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臺辦回應民進黨當局借所謂「國籍」問題打壓大陸配偶
2026-01-10 08:32 2,785次浏览重慶8月15日電 題：「重慶造」家具海內外受寵 「毫米級」定製助力「居者優其屋」 作者 梁欽卿 紀嘉欣 走進位於重慶的瑪格家居智能製造基地，機械臂正馬不停蹄地運作，LED大屏實時更新設備狀態、訂單進度及生產數據，來自全球各地的優質木材在這裡精密加工，最終變成各式高端定製家具，走進千家萬戶。 「我們不僅為全球客戶提供定製家居產品，更致力於為客戶定製高品質生活方式。」瑪格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唐斌近日在重慶受訪說，為提升品質，企業引進德國先進生產線，並在全球臻選原材料。 「你們看到的這些木材原料都來自北美地區，包括胡桃木、橡木、櫻桃木等。」指著身旁堆疊如小山一般的木板，唐斌解釋說，北美擁有成熟的森林管理體系，其嚴格的砍伐制度和生態維護確保了木材的可持續供應與良好品質。「為滿足持續生產需求，公司平均每月都需要從北美進口十幾個貨櫃的木材。」 8月13日，從北美進口的木材在瑪格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廠外堆疊在一起。梁欽卿 攝 當前，瑪格家居正在努力把「重慶造」定製家居推向世界，在沙烏地阿拉伯、馬來西亞、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地已覓得經銷商，正在籌備合作相關事宜。「位於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的店，預計兩個月後將落成開業。」唐斌說。 在他看來，通過在海外開設專賣店和建立經銷商網絡，可以將中國的定製化產品、服務乃至家居整體解決方案帶到全球，在海外建立營銷網絡是中國家居產業鏈出海最具價值的方向之一。 為何中國的定製家具能受到海外市場青睞，唐斌解釋說，與海外同行業相比，中國家具產品工藝精良、設計美觀，其定製化程度、智能化水平和整體品質完全能夠滿足全球消費者對理想家居的需求，甚至超越預期，性價比極高。 8月13日，瑪格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製造基地內正有序工作。梁欽卿 攝 唐斌表示，中國製造業的數位化能力優勢顯著，尤其在大規模、個性化定製領域已形成獨特的核心競爭力。不同於歐洲偏模塊化、系統化的定製，瑪格家居已實現「毫米級」的高度個性化定製，能夠完全根據客戶需求設計生產，真正做到「一站式」解決家裝需求。 如今，隨著消費者對生活品質和美好家居環境的追求不斷升級，「居者有其屋」向「居者優其屋」的轉變趨勢愈發明顯。唐斌敏銳捕捉到文化層面的變化，正在構建「世界的中國家」IP，打造「家文化」。 他表示，中國家裝在過去借鑑許多歐美風格，但如今不少用戶正在重新發掘屬於東方的生活方式與審美，比如以精美細緻、考究入微而著稱的宋式美學風，新中式風格近年來也日漸受寵。「我們的目標是面向東亞、中亞以及東南亞地區，推廣融合現代科技與中國智慧的家居解決方案。」(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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