態度。從比賽的結果來看，女性脫口秀演員的淘汰率是明顯高於男性演員的。「脫友2」進行到第三賽段結束，22名女演員中有17人遭到淘汰，在晉級的27組選手中，女性演員只剩5人，所佔比例不到19%，且在節目中實現跳段的5名高票演員無一例外都是男性。至於「喜單2」方面，節目賽程才剛過半，男女演員的淘汰率分別為28%和53%，相差之懸殊已是顯而易見。 女性話題似乎只是女性脫口秀演員綜藝徵途中的敲門磚，卻未必是墊腳石。 反觀在節目中可以順利晉級或者贏得高票的女演員，無一例外都擁有更為豐富的搞笑經驗，喜劇技巧明顯更加純熟，有趣的段子和精彩的表演才是她們贏得更多票數的前提。這樣的現實情況似乎可以說明，至少對於大眾而言，作為娛樂節目而非思想節目的脫口秀綜藝，「出梗」和搞笑才是起碼的本分。 「抽象賽道」 脫口秀世界的荒誕派文學 無論是「脫友2」還是「喜單2」，當觀眾耳熟能詳的老演員們依舊在作品的文本性和現實性層面進行深耕時，越來越多今年登上綜藝舞臺的新人脫口秀演員卻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了「抽象賽道」。這種「抽象」，也可以用「脫友2」嘉賓大張偉常用的點評關鍵詞「神經病」來形容，是一種很難簡單概括的節目風格。 不同於邏輯嚴謹的文本型脫口秀，「抽象賽道」的演員們時常思維跳脫，甚至以無邏輯或反邏輯來製造笑點。比如孫書恆講述大城市年輕人的心理疲憊：「家裡催婚，工作催命，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一句毫無關聯的預期違背，卻精準地將人們的精神困境從庸人自擾的煩惱中解脫了出來。 「抽象賽道」的脫口秀作品又不同於觀察型脫口秀，既不追求生活細節的真實感，又不強調所謂批判性，反而時常故意背離現實，將觀眾強行拖拽到演員們虛構的假定情境之中。比如徐浩倫和譚湘文的漫才組合，他們的作品如同高概念電影，每次都能將想像的邊界拓展至極限再令其瞬間坍塌，以此來製造戲劇性的收場。 一些演員的抽象感來自於他們過度誇張的表演風格。比如王大刀在講述一場商務應酬中的遭遇時，通過原地奔跑的動作將內心澎湃的心理活動完全外化出來，從而製造出遠超文本本身的喜劇效果。而小奇講述自己的中專生經歷時，在不同的角色之間閃轉騰挪，依靠單人的表演撐起了一臺人物豐富的小型舞臺劇。 在處理自我與現實的關係時，笑點抽象的脫口秀演員似乎並不像側重觀點表達的演員那樣有野心，他們往往更願意固守自己的內心一隅，表現得與現實更加疏離。用「脫友2」總編劇之一鳥鳥的話說，他們更像是「世界的旁觀者」，畢竟「沒有什麼問題是一段脫口秀解決得了的」。 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是極少數曾經認真探討喜劇的思想者之一。他在其作品《喜劇的本質》中論述說：「冷淡疏離的情感狀態是喜劇的自然環境。以一個冷眼旁觀者的心態看待生活，生活中很多的正劇就會變成喜劇。」脫口秀演員們的工作和人生態度，看起來很像是對這番論述的踐行。 或許我們可以將這些抽象的段子理解為脫口秀界的荒誕派文學。比如林簡七講述他和朋友種種不著邊際的奇思妙想，雖然充滿笑點卻又毫無意義，但在結尾處，當他的朋友用一句荒誕的疑問去回懟炫富者的羞辱時，這一切無意義的抽象忽然便生成出了意義——這是他們抵禦現實傷害最好的精神庇護所。 馬東在聽了林簡七的作品後點評說：「很多人會因為這個作品和這幾句話，去重新觀察我們身邊的概念，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東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們已經習慣接受的那個名相，到底和它的本質有什麼樣的關係。」延續這個方向思考下去，我們或許就會意識到，抽象的有時不僅是喜劇。 又或者如出身東北農村的高寒，在訴說他第一次來到高樓林立的上海時，聯想到了他少年時代作文課上青春傷痛文學的女主角——一個正在過馬路的老太太，時代和貧富的巨大落差在那個瞬間撲面而來，這樣的文本所蘊含的豐厚文學性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那一刻所有人都意識到，他口中的傷痛是真實可感的。 事實上，即使再抽象的脫口秀演員，也並未真正置身事外。抽象，就像一切其他的喜劇風格，都只是他們面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依然借用柏格森的論述，他認為喜劇的力量在於「保留人類生活事件的逼真外表的同時，向我們清晰地呈現其中顯而易見的機械性」。在他的觀念中，喜劇的意義就在於抵抗這種現實的僵硬的機械性，他稱其為「愚蠢固執的褶皺」。但他同時提醒我們，「唯獨在人類的範疇內才有喜劇」。 脫口秀也是如此，笑在人間。(北京青年報)
柏林8月4日電 題：以史為鑑，中德如何共築和平未來？ ——專訪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 記者 馬秀秀 近日，中國駐德國使館在柏林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專家學者圍繞「《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深入研討。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黑爾佳·策普·拉魯什(Helga Zepp-LaRouche)會後接受「東西問」專訪表示，當今國際局勢動蕩不安，和平理念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銘記歷史、以史為鑑顯得尤為重要。她呼籲中德加強文化對話，共同為世界和平貢獻智慧與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希望通過此次紀念活動向世界傳達怎樣的信息？ 拉魯什：銘記歷史極其重要。如今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可以觀察到一種普遍的歷史淡忘現象。也許年長者中還有人清楚記得那段往事，但在二戰後出生的幾代人中，對這段歷史的記憶似乎正在淡化。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趨勢。 許多專家——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如今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甚至可能比古巴飛彈危機時還要接近。而德國也正在擴張軍備。在這樣的背景下，正值《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回顧歷史尤為重要。為了準備在活動上的發言，我又觀看了一些關於那段歷史的紀錄片。那些恐怖的事件、轟炸、驅逐和難民潮令人震撼。歷史真相不容忽視。如果人類不想再次重蹈覆轍，就必須銘記歷史。 當地時間2025年7月24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研討會在德國柏林舉行。研討會以「《波茨坦公告》發表80周年，維護正確二戰史觀及戰後國際秩序」為題。 記者 馬秀秀 攝 記者：在德國及歐洲，二戰歷史是如何被教育與記憶的？ 拉魯什：在德國，人們常稱讚這個國家已經認真反思了自身的戰爭罪行。然而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德國就歷史反思確實進行了大量工作，但其範圍逐漸變得狹隘，主要集中在與大屠殺相關的罪行上。相比之下，德國在戰爭中對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傷害和戰爭罪責卻被忽視甚至遺忘。據統計，約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德軍戰俘營中喪生。與之相對，「偉大衛國戰爭」在俄羅斯民族記憶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這一事實在歐洲的歷史敘述中卻很少被提及。歐洲的歷史書寫往往以歐洲為中心，雖然名義上稱之為「世界大戰」，但在講述中卻常常忽略太平洋戰場。 記者：德國今年舉辦多種活動紀念二戰勝利，中國也將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歐之間的文明對話，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和平理念上的共鳴與差異？ 拉魯什：我必須遺憾地指出，當今歐洲對「和平」的理解不到位。今年3月，歐盟推出了一項名為「重新武裝歐洲」(ReArm Europe)的計劃，擬通過高達8000億歐元的融資來重整歐洲軍備。與此同時，德國也已取消「債務剎車」機制，為政府大規模加強防務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時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在二戰前推行的「梅福券」(Mefo-Wechsel)政策——一種通過脫離實體經濟、與真實生產無關的貨幣創造手段，專門服務於軍事化。從實體經濟角度分析，這實則是在損毀真正的「實體資產」。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理念，認為如果沒有和平的環境，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因為戰爭將摧毀一切。中國正在為維護全球和平作出實際努力。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踐行著一個核心理念：「和平的新名稱是發展」。唯有實現包容性發展，才能真正為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只要各方能從合作中受益、實現共贏，那麼即便存在矛盾，也總能找到更高層次的理性來化解衝突。 因此，我認為，當今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亟須重新學習，認知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締造和平」。 2025年7月8日，《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面向社會公眾開放。圖為小朋友參觀澳門鏡湖醫院救助難民微縮場景。 記者 張祥毅 攝 記者：德國戰後秉持對戰爭的深刻反思態度，中國倡導和平發展，您認為這兩種和平路徑對國際關係帶來哪些現實啟示？ 拉魯什：當今國際政治中，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破壞。因此，我認為，僅憑局部性方案已難以有效解決各地區的衝突與危機——無論是中東問題、烏克蘭危機，還是太平洋地區的緊張局勢。正因如此，我長期以來一直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安全與發展架構，這一架構應當考慮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無一例外。 歷史上並非沒有類似經驗。例如，1648年籤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交戰方終於認識到：如果戰爭繼續，將無人倖存來慶祝所謂的「勝利」。而在今天這個核武器時代，理解這一道理愈發顯得緊迫。 因此，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安全與發展新架構應當儘快被提上國際議程。我希望聯合國大會能就此召開一場專題會議。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朝著這一方向所做的重要努力。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9日，「全球發展倡議新進展 可持續發展議程新行動」主題展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圖為與會嘉賓取閱國合署發布的新報告——《國際發展合作的中國實踐》。 記者 廖攀 攝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德在和平建設方面加強合作的可能性？ 拉魯什：我認為，這一問題必須上升到一個新層面來加以思考，將文化因素納入其中考量。早在17世紀，德國著名學者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就曾指出，歐洲和中國分別位於歐亞大陸的兩端，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大文明。他主張，雙方應攜手合作。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關注中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中的優秀思想，或許能為當代世界的和平與合作提供新路徑。例如，孔子提出的關於整體和諧發展的思想與弗裡德裡希·席勒關於審美教育的觀點有相似之處。如果我們能在文化層面展開這種更深入的對話，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尊重也將隨之加深。 遺憾的是，如今很多德國人根本不了解中國。只有那些親自到中國旅行、經商、投資，或者與中國人建立起親密關係(如婚姻)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真實的中國。這些人在回到德國後常常感嘆：「天啊，中國太棒了！這是一個美好的國家，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如此現代化，如此高效，在許多領域都如此先進。」這與那些從未踏足中國、卻僅憑媒體片面報導就對中國下判斷的人，形成了強烈反差。 因此，我認為，必須找到一種有效方式，讓人們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文化，通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對話，為和平建設與合作奠定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受訪者供圖 黑爾佳·策普·拉魯什，德國智庫席勒研究所創始人兼主席，研究領域涵蓋德國古典人文主義思想以及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1971年，她成為最早前往中國採訪的歐洲記者之一，1984年創立了席勒研究所，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發展，以及各文化經典傳統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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