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以來北京新增完成環境整治行政村804個
2026-02-27 19:24 5,719次浏览烏蘭察布8月13日電 題：從寫字樓到智能棚 記一粒種薯裡的「新農人」蛻變 記者 張林虎 連日來，在內蒙古自治區四子王旗吉生太鎮的「氣霧培」智能棚裡，一排排馬鈴薯苗鬱鬱蔥蔥，白色小花點綴綠葉間。王淑娟輕輕掀起苗床下的遮光簾，一串串色澤鮮亮的馬鈴薯原原種掛滿匍匐莖。這些「長在空氣中」的種薯，正是她和團隊用科技改寫傳統種植模式的見證。 從城市白領到種薯研發人，從質疑到堅守，王淑娟帶著一粒種子的力量，在這片土地上寫下了屬於新農人的故事。 圖為王淑娟(右)檢查馬鈴薯組培苗。張蜀雁 攝 土疙瘩裡長出「科技果」 「您看，這就是『氣霧培法』種出的馬鈴薯原原種，一串能結80到100粒，比傳統基質培養多幾十倍。」王淑娟指著懸在鐵架上的種苗說。這些種苗沒有埋在土裡，而是固定在蒙著塑料膜的架子上，膜下根須垂落，浸潤在霧化噴淋的營養液中。 這樣的「懸空生長」並非噱頭。王淑娟介紹，他們先採用「莖尖剝離」的脫毒技術，從馬鈴薯芽尖最頂端的生長點誘導培養出脫毒組培苗，再將其置於「氣霧培」環境中。相比傳統基質培養，這種技術不僅讓每株產量從2粒躍升至80到100粒以上，還能杜絕土傳病害，大幅降低種薯成本，提升質量。 「最初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能』。」王淑娟說，馬鈴薯長在土裡才正常，讓它「喝營養液」長大，實在超乎想像。但正是這份「不可思議」，成了她鑽研的起點。 從2019年6月公司啟動「氣霧培法」研發，經過兩年技術攻關，於2021年開展規模生產試驗，他們走過不少彎路：2021年用了老齡苗，整體長勢糟糕；2022年一半老齡苗、一半適齡苗，效果天差地別；直到2023年全部用適齡苗，才終於看到喜人的長勢。如今，公司已是全國唯一擁有「氣霧法繁育脫毒馬鈴薯小種薯栽培方法」發明專利的種業公司。 圖為王淑娟(中)講解如何對原原種進行檢查。 張蜀雁攝 白領變身「種薯達人」 誰能想到，這位玩轉農業科技的「種薯達人」，曾是大城市裡的白領。今年38歲的王淑娟，2010年從南開大學工商企業管理專業畢業後，先後在呼和浩特、深圳工作，有著穩定的收入和優渥的生活。「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我當年努力讀書，就是想過不一樣的生活。」王淑娟說。 2016年，王淑娟放棄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家鄉四子王旗。恰逢內蒙古鑫雨種業有限公司成立，她成了這裡的一員，從生產、銷售到研發，一步步走進種薯的世界。 「剛入行時，我啥都不懂。」如今，身為公司總經理的王淑娟仍然記得，面對試驗田，她不會布置田間試驗，不會切種，連最基礎的農活都摸不著門道，是技術顧問姜潤田帶她入門。這位曾獲國家「八五」「九五」科技攻關獎項的資深專家，毫無保留地教她配營養液、看苗情、做試驗。「一開始買成品營養液，後來跟著姜老師學配製，看著組培苗一天一個樣，慢慢有了成就感。」 從排斥到相信，再到全身心投入，王淑娟的轉變藏在細節裡：她會對每一粒原原種「吹毛求疵」，檢查形狀、大小、顏色，甚至採摘留梗長度、切口大小、有無外傷，確保每一粒都合格。 圖為王淑娟採摘原原種。張蜀雁 攝 小種子結出「致富穗」 在王淑娟看來，好種子不僅要優質，更要能帶著鄉親們富起來。如今，鑫雨公司已帶動四子王旗3300多戶農民、種植戶走上增收路。 「以前農民買種成本高，產量還不穩定，現在用我們的脫毒種薯，收成好了，收入也漲了。」王淑娟的語氣裡滿是自豪。 從初入行的懵懂到如今的從容，王淑娟完成了人生的「華麗蛻變」，而她的目標不止於此。「未來要育良種與護生態同步推進，保障糧食安全。我想為『中國薯都』的馬鈴薯產業、為家鄉的高質量發展，多盡一份力。」王淑娟說。(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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