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中國調研行）「中國車谷」 新能源汽車產業集鏈成勢動能澎湃
2026-02-17 12:58 7,238次浏览「這是一個嚴峻的時代，也是偉大轉變的前夜。我們面臨著這時代，已即將目睹由於我們努力所獲得的勝利果實。過去抱的偉大理想，即將一步步的實現，這許多將鼓舞著我們前進，並鼓舞著我們去克服當前的許多困難。對的！困難的確還極多，若不緊張著我們所有的力量，則勝利是不會來的！但它僅是黎明前的黑暗，一切都將過去，代替而來的將是光明。」1944年1月31日，農曆正月初七，一封家書從蘇北抗日根據地寄出，輾轉抵達上海。寫信人，沈希約。1944年1月沈希約（右一）照片。採訪對象供圖「我已許身於黨了」1923年9月，沈希約出生於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當時為荷屬東印度），1931年他跟隨父母沈厥成、趙慎一回到祖國生活不久，日本在東北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日本全面侵華的序幕。當時的沈希約還是個孩子，看到祖國遭受侵略，山河破碎、百姓困苦，使他內心極受震動。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沈希約在上海的學業被迫中斷，隨父母到外地避難，此時國人抗日情緒空前高漲。恢復學業後，沈希約於初三時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成立的學生抗日團體「上海市學生協會」（簡稱「上海學協」）。沈希約後來回憶，「當時我看了《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因此十分崇敬黨領導下的英雄鬥爭歷史。」「到了最緊張的時候，燕兒（沈希約乳名）對母親說：『我已許身於黨了。』慎一當時心裡雖一愣，但隨即平靜下來，覺得他走的道路是對的。從此以後，即想盡辦法為他作掩護。」有關長子沈希約緣何投身革命，父親沈厥成手稿裡有這樣一段回憶，志願「許身於黨」時沈希約年僅17歲。沈厥成和趙慎一作為父母，雖然十分擔心孩子的安危，但也認同他所走的道路，盡力為他掩護，並提供一定的經濟支持。1941年10月，沈希約經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1月31日，沈希約化名趙海洲在蘇北抗日根據地寫給父母的家書。採訪對象供圖 「我們心地充滿了快樂，像漲滿了風的帆」1942年，沈家忽然接到一封離奇的「勸降信」。這封信由上海寄到湖南某地郵局，因無法投遞而退回到發信地點，而這「發信地址」竟然就是沈家，信件內容則是宣傳汪精衛所謂「和平救國」的反革命論調。當時，沈希約已是黨員，黨組織意識到沈希約有暴露的風險，於是決定讓他立即離開上海，前往江南抗日根據地，一方面避免損失，一方面轉移敵人的注意力。出走之前，沈希約向母親坦白情況。趙慎一覺得他留在上海有危險，唯有速走一法，因此親自送他起程，沿路母親一言未發，只是默默難受。臨別時，沈希約對母親說：「這次同走的有好幾人，但只有我和媽媽說明的，其他因為都得不到家長的同意，所以都是逃走的。」母子間的信任和摯愛無聲流淌。兩年後，趙慎一因難產離世，那場含淚的送別，終成母子永訣。沈希約離開上海後，先是到江蘇茅山財經處，後調動到江寧縣，先後擔任赤山區財經股股長，青龍區副區長、代理區長，秦淮區副區長兼區委書記等。這段時間，他改名沈誼，在戰地克服困難、艱苦工作，提升社會經驗和鬥爭能力，革命生活充實且愉快。1944年1月31日，沈希約化名「趙海洲」，給家人寫了一封信，信中他對自己參與的事業滿懷熱情，對光明的未來充滿嚮往。他也知道自己隨時會面臨危險，而他無所畏懼，做好了犧牲的準備：「不幸的事是不常來的。尤其這裡環境是很安全，意外的事是不會有的；但是萬一光臨到你親愛的兒子的頭上時，那麼，爸！媽！你們不要痛心！時代本來是無情的，我希望你們能瞭解我，並且同情我，讚許我的行為！我是為了我們的後輩、我們的子孫，和以後的人類，去奪取幸福和光明！」一個滿懷熱情的愛國青年，帶著自己堅定的信仰，在革命的熔爐中錘鍊，正在迅速地成長起來。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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