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網」10多年後，崇明「蘆粟阿哥」為何把重心放在「私域流量」上？
2026-01-02 05:29 8,184次浏览觀鳥，正成為當下一些年輕人擁抱自然的新選擇。對他們而言，觀鳥不僅緣於對羽翼生靈的好奇，更是在快節奏的都市裡打開感官、與自然建立聯結的獨特方式。他們藉助觀鳥探索城市生態、感知生命律動，在其中尋得心靈棲息之所，思考如何與自然和諧共處，並將這份熱愛傳遞給更多人。 資深觀鳥愛好者麻傑夫，最近一次觀鳥是從北京專程遠赴柴達木盆地；而青島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邵蕊博士，則期待日常與鳥兒多「偶遇」。 觀鳥正成為當下一些年輕人的生活方式。這一活動門檻不高，形式靈活。有人舉起望遠鏡，觀察落在窗外樹枝上避雨的烏鶇；有人專程來到故宮，從《寫生珍禽圖》《鳥譜》等古畫中，欣賞被記錄下來的鳥獸之美；也有視障人士，打開耳朵聆聽鳥鳴，加入觀鳥行列。 這些年輕人為何愛上觀鳥？當他們在觀鳥時，是在觀什麼？擊中年輕人心靈體驗的是什麼？ 去了解、去觀察，與自然建立聯結 麻傑夫回憶，走上觀鳥這條路，源於一份迫切的好奇——「這隻小鳥叫什麼？」 2020年「五一」假期，麻傑夫和妻子帶著曾在非洲看獅子用的望遠鏡，去京郊白河露營。「當時我們正從棧道返回，一隻橙色和黑色相間、翅膀上有兩個白斑的小鳥，蹦跳著落到旁邊的樹上。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小鳥。」麻傑夫舉起望遠鏡，把手機鏡頭湊上去，小心翼翼地拍下了這隻小鳥。 到家已是凌晨，麻傑夫躺在床上，仍惦記著白天那隻奇特的小鳥。他翻出照片進行識別，「這隻鳥叫北紅尾鴝！」弄清名字的那一刻，麻傑夫打開了觀察世界的一個新視角。 最初兩年，麻傑夫總想去外地觀鳥。後來他發現，身邊的「自留地」因為觀鳥變得更有新鮮感。「家附近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我們每次去都會有新的收穫和期待。」他說。 選定奧森公園作為「自留地」後，麻傑夫開始留意這裡的四季自然時序：公園的水面何時結冰、何時消融；每年某種候鳥何時抵達、何時離去，留鳥與夏候鳥在哪個時段開始鳴唱或築巢；還有第一聲蛙鳴響起的時刻，某類蜻蜓開始羽化的瞬間……他都一一記在心上。 「即便爬這座山一千次，或許也不如觀鳥十次來得印象深刻。這種鳥為何存在？該去哪裡尋找它？它又為何會出現在那裡？為了找到這些鳥，你要主動去了解、去觀察，與自然的聯結由此建立起來。」 在北京長大的麻傑夫，因為愛上觀鳥，開始理解並思考北京的生態。「適當觀鳥對人、對生態都有好處，我希望能讓更多人喜歡上觀鳥。」 用聲音辨識鳥種，是觀鳥的重要方式。2024年，麻傑夫想到：既然能靠聲音辨識鳥種，視障朋友能否也參與到「觀」鳥中來？ 「聽，它正發出標誌性金屬感飛鳴聲。」作為環保組織「自然之友」野鳥會的領隊，麻傑夫以「聽」為鑰匙，為視障群體打開觀鳥新大門。他向這些特殊的觀鳥者描述，「這是一隻烏鶇的雄鳥，它渾身黑漆漆的，卻長著鮮豔的黃色長喙，差不多有我們小臂那麼長。」 迄今為止，他聯合觀鳥愛好者、愛心企業志願者及專業助盲組織，成功舉辦4場線下視障人士觀鳥活動。同時，他在社交媒體上持續更新《上班前的觀鳥》欄目，用第一人稱視角展現普通「鳥人」(觀鳥者)工作日清晨的觀鳥日常，他把觀鳥途中的錄音配上解說，製成播客節目《處處聞啼鳥》。 「觀鳥的門檻可以很低。」麻傑夫想讓更多人知道，觀鳥不一定非得拿起相機捕捉高清畫面。「哪怕是午休時下樓走走，用耳朵聽、用眼睛看，也能了解到不少關於鳥的事。」 觀鳥成為一種「抬頭就能參與」的新生活方式 頭戴遮陽帽，脖子上掛著望遠鏡，這是「鳥人」的經典裝扮，觀鳥者們藉此互認，友善地點點頭，有時會問上一句「今天看到什麼鳥了」，有時則結伴去找鳥。 北京奧森公園裡，一名90後女孩說，她是被麻傑夫的作品打動，「入坑」觀鳥。因運動損傷，她無法進行劇烈運動，「觀鳥讓我在工作之餘、周末走出家門，探索生活的城市。抬起頭，走進熱愛的大自然裡放鬆身心，還能認識新朋友。」 1996年10月5日，在北京西北部鷲峰舉辦了群眾性野外觀鳥活動。近30年來，北京的觀鳥愛好者和相關組織日漸增多。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鄧文洪介紹，京津冀地區的鳥類超過600種，約佔全國鳥類種數的40%，其中候鳥有420餘種。「京津冀地區地處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徙通道，每年春秋兩季，大量候鳥經此遷徙、停歇，珍稀物種也經常在此現身。」鄧文洪說，市民如今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小區裡的鳥類越來越多了。例如烏鶇、白頭鵯等鳥類，原本主要分布於黃河以南，過去在京津冀地區很罕見，近些年越來越常見了。 許多人專程從全國各地趕來，追尋這些翱翔天際的生靈。來自上海的韓偉說：「愛上觀鳥之後，我出門前總會先關注當地的鳥訊，要是鳥情比較穩定，一定會帶上相機。」韓偉原本是6月中旬來北京看演唱會的，了解到密雲有雕鴞在育雛，便帶上長焦鏡頭和相機趕了過去。 「入坑」一年，韓偉已「加新」(指發現新品類的鳥)近200種鳥。他至今記得初識四聲杜鵑時的場景，「開始以為是只鴿子，直到它飛走後叫了幾聲，才反應過來是杜鵑。」韓偉循著四聲杜鵑的叫聲在翠綠的松林裡穿梭，「它叫幾聲，引著我過去，等我過去了，它又在別處叫了」。追逐近兩小時後，他終於拍下了這隻腹有白斑、叫聲洪亮的小鳥，「拍到的那一刻很開心，尋找它的過程更有意思」。 在社交平臺上，觀鳥成為一種「抬頭就能參與」的生活方式。據統計，小紅書上相關筆記的討論量超700萬，閱讀量超10億，近一年發布的筆記數量是以前10年總和的1.2倍，最近一年投稿用戶年齡多集中在25歲。 「以前遠遠地看，鳥兒只是黑乎乎一小團剪影。開始觀鳥後發現，原來鳥兒是如此美麗多彩的小生命。」剛加入觀鳥圈的博主「自然鵝」說，觀鳥在無形中培養了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力。「鳥兒是城市裡比較容易接觸到的野生動物，充滿生命力。」他從遷徙的斑頭雁身上，看到了飛越珠峰的壯舉；從棲息古建的北京雨燕，聯想到對古建保護的推動；從某些鳥類的習性中，體會到野生動物獨特的生存智慧與魅力。 對邵蕊而言，觀鳥既是工作，也是愛好。2022年5月至2024年5月，她參與完成青島市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生物多樣性調查，通過摸清鳥類基本情況，提出針對性保護建議和對策。 「我喜歡探索中『遇見』的過程。」即便走了一整天沒有發現鳥兒，邵蕊也不會感到沮喪。如果恰好有鳥兒飛到眼前，這種遇見就像鳥兒饋贈的禮物，讓她感到一種「被選中」的驚喜。 2023年5月，邵蕊在嶗山進行野外調查時，發現山東省此前無明確記錄的淡尾鶲鶯。那時她還是入門者，身上只帶瞭望遠鏡和手機，便用手機錄下了淡尾鶲鶯的叫聲。用識別軟體無法辨認，在青島市觀鳥協會專業人士幫助下，最終確認了這一鳥種。 觀鳥不能為了「出片」 需保持適當距離 今年以來，明星效應帶動一波「觀鳥熱」，鳥兒成為不少地方的旅遊名片，多地紛紛向遊客發出邀請，歡迎大家前來「打鳥」。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生態學博士朱磊在其公眾號上指出，不建議使用「打鳥」一詞，儘管表達的是「拍鳥」之意，但這種表述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觀鳥心態。畢竟觀鳥的本意，是尊重自然、尊重生命。 受訪者普遍認為，觀鳥愛好者增多是件好事。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過度靠近、誘拍、巢拍等行為，會干擾鳥類正常生活。 今年6月底，青島中山公園南門一棵法國梧桐樹上，一窩紅角鴞幼鳥成為備受關注的「明星」。這窩毛茸茸、還不會飛的小傢伙，吸引大批市民和攝影愛好者圍觀拍攝，很多人架起「長槍大炮」對準它們。最終，梧桐樹周圍拉起保護線，志願者自發前來守護這窩紅角鴞。 「可能有些人只是為了出片，並非真正愛鳥。」邵蕊提示，對鴞這種夜行性鳥類，要儘量避免用燈光照射。「文明觀鳥需保持適當距離，可藉助望遠鏡或其他工具來觀察，減少對鳥類自然行為的幹擾。」 2023年9月，邵蕊在一座海島上做野外調查時，幸運地拍到紅背伯勞的照片。這種通常出現在新疆的鳥，突然現身青島，邵蕊推測它可能是一隻迷鳥。作為山東省新記錄鳥種的發現人，邵蕊十分興奮，但她並不沉迷於「加新」，「看著鳥兒在山裡或樹上蹦蹦跳跳，我就很開心」。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實習生 楊麗來源：中國青年報
自習室裡不「自習」 託管服務「穿馬甲」 暑期一些地方學科培訓「隱蔽作業」 8月初，家住北方某大城市的大學生王世濤，想利用暑假搭建論文框架，便準備找個安靜的自習室。他用手機檢索到了附近一家營業的自習室，不過，讓王世濤稍感意外的是，這裡並不安靜：門外貼著很多醒目亮眼的海報，海報上的內容除了自習還有託管和素質培養等，站在樓道裡就能聽到從裡面傳出的英語單詞朗讀聲。 更讓王世濤意外的是，推開磨砂玻璃門，往常供一個人使用的隔間裡，擠進了三四個學生，有的甚至多達五人，一位年輕老師正在給這些孩子講英語。 顯然，面向中小學生的學科培訓在這家自習室裡悄悄地進行著。 學習要張弛有度。暑假本是中小學生放鬆身心、調整節奏的最佳時機，不過，暑假往往被賦予了「彎道超車」的功能，以至出現過多的學科類培訓、過重的學業負擔。 為此，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個被稱為「雙減」的政策明確提出要嚴格執行未成年人保護法有關規定，校外培訓機構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之後多個配套政策和舉措連續出臺，在幾年的「重拳出擊」下，「野蠻」培訓的校外環境得到了有效治理。 然而，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儘管幾年前那種滿街都是培訓機構的「盛況」已經看不到了，但針對中小學生的學科類培訓依然存在，並更加隱蔽，披上了「自習室」「託管班」等外衣。 自習室裡不「自習」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網絡平臺搜索了「自習室」，然後隨機走訪了北方某大城市的幾家自習室。記者發現，這些自習室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習室，安靜是這類自習室的主基調。這種自習室通常被分為「鍵盤區」和「沉浸區」，整個自習室最大的聲響就是鍵盤敲擊聲和腳步聲，「自習」得非常純粹。 另外一類則截然不同。 在這類自習室裡，空間被明顯分為了「自習」和「課外班」兩種用途。條件好一些的是在公共區域以外分割出幾個獨立的小房間，小間裡通常是一個老師給幾個學生講課，不過畢竟空間有限，隔音不可能太好，記者在一家自習室的留言區看到這樣的評論：「鍵盤大屋旁邊的小屋太吵了，完全不隔音，老師給小朋友講課的聲音能聽得一清二楚……」 還有條件更差的，直接在公共區域內再闢出一塊，用隔板圍出更小的空間，老師就在這樣僅由隔板圍成的狹小空間中講課。 記者通過觀察發現，這類自習室又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老師常年駐紮在自習室裡，如果是到這裡純粹上自習的人，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在前臺兌換在平臺上購買的時長，找到自己的座位正常自習。如果是來上課或者是諮詢上課的，會有專門的人接待。記者看到自習室裡有小學生，詢問前臺是否有針對小學生的課程，前臺接待人員立刻把記者引薦給了一位專門負責課程的老師，老師立刻熟練地開始詢問記者「孩子開學上幾年級」「想補什麼課程」…… 另外一種自習室則完全失去了「自習」的功能，這裡，一邊是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聽寫單詞、抽查課文；另一邊，初中生身旁堆放著厚厚的錯題本。授課老師在電腦屏幕、課本、紙質資料間靈活切換，角落裡的印表機「吞」下A4紙「吐」出中高考的模擬題目，還有被稱為「班主任」的老師，一邊在微信上對接家長和授課老師，一邊負責給學生訂飯…… 記者在一家自習室裡遇到了開學即將升入小學六年級的曉萱。曉萱的父母工作很繁忙，暑假很難照顧她，於是就找了這家離家很近的自習室，在這裡上課、寫作業。 「老師有沒有資質，我們心裡沒底，至於環境，對比了好幾家，有的甚至連隔板都沒有呢。」曉萱的媽媽姜女士說。 「雙減」政策對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有著明確的資質要求，而且明確，「從事學科類培訓的人員必須具備相應教師資格，並將教師資格信息在培訓機構場所及網站顯著位置公布」。 記者在走訪的這幾家自習室內均沒有看到相關公示內容。 託管服務穿「馬甲」 除了藏在自習室裡的課外班外，託管班是課外班的又一個「馬甲」。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北方某大城市一機構外看到了「免費託管」的廣告。 8月上旬一個工作日的下午4點半，記者在「免費託管」廣告附近看到了多位來接孩子的家長。一位家長告訴記者，自己跟丈夫平時工作都比較忙，下班很晚，孩子馬上就要升入四年級了，不想讓孩子在家裡「虛度時光」，就給他報了這個託管班，「至少有人看著寫作業，總比在家玩手機強。」這位家長說。 「免費託管」其實是這家機構招攬課程生源的「入口」。記者在這家機構前臺看到，一位姓張的老師了解到一位家長是給五年級的孩子進行諮詢時，立刻介紹起了機構的數學提升課程，「我們這邊很多『五升六』的家長都選擇『小中銜接套餐』，除了課本知識，還會帶一些奧數競賽題。」張老師接著指著教材上的「雞兔同籠」例題說：「您看這樣的題，我們就會教孩子用方程和假設法兩種解法。」 幾番溝通後，這位家長就領走了數學、英語測試卷，機構將根據孩子的答題情況最終確定分班並匹配老師。 記者注意到，在這裡，託管僅是一項附贈服務，機構內一面牆上貼著的暑期課表顯示，每周一、三、五是數學課，每周二、四是英語課。「現在報名數學或者英語就可以享受託管服務了，託管服務最晚可以持續到晚上6點。」 隱蔽培訓背後是基礎教育評價體系的單一性 無論是自習室裡補課，還是披著託管的外衣進行補課，隱蔽性都是這類補課的顯著特點。而「見不得光」往往與「風險」相連，比如，教學質量無法保障、收費不透明、退費困難、消防安全隱患等，甚至可能遇到無資質的「黑機構」或人員。 當校外培訓頻頻「改頭換面」「穿馬甲」後，也給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曉萱告訴記者，最初自己是在一間獨立的教室裡試聽課程的，上了幾次課後老師說教室不夠用了，就轉移到了現在完全不隔音的自習室。「媽媽說，我們是從大教室被騙到了小隔間。」 有人說，課外學科培訓的負擔之所以很難減下來，就是因為中國家長連綿不絕的培訓需求。 其實，家長也很無奈。 一位初二學生家長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學校開家長會的時候，老師們都會說不贊成家長給孩子報課外班，但是後面總會跟上一句話「有的時候也是沒辦法，這是現在學校面臨的基本盤」。 家長們能聽懂老師的「言外之意」。 一位家長坦言，「都說這是『劇場效應』，家長們都是在劇場中看劇的人，絕大多數人不想站起來看劇，但是，現在場子裡已經有不少人站了起來，沒辦法，我們也只能站起來，總不能讓孩子掉隊吧」。 這幾天，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在北方某大城市，一家處在「頭部」位置的校外培訓機構的線下門店多了起來，門店顯眼位置的廣告上有美術班、書法班、舞蹈班等各種素質班，當記者以家長的身份詢問是否有針對中小學生的學科培訓時，門口的老師馬上拿出手機，展示其中的文件，那裡有針對各個年級的語文、數學、英語等課程的課程表和開班時間……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培訓的剛性需求依然旺盛。 「第一，我們的教育評價標準過於單一；第二，教育依然存在不均衡，只要這兩個條件存在，那麼剛性的培訓需求就存在，就很難消除。」儲朝暉介紹，他曾經到丹麥考察發現，丹麥的學生在九年級前沒有學業考試，學校老師每個學期會從身體發育、體能、語言、計算、閱讀、社交與情緒發展等維度對學生進行專業評估，形成綜合性成長報告，取代單一的學科分數。 單一評價意味著「唯分數」和「篩選性」，儲朝暉認為，只有把「唯分數」的單一評價改為「多主體、多維度、全過程」的綜合評價，才能真正給中小學生「鬆綁」，並從根本上壓縮校外培訓的生存空間。 當然，在治理校外培訓的同時，還要提升學校教育的質量。《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要在「鞏固校外培訓治理成果，嚴控學科類培訓，規範非學科類培訓」外，還要「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全面提升課堂教學水平，加強對學習困難學生的輔導。壓減重複性作業，減少日常考試測試頻次」。 唯有「課內提質」和「課外治理」同發力，才能讓自習室回歸安靜自習的本源，讓託管服務真正卸下「馬甲」，讓「雙減」的減負目標落到實處，讓孩子們擁有一個真正屬於他們的、不被學科培訓侵佔的假期。 (文中學生及家長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實習生 康璐瑤 楊展儀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1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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