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80周年）澳門學習考察團參訪湖南抗戰遺址
2026-01-02 02:06 3,157次浏览央廣網北京8月12日消息(總臺中國之聲記者韓雪瑩 錢成)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報導，「一件代發」作為中間商賺差價的商業模式，常見於無貨電商商家。然而，該商業模式在運行過程中，極易在消費者信息保護、產品售後、服務保障等環節出現法律糾紛。 近日，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一起電商平臺對入駐商家開具違約單引發的糾紛案，判決最終支持電商平臺對該商家作出的「惡意倒賣」的定性，認定了商家的違約行為。商家如何步步違約，構成了「惡意倒賣」？電商「惡意倒賣」有哪些危害？ 2023年7月，廖某作為商家和甲公司籤訂服務協議，併入駐該公司旗下網購平臺經營網店，繳納保證金3000元。廖某和甲公司籤訂的服務協議由正文、公示於網購平臺的各項規則等共同組成。 案件承辦人、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葛法官介紹：「雙方當時的服務協議約定，在事前未取得客戶授權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平臺以外店鋪商品完成自己店鋪內訂單交易的行為，明確為惡意倒賣行為，並約定了相應的違約後果。」 根據協議，惡意倒賣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運單信息顯示來源於其他平臺渠道、客戶收到來自第三方平臺或渠道的物流簡訊或售後電話等；店鋪多次發生「一般」程度違規視為違規程度「嚴重」，對於「嚴重」違規程度的店鋪，平臺可扣除違約金1萬元。儘管協議中有明確的約定，但廖某為了降低運營風險，仍然在此網購平臺上做起了「一件代發」的無貨買賣。 葛法官表示：「在實際銷售中，廖某在接到訂單之後，直接將客戶的訂貨信息等披露給了乙平臺公司旗下的一個入駐商家並且支付貨款，由該商家發貨給客戶，而物流簡訊顯示貨物是來自於乙公司旗下平臺。2024年3月至5月，甲公司發現了廖某這一行為，於是以惡意倒賣為由給予廖某兩次違規處理，但廖某仍沒有改正。甲公司在進行第三次違規處理時，向廖某開具了1萬元的違約單，後續扣除了廖某的3000元保證金用於抵扣違約金。廖某向平臺申訴，平臺審核後給出的結論是『商家違規情況屬實』。」 廖某不接受處理結果，遂訴至法院，要求撤銷甲公司單方面對其收取1萬元違約金的處理決定，並主張甲公司應配合其完成退店程序以及應退還店鋪保證金3000元。廖某稱其店鋪是從工廠直接發貨，不存在惡意倒賣的情況，其未違反平臺規定。 甲公司則辯稱，廖某在甲公司平臺經營，應當遵守平臺規則。2024年3月以來，平臺獲取到廖某的店鋪向消費者發送的帶有乙公司平臺字樣的物流簡訊，能證明廖某的行為已違反甲公司平臺關於惡意倒賣的規則。且甲公司多次向廖某開具違約單後，廖某仍繼續違規，其按照約定作出處理，合理、合法。 葛法官進一步解釋：「法院經過審理之後認為，雙方籤訂的服務協議內容是不違反法律規定的，也就是說雙方協議約定有效。其實平臺對於惡意倒賣行為在協議中的約定，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是保護消費者權益，另外一方面是基於網購平臺自身商譽的建設。而廖某在經營過程中的行為明確符合雙方關於惡意倒賣行為的約定，基於此，平臺給予廖某相應的違約處罰，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責任。」 法院認為，甲公司作出的處罰力度與廖某違約行為程度相當，符合比例性原則；同時，甲公司在作出案涉處理時遵守相關程序，給予了廖某申訴機會。因此，甲公司扣除廖某保證金3000元作為違約金的行為屬於其依照協議約定履行其平臺監管職責之舉，不應返還。因廖某尚未按照商家主動退店流程向甲公司平臺提出退店申請，故對其要求甲公司配合其關店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法院最終判決駁回廖某的訴訟請求，該判決現已生效。 針對本案，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朱庭長表示，隨著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各電商平臺在經營模式、產品特色、物流服務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獨有特點，電商平臺以自身商譽作為商品信譽的依託，對潛在消費者形成了不同的吸引力。在司法實踐中，惡意倒賣的危害關鍵在於經營行為的欺騙性，以及對商業秩序的擾亂。 朱庭長說：「惡意倒賣損害了消費者在商品價格、商品質量、服務質量以及物流履約等方面的知情權和期待權，影響了消費者購物體驗。為了確保終端的消費者收到商品時對於貨物品質和來源不至於產生認知混淆，惡意倒賣行為被有關平臺所禁止，這既是平臺自身品牌建設的需要，也是保護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的需要。」 對此，法院提示廣大消費者，購買商品應在正規電商平臺購買，避免通過不明來源的第三方賣家下單。 朱庭長表示：「購物下單前注意查看商家聲譽、評價記錄等，收到貨後要核實物流信息與訂單信息是否一致，如果遇到惡意倒賣情形的，應當立即保留證據，聯繫平臺客服進行投訴，必要時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防止因倒賣發生的商品質量瑕疵和因發貨地址不一致導致的維權難。」
能以智能化解決的風控手段，就不要一刀切將責任轉嫁給客戶。風險防控與服務優化必須兼顧，才能切實解決客戶痛點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證監會聯合發布《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其中，取消了2022年版監管規則中關於個人辦理單筆5萬元以上現金存取業務，需「了解並登記資金來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對大額資金來源、去向規範登記，是反洗錢的重要手段。據21世紀經濟報導消息，三年前，針對自然人客戶單筆存取5萬元以上現金的反洗錢監管規則，曾引發爭議。央行相關部門負責人當時回應稱，統計數據顯示超過5萬元的現金存取業務，僅佔全部現金存取業務的2%左右，對絕大多數客戶影響有限。但該辦法當年「因技術原因」暫緩實施，相關業務按原規定辦理。 可以看出，政策初衷雖好，但遭遇的分歧意見也不容忽視，比如當時有人擔心會增加業務辦理的繁瑣性，還可能侵犯個人隱私。 如今的徵求意見稿中，直接取消了該項要求，意味著監管的放鬆嗎？其實不然，徵求意見稿明確了現金匯款、實物貴金屬買賣等一次性交易超過5萬元的將全面盡調，同時將火力集中於真正的高風險領域。 對低風險情形簡化調查，需要銀行提供更加精細化差異化的服務，避免一刀切對正常需求的傷害，優化客戶體驗。銀行機構應深刻理解，政策調整是對便民利民呼聲的回應，作為服務機構，尊重民意才有優化服務的動力和穩定執行的能力。 從2022年暫緩到2025年或將取消，這是反洗錢監管從只認數字的「簡單閾值」管理，到「風險為本」精準篩查的轉向。規則細化帶來的一定操作複雜性，也提醒著金融機構必須分級管理，對低風險簡化流程，對高風險強化調查。 金融機構還可從多方面著手改進：比如以技術賦能為服務提效，通過簡訊或網絡預告客戶需準備的資料，同時加大適老化服務，對風險防範能力低人群加強安全提醒。還可利用智能風控系統+人工防火牆，既防誤傷，又不漏放。比如或可將每月固定取款的退休老人標記為低風險，簡化其業務流程；突然進行大額匯款的帳戶，則觸發人工覆核；對在5萬臨界點頻繁試探的交易帳戶，提升識別力度，嚴防灰色操作規避監管。此外，相關機構收集客戶資料應遵循「最小必要」原則，以防隱私洩露。 歸根結底，能以智能化解決的風控手段，就不要將責任轉嫁給客戶。風險防控與服務優化必須兼顧，才能切實解決客戶痛點。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李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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