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哈元首舉行會談 達成多項合作共識
2025-12-22 18:48 4,613次浏览救贖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國際間交流合作逐漸增多，我國公民出國境活動愈發頻繁。當前，境外間諜情報機關高度關注我黨政軍機關、國防軍工單位和科研院所出國境人員情況，想方設法打探情報、企圖竊取我國家秘密，危害我國家安全。 某重點單位組織一批人員出國交流考察，王某是團組成員之一，第一次出國的他，一切都是那麼的新奇、「美妙」。殊不知，自己早已被境外間諜情報機關納入視線。他們精心設計，安排事先策反的同行翻譯，盛情邀請王某前往當地特色酒吧小酌，大肆渲染鼓吹異國風情特色，讓王某豔羨不已，放鬆了警惕。同行翻譯見時機成熟，便提出帶王某體驗特色「夜生活」，在酒精的催化下，王某欣然接受了對方的安排。此時，一場異國針對王某的「圍獵」行動正式開啟...... 正當王某陷入異國香豔女郎「溫柔鄉」之際，幾個身穿制服、橫眉怒目的外國人破門而入，對王某大聲恐嚇並拿出相機進行拍攝。隨後，強行把王某帶入一個封閉房間，在亮明某國間諜情報機關人員身份後，以「向國內檢舉揭發」為由脅迫王某籤署參諜協議。在長達數小時的暴力威逼下，王某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為求儘快結束這場「噩夢」，無奈只有「籤字畫押」。考察結束回國後，這段可怕的經歷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負罪感越積越深。 期間，國家安全機關在該單位開展《反間諜法》宣傳活動，通過宣講人員的普法闡釋，王某逐漸意識到自己或許還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他聯繫上了當地的國家安全機關。在國家安全機關執法幹警的開導和教育下，他終於向國家安全機關報告了在境外被脅迫參諜的事實經過，並積極配合查明案情。 經查，王某在境內外期間未產生實質性危害。鑑於其能夠主動向國家安全機關報告且有強烈的改過自新意願，符合法律規定的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形，國家安全機關決定對其不予追究法律責任。同時，國家安全機關依據有關規定，會同行業主管部門開展教育挽救工作。經王某所在單位黨委研究決定，對王某作出從輕處分，給予其記大過處分。近年來，個別出國境人員在境外被攀拉策反，回國後心存僥倖，隱瞞不報，最終越陷越深，走向人民的對立面。針對嚴峻複雜的敵情形勢，國家安全機關從統籌發展與安全的角度出發，在法律、政策上進行頂層設計，積極開展教育挽救工作實踐，鼓勵如實報告，粉碎境外間諜情報機關拿捏要挾我相關人員，危害我國家安全的圖謀。 國家安全機關提示 重點領域涉密人員出國境期間，要嚴格遵守保密紀律和工作紀律，增強防範意識和應對能力，如遇特殊情況，回國後要及時如實向國家安全機關報告。國家安全機關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和寬嚴相濟的法律政策，對於在境外受脅迫或受誘騙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明確了教育挽救措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實施間諜行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給予獎勵。 在境外受脅迫或者受誘騙參加間諜組織、敵對組織，從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及時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機構如實說明情況，或者入境後直接或者通過所在單位及時向國家安全機關如實說明情況，並有悔改表現的，可以不予追究。 來源：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
北京8月13日電 (記者 應妮)如何看待醫學的理性與非理性？為何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卻容易引發健康焦慮？「當醫學遇見『非理性』」——「醫學文化史」系列新書分享會暨跨學科對話日前在京舉行，來自醫學界和文化界的知名專家、作家進行了深入探討。 對話會現場。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孔令燕介紹，「醫學文化史」系列源自英國著名醫學史家、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中心榮譽教授羅傑·庫特的宏大構想，由全球五十五位頂尖學者耗時八年撰寫，是首次系統梳理醫學文化史的開創性著作。202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該系列，歷經五年翻譯與編輯，現已出版《醫學文化史：古代卷》《醫學文化史：中世紀卷》《醫學文化史：文藝復興卷》《醫學文化史：啟蒙時代卷》四冊，後兩冊《醫學文化史：帝國時代卷》《醫學文化史：現代卷》將於近期面世。 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醫學文化史」系列譯叢主編張大慶指出，20世紀60年代「病人權力運動」催生了醫學史研究的重大轉向：從醫生主導的「自上而下」專業史研究，發展為融合患者視角的「自下而上」文化史研究。這一轉變使得普通人的醫療體驗和健康觀念進入學術視野，醫學史研究不再僅是醫學專業人士的領域，更多人文學者開始參與其中。面對醫學與文化的雙重複雜性，該叢書突破傳統通史體例，創造性採用環境、食物、疾病、經驗等八個主題貫穿各卷，全面涵蓋醫療健康領域的核心議題。該書價值在於揭示了醫學發展始終與文化演進緊密交織，通過呈現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疾病的理解和治療實踐，幫助讀者認識到現代醫學觀念的歷史相對性，從而更理性地看待當代醫學的成就與局限。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從文學視角解讀醫學的文化屬性，認為醫學從來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涉及人對身體和生命的自我想像，「即使今天，我們的身體也並非完全交給理性和醫學」。面對現代醫學的局限性，他提出自己的理解：醫學始終面臨「可怕的絕對」，即某些疾病無法治癒、生命必然終結的終極命題。這使得醫學註定無法完全理性化，必須保留對非理性維度的包容。他認為「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的價值正在於呈現這種張力：既包含有趣的「無用知識」，展示古人「奇怪」的治療方法，更以此為認知鏡鑑，幫助我們理解醫學發展的文化語境。他倡導寬容的醫學觀，即現代人應當接納理性治療與傳統經驗的共存，這種開放態度，恰恰體現了對醫學文化本質的深刻把握——它永遠是人類認識自我、應對生死這一永恆命題的文化實踐。 「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書影。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石川引用特魯多醫生墓志銘「醫學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強調醫生需破除「萬能幻覺」，既要保持悲憫之心又要接受醫學的局限性。「例如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精神疾病而言，醫學更多是在尋求最佳管理方案而非徹底治癒。」他還從臨床實踐出發，分享了精神醫學發展中的文化啟示，重點剖析了精神醫學的特殊性——從希波克拉底的"黑膽汁"理論到中世紀的"驅魔"實踐，精神疾病認知始終與文化觀念緊密交織。 在對話中，張大慶還指出，當代醫學面臨一個顯著悖論：隨著檢測技術日益精密，人們發現的「異常指標」越來越多，但真正的健康感受卻可能不升反降。他以甲狀腺結節為例，現代儀器的高敏感性使得幾乎人人都有結節，但這種過度診斷反而可能引發健康焦慮，形成「健康主義悖論」——越是追求絕對健康，越容易陷入對健康的持續擔憂中。 這一現象背後是深刻的文化變遷。李敬澤指出，現代社會塑造了一種「絕對健康」的幻象，將健康異化為對各項指標的機械追求。「當人們用這種完美主義標準審視自身時，反而會陷入持續的不健康感。」他認為這種現象在臨床上表現為「疑病症」的增多，以及患者症狀描述的日益複雜化——文化水平越高、表達能力越強的患者，其症狀主訴往往越豐富多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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