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世運會】成都世運會涉賽人員荷花池「嗨購」記
2026-01-10 20:27 7,295次浏览香港8月12日電 題：九旬「小鬼」交通員林珍：從經歷烽火童年到傳承愛國薪火 記者 韓星童 戴夢嵐 「小鬼」交通員林珍的抗戰記憶，是從那首《松花江上》開始的。那年她不過4歲，家住香港啟德機場附近的她常跟著姐姐林展到宋皇臺參加抗日活動，聽有志青年唱抗戰歌曲。 而今，林珍年屆九十，白髮如霜。她領著記者爬上香港沙田觀音山，指向高樓林立的九龍城，「我們家就住在打鼓嶺道41號。」1941年12月8日清晨，她正是在自家陽臺上，第一次看見日軍飛機轟炸啟德機場，轟鳴聲令人心驚；難民抱著孩子蜷在路邊；板車拉著蓆子卷蓋的屍體經過……人生憂患，自此開始。 7月31日，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遊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接受記者專訪。圖為林珍在香港沙田觀音山遠眺九龍城。 記者 李志華 攝 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姐姐林展從事地下工作，混入日軍公寓做洗衣女工。一天，幾個日本軍人押著雙手被反綁的林展破門而入，叫囂她偷了軍票，要抄家。「其實是他們想侮辱姐姐不成，就來找麻煩。」年幼的林珍躲在母親身後，眼睜睜看著日本軍人在家中翻箱倒櫃，把姐姐打得全身青腫。「突然聽姐姐喊：『弟弟妹妹，我要是被殺，你們一定要為我報仇』」這一幕，林珍一生難忘。 國恨與家仇刻進心裡，8歲那年，林珍毅然追隨姐姐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為一名「小鬼」交通員。 「在部隊大家都對我很關懷。」班長教她認路，沿途在樹上刻痕或用石頭做記號，也教她接頭暗號。班長講一遍，林珍複述一遍，便獨自上路了。她打扮成客家女孩的模樣，把情報捲成火柴棒藏在衣襟，手提一籃水果，光著腳走過旱地、海灘、紅樹林和山坡，將情報送往四方。 7月31日，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遊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接受記者專訪。 記者 李志華 攝 半年後，林珍被分配到傷兵醫院當護理員。起初只是打掃衛生、送水餵飯，慢慢地也學著給傷員洗傷口、換紗布。在物資匱乏的年代，紗布要反覆使用，「紗布換下來後，我就拿去河邊洗。」林珍回憶，春夏時還好，一旦入冬，血塊在冷水裡化不開，就要用手使勁搓，「洗完手就凍壞了，生了凍瘡，又痛又癢。」 說到這，林珍嘆了口氣，「其實我遇到的都是小困難，有些戰友中槍後動手術，連麻醉藥都沒有。」戰士們用溼毛巾捂著嘴，醫生一刀下去，那痛苦的叫喊聲像扎在林珍心裡一樣。「即便這樣，等他們縫好了針，消完炎，又會馬上申請歸隊。」 林珍照顧過一位臉被炸傷、雙目失明的戰士曾九。「我對曾大哥說，我幫不了你的眼睛，怎麼辦？」曾九笑著安慰：「阿珍，不要怕，我們總能打勝仗。」那種保家衛國的信念與勇敢堅韌的精神，影響林珍至今。 7月31日，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遊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接受記者專訪。 記者 李志華 攝 多年後，林珍與曾九數次在香港特區政府舉辦的抗戰紀念活動中重逢。曾九每次都會主動給林珍「利是」(紅包)，林珍拒絕說：「我不要，我已經長大了。」曾九卻堅持，「當初沒有你的照顧，也沒有我的今天。」 鮐背之年的林珍依舊忙碌。作為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遊擊戰士聯誼會會長，她時常拄著拐杖在校園講述當年光著腳送情報的抗戰故事，帶領年輕人瞻仰烏蛟騰、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看著那些朝氣蓬勃的年輕面孔，她總會語重心長地叮囑：「我們不能遺忘歷史，要把自己的心與國家的情連在一起，這才是民族魂。」(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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