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共振」這類造詞鬧劇，該歇歇了
2025-10-30 15:58 8,796次浏览飛機南翔，越過山海。在陳祥榕烈士犧牲5周年之際，記者一路追尋，來到英雄的故鄉——閩東革命老區。 這裡森林覆蓋率高，滿眼山綠水清、鬱鬱蔥蔥。而數千公裡之外的喀喇崑崙，在這個時候才剛告別風雪，厚實的凍土層上，氧氣稀薄、難見蒼翠。 東南，西北，祖國最遙遠的距離，四季不同天，山川不同色。如果不是那個「清澈的愛，只為中國」的戰士，人們或許很難將兩地聯繫在一起。 陳祥榕犧牲後，母親姚久穗沿著兒子參軍入伍的路線，第一次踏上那片遙遠而陌生的土地。當部隊問她有什麼要求時，英雄的母親卻問出了那個既讓人感佩又令人動容的問題：「我沒有要求，我只想知道我兒子在戰鬥的時候勇不勇敢？」 今天，「陳母問勇」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一些地方以「問勇」命名新建道路，有人建議把「陳母問勇」收錄進成語詞典，還有人把這段事跡寫成動人歌謠：「陳母問道，吾兒勇否？答曰：其勇冠三軍耀九州……」 記者一路追尋，一路感動，一路思考：為什麼一個18歲的年輕戰士，甘願在邊疆灑下熱血？為什麼一位平凡的母親，甘願把骨肉交給祖國？ 烈士家人交還「一張白紙」—— 白紙無字，卻寫滿「清澈的愛」 閩東屏南，一座群山環抱的小縣城。記者隨縣人武部的慰問人員，來到陳祥榕一家的舊居。 坐在寬大沙發上的陳媽媽，顯得那樣瘦小。慰問人員還沒開口，她的眼眶已紅。 這座舊宅滿是回憶，從初中開始，祥榕和媽媽一直生活於此。祥榕離開後，陳媽媽睹物思人，常常以淚洗面，身體日漸消瘦，家人再三勸說，她才忍痛搬走。但每隔一段時間，陳媽媽都會回來看看。 福建省軍區幹部宋洋記得，那年，他陪烈士家人去邊疆接回骨灰，陳媽媽一路上粒米未進，幾度傷心暈倒。那些天，陳媽媽觸摸了兒子用生命守護的風雪高原，見到了與兒子一起守衛邊疆的年輕官兵，也送別了和兒子一起為國捐軀的3位烈士…… 離開前，部隊領導前來看望，一直沉默少言的陳媽媽突然敞開心扉，回憶起祥榕成長的點點滴滴，講述了兒子由來已久的參軍夢：「榕兒喜歡當兵，在家時就說，當兵就要打仗。榕兒是為保衛國家犧牲的，最優秀、最光榮！」 「也許，就是那些回憶，讓媽媽更加理解了兒子『清澈的愛』，懂得了他『只為中國』的崇高選擇。」宋洋說，對一位母親來說，沒有什麼可以彌補喪子之痛。最大的安慰，或許就是知道兒子是為祖國而犧牲。 後來，部隊給陳祥榕一家送上筆和紙，請他們再次考慮，把需要部隊做的事寫下來，「什麼要求都可以提」。 一夜過去，陳祥榕的姐姐陳巧釵代表全家把紙交還。打開，是一張乾乾淨淨、隻字未寫的白紙。 白紙無字，卻寫滿「清澈的愛」。在邊防，陳祥榕生前曾兩次提筆給媽媽寫信，每次只寫下「親愛的媽媽」就再也寫不下去，空白的紙上，同樣滿含少年不知如何表達的愛意。 一寸丹心圖報國，兩行清淚為思親。記者想到了另一件飽含深情的信物——一方繡著「可愛祖國」的手帕。 1951年，黃繼光響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參軍入伍，離家時把繡有「可愛祖國」的手帕留給母親鄧芳芝。這方手帕，成了母子訣別的見證。得知兒子犧牲的消息，鄧芳芝無數次拿出手帕端詳。之後，堅強的母親為小兒子黃繼恕收拾行囊，又把他送到部隊。 在閩東這片紅色的土地上尋根，「只為中國」的故事一次又一次感動著我們—— 北大學子鄭長璋捨棄錦衣玉食的生活，秘密加入共產黨，犧牲時女兒只有幾個月大。由於身份保密，在他犧牲50多年後，他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烈士身份才被確認。 家境富裕的蔡威隱姓埋名，成為紅軍情報戰線的「聽風者」，從此與家人斷絕聯繫。他給妻子留下家書：「吾有必行之事，恐難盡孝，亦有愧於你。」在他犧牲40多年後，家人才得知他的消息。 「一玉口中國，一瓦頂成家。都說國很大，其實一個家。」多少年來，千千萬萬個「小家」，為了祖國這個「大家」，選擇踏上同樣艱辛的道路。 一份份「清澈的愛」，被敬重，也被傳遞。 聽說英雄的母校、祥榕中學地勢較高，學生飲水有困難，一位臺灣商人捐贈了兩卡車礦泉水。採訪時，校長動情地說：「愛國是最大公約數。這份『清澈的愛』，溫暖著每個中國人，也凝聚著每個中國人。」 在屏南縣人武部工作20多年的黃儒禎記得，那一年，《解放軍報》報導了新時代衛國戍邊英雄群體事跡後，屏南縣報名應徵人數遠超往年。至今「參軍熱」還在持續，一名陳祥榕的初中同學帶著兩人合影報名應徵，一名和陳祥榕一起入伍的戰友，退伍後又「二次入伍」奔赴高原…… 越危險，越向前；愈艱苦，愈堅定。把這一份份「清澈的愛」匯聚起來，我們的隊伍就能無往不勝。 一塊紀念碑，見證萬千英雄兒女—— 祥榕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支長長的隊伍 陳祥榕舊居的臥室，仍保留著原來的陳設，書櫃裡放著一套《福建英烈傳略》。 這些年，不斷有人聯繫人武部，希望給英雄的家人捐助錢物，陳媽媽都拒絕了。她唯一收下的，就是這套書。 記者細細翻看，書裡記載著另一位「陳祥榕」的英雄事跡：1934年，曾任中國工農紅軍閩東第十三獨立團政委的陳祥榕因叛徒出賣被捕。敵人對他威逼利誘，陳祥榕拍案而起：「要殺便殺，何必多言。」烈士犧牲時，年僅24歲。 「祥榕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支長長的隊伍。」姐姐陳巧釵回憶，有一次部隊安排媽媽療養，在療養院，她和媽媽結識了不少烈屬。烈屬們的平靜堅強，讓她和媽媽很受觸動。「那麼多人可以為國犧牲，祥榕不孤單！」 驅車從屏南縣城向東北10公裡，我們來到古村棠口。兩條清溪在這裡交匯成碧綠的棠溪，古村就枕於溪口之上。 1938年，這裡的鄉親扶老攜幼，送新四軍六團北上抗日。81年後，陳祥榕在新四軍六團北上抗日紀念碑前鄭重宣誓，奔赴祖國邊陲。 堂姐陳巧萍回憶：「祥榕念五年級的時候，我帶他來玩，他就纏著我問新四軍的故事，我給他念了背面的碑文。聽完，他像個小大人一樣，攥緊拳頭說：『我也要做英雄！』」 「這是一支經歷了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隊伍。」為我們講解的屏南縣委黨校吳靖老師說，很多官兵的戰友親人倒在敵人屠刀下。可就是這樣一支背負血海深仇的隊伍，為了抗日救國，堅決聽黨指揮，放下仇恨接受整編。 棠口村保留著一片建於100多年前的西洋建築群。建築的資金，來自於屈辱的庚子賠款。當年，新四軍六團借住這裡，邊整編邊整訓。正是思想上的整訓，讓官兵懂得了為什麼而戰、為什麼整編。 通過整訓，隊伍清除了害群之馬。指著紀念碑上六團的人員名單，吳靖說：「你看，三營營長的名字空著。」那是當地群眾嗤之以鼻的一個名字—— 當時，三營營長穿上國民黨軍服後得意忘形，在老街聚眾喝酒、耀武揚威。團長葉飛嚴厲批評了這名營長的做派，可他非但不思悔改，還連夜叛逃，最終受到應有懲處。 「就像村口的清溪，有雜質，就要及時清理。」村裡老人介紹，棠口整訓20多天，新四軍贏得了群眾支持。為了給常年打遊擊的將士們補鈣壯骨，村民買空了周邊幾個縣城的黃豆，為新四軍製作豆腐。 清清白白的豆腐，滋補著戰士的身體，也滋養著這支隊伍的靈魂。「陳母問勇」，是母親對兒子的期待，何嘗不是人民對這支軍隊的期盼？ 第83集團軍某旅官兵曾到這裡尋根，官兵提供的一組數字讓吳靖印象深刻：從閩東走來，這支隊伍歷經1700多場戰鬥，犧牲26000多名英雄兒女。旅裡的英烈牆上，有名可查的烈士只有6000多名。最新鐫刻上的，是執行維和任務犧牲的戰士李磊和楊樹朋。 追尋這支隊伍的足跡，記者看到又一次薪火相傳——2022年，衛國戍邊英雄肖思遠的弟弟肖榮基參軍入伍來到該旅，因為表現優異，他不僅晉升軍士，還榮立三等功。 「清澈的愛」生生不息。肖榮基的床頭，貼著一句自勉的話——我要接過哥哥手中的鋼槍繼續前進！ 全縣人民默契守住一個秘密—— 人民對子弟兵的愛，也是那樣清澈 在屏南縣，儘管英雄事跡家喻戶曉，但除了人武部、烈士陵園等幾處有陳祥榕的照片，其他地方卻很難看到。這讓記者有些意外。 「祥榕生前和奶奶最親，奶奶年紀大了，大家不想讓老人知道祥榕已經犧牲了。」陳祥榕的堂姐陳巧貞含淚為記者解開了疑惑—— 奶奶平時不看新聞也不用手機，家人不擔心她從媒體知道祥榕的事，就怕周圍人不小心說漏嘴。為了瞞住老人，鄰裡街坊有了默契，從不和奶奶提「去當兵的孫子」，縣裡也儘量不在顯眼地方放置英雄照片。 在福安市月屏山的閩東革命紀念館，講解員向記者講述了另一個關於守護的故事—— 1933年，還是地下黨員的葉飛等人在南溪村被反動的大刀會抓捕。大刀會沒有發現葉飛的身份，同意村民連坐擔保，付500塊大洋便放人。危難關頭，村民有的賣地、有的賣糧、有的賣牲畜籌錢，村裡9戶人家冒死在具保文書上摁下手印，成功救出葉飛等人。 幾天後，敵人得知葉飛的真正身份，瘋狂報復具保的村民。村民施膿祿被捕後守口如瓶，敵人惱羞成怒，將她殘忍殺害。 為什麼老百姓甘願奮不顧身？「因為大夥認定，共產黨可以救中國。」說著，講解員唱起一首動聽的畲族民歌：「日頭出來照廊前，照得畲家紅豔豔。畲村有了共產黨，山哈日子亮又圓……」 歌聲悠揚，勾起更多往事—— 南方三年遊擊戰爭時期，一支紅軍小分隊為掩護主力部隊轉移，在虎貝鎮百丈巖陷入重圍。最後的9名戰士彈盡糧絕縱身跳崖，全部壯烈犧牲。 中國工農紅軍閩東獨立師陳列館所在的桃花溪村，當地村民至今保留著每年農曆五月廿三不辦喜事的傳統。幾十年前的這一天，為了掩護遊擊隊轉移，桃花溪村13人獻出生命。從此，這個日子成為村裡的忌日。 「那時革命處於低谷，但群眾對我們始終不離不棄。」結合深化政治整訓開展討論辨析時，寧德軍分區一名領導深有感觸，「一支始終保持純潔清澈的隊伍，才能贏得群眾擁護。」 這些年，屏南縣城的花店幾乎都收到過各地網友給陳祥榕送花的訂單。在屏南縣革命烈士陵園，記者看到一個花籃上掛著一張「拼單」卡片，上面寫著「清澈的愛，只為中國」，落款來自汾陽、武漢、杭州、北京4個城市。 在街邊一家花店，得知我們想給烈士獻上幾支白菊，女店主說著說著眼圈紅了。 迎回陳祥榕骨灰那年，花店突然接到許多大單——清一色都是菊花。女店主還納悶，又不是清明，怎麼買花的那麼多？得知陳祥榕犧牲的消息後，她恍然大悟，卻一直自責：「要知道花是給英雄的，說什麼也不能收錢！」 近段時間，多地連降暴雨。離開花店時，電視裡正播放著子弟兵搶險救災的新聞。女店主連連點讚：「解放軍啊，都和陳祥榕一樣『敢當』！」 「敢當」，正是當地群眾誇讚陳祥榕的一句方言。 (採訪得到胡強、徐文濤、甘雪健、葉小倩、閆印帥、楊滿庫大力支持) 記者手記 守住「清澈的愛」 永葆純潔光榮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份「清澈的愛」。 對英雄的母親而言，「清澈的愛」澎湃在「陳母問勇」的堅強中；對家鄉的群眾而言，「清澈的愛」浸潤在善待英雄家人的呵護中；對人民軍隊而言，「清澈的愛」奔湧在「只為中國」的犧牲奉獻中。 一個人越清澈，就會越勇敢；一支軍隊越清澈，就會越強大。人民軍隊保家衛國，使命光榮，經常用這份「清澈」自照，思想就不會蒙塵，作風就不會腐化，行為就不會逾矩。永遠守住這份「清澈」，人民軍隊才能永葆純潔光榮。 一條河流，最清澈的往往是水的源頭，越到下遊，面對的汙染和雜質可能會越多。讓我們永遠記住：「一個人也好，一個政黨也好，最難得的就是歷經滄桑而初心不改、飽經風霜而本色依舊。」 (解放軍報記者 錢宗陽 宋 逸 馮喆信)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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