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現代感的金屬框架勾畫出傳統山水線條,縹緲古樂中,杜甫、李白、高適三人醉步飄搖、把酒賞詩,爭光鬥輝的唐詩星空仿佛投於臺上,而杜甫無疑是其中尤為耀眼的一顆……8月7日,由郭啟宏編劇,馮遠徵導演,馮遠徵、楊明鑫、孫驍瀟、孫星、張培、王卓達、梁丹妮等主演的北京人藝歷史劇《杜甫》在首都劇場開啟第五輪演出的大幕,依舊以人在「畫中走、詩中遊」的獨特意境中,為觀眾呈現出一個鮮活而立體的杜甫形象。 《杜甫》首演於2019年,是著名編劇郭啟宏繼「文人三部曲」——《天之驕子》《李白》《知己》之後,又一次將筆觸對準中國古代文人命運的歷史題材力作。為了完成這部作品,郭啟宏前後耗時十年、數易其稿。與以往「詩聖」形象的高臺塑像不同,郭啟宏並不直接描寫杜甫的創作與成就,而是另闢蹊徑,將故事聚焦在他自「安史之亂」至離世的這段人生軌跡。 劇裡杜甫的詩歌與他的切身經歷交織互現:自洛陽赴華州途中親見戰亂中官府強徵民役的他揮筆寫下《三吏三別》;身處弊屋破茅卻心憂「天下寒士」的他作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晚年漂泊洞庭湖上,淪為病老殘軀的杜甫依然心憂家國,寫下「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不同於李白的瀟灑絕塵,高適的命運顯達,杜甫一生顛沛流離、生活坎坷,一顆素心卻始終磨礪未改,他未被「悲苦擊倒而懷沙自沉」,反而將苦難淬鍊為字字泣血的詩歌,成了流傳千古的「詩史」。「郭啟宏老師選了條新路,寫杜甫一生中最苦的階段,切入點也特別。雖是寫『詩聖』,但不像寫《李白》那樣賦予他詩情畫意。所以我在塑造人物時,不單想著他是個詩人,更想把他當成一個活生生的人。」導演兼主演馮遠徵表示。在寫實與寫意之間,觀眾於《杜甫》的舞臺上,看到的並非端坐詩壇的聖人,而是一位在世俗中沉浮、靈魂卻始終高貴的人:他渴望為官,卻不屑官場逢迎;心系黎民,卻苦尋不到出路;他面對不公,敢於仗義執言;為了生存,也能彎下腰身。 從接觸到深入,從親近到融入,馮遠徵對杜甫這個人物的理解逐步深入。舞臺上,以「夢中夢」的形式實現杜甫與蘇渙、李白、高適、嚴武及妻子的多時空對話,借眾人之口解答杜甫心頭的困惑;劇終處,又豐富了杜甫對自己人生的詩意總結。這些二度創新的舞臺亮點,正是馮遠徵隨著對杜甫認知加深而生發的感悟。時至今日,他與杜甫的融合仍在繼續。「現在排練,我還常有新體會,發現之前某段戲處理得不夠準確,我還可以更清晰地表達出更深層的意思。」作為導演,馮遠徵既要琢磨自己的角色,還得關注其他演員的表演:怎麼幫他們更深入地理解角色?如何讓他們和角色一起成長?「一部戲演出好幾輪,有些演員說臺詞成了習慣,會影響塑造人物的狀態。」馮遠徵表示,這次復排更強調人物的精準塑造,力求完成臺詞和內心的深度挖掘。即使是群眾場面,演員也不能「只完成任務,得演出人物來」「哪怕是個小丫鬟,或者過場角色,都要找到人物的特徵」。這輪演出也有部分新演員的加入,為劇組和創作帶來了新鮮感,「他們與前人不一樣的理解和表演節奏,讓我們碰撞出新的火花和靈感。」該劇將演出至8月19日。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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